央企老总VS高层智囊 不同所有制融合的竞争力

　　“融合改变商业”——这是2012第六届贡献中国高峰会的主题。

　　实际上，这也是《英才》杂志创刊15年来，始终探寻和坚持的一个愿景——消弭地理差距、文化差异、组织差别的隔阂，推动不同环境、不同所有制、不同类别的企业或组织，在融合的平台之上，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商业文明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尽管在商业领域中，竞争是永恒的主题，但融合却无处不在。

　　无论是企业间的并购整合，还是优势互补；无论是商业群体的抱团合作，还是交错渗透；无论是本土企业的国际化，还是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抑或是产业链条不同环节的合作分工，上下游的协调共荣，模式的组合创新，融合始终都是核心内容。

　　也正因此，我们汇聚了一大批在融合中发现和创造价值，在融合中改变自己、改变商业史观的领袖企业，共同见证融合所带来的力量。

　　从国家竞争力看国企民企互动发展

　　文|任洪斌

　　有相当一段时间社会上出现所谓“国进民退”的争论。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专家认为，“国进民退”是一股汹涌的潮流，是“一场新的国有化运动”；也有专家认为，“国进民退”是个伪命题，并不存在。

　　作为一家国有大型企业的负责人，笔者亲历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阵痛与发展壮大，也目睹了民营企业不断做大做强，与国有企业并肩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引擎。

　　透过对“国进民退”这场争论的深入思考，笔者认为：如何发挥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长，实现国家基本经济结构的优化配置，是当前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与效益，增强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实现可持续增长，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

　　产业升级需“组合拳”

　　如何使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形成合理组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解决目前仍然存在的一些行业重复建设、产业集中度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市场竞争力较弱的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迫切需要应对的课题。

　　由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原因，使得国有企业既具有“弥补市场失灵”，又具有“引导社会赶超”的双重功能。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近10年来一直致力于在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前提下，积极实施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加强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成为中国机械装备行业的领军者，连续多年在“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中名列第一，迈入世界企业500强。

　　考察国有企业现在的竞争力与经营绩效，许多国有企业在生产规模、科技创新、全员工效、安全指标和发展速度等主要技术指标上不仅位居行业前列、国内一流，有的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中央企业80%的优良资产已经进入上市公司，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变成了与民共享的公众企业，其开拓市场和配置资源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事实证明，在国有体制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建立高效率的管理体制，而且国企在保持社会稳定、保障宏观调控、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战略、推动自主创新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毫无疑问，我国改革开放的更大成果是一大批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起来。

　　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从1998年到2010年，民营企业的户数从1.07万家增至27.23万家，就业人数从161万人增至3312万人，产值占比从3.1％增至30.5％，利润占比从4.6％增至28.5％。

　　中国民营经济规模实力在“十一五”期间成倍增长、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社会贡献日益显著，为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做出了贡献。

　　笔者认为，争论一些行业里出现所谓民营资本退出、国有资本进入的问题，应该先具体分析行业因素。如在产业集中度低的钢铁业，存在着“大行业、小企业”的现象，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面对竞争压力与日益紧迫的环保压力，国内钢铁业必须尽快通过重组整合产业集中度，实现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做大做强一批钢铁企业。

　　其次，应该深入分析“国进民退”的具体案例。一些民营企业可能由于决策投资控制风险问题、家族管理人员接班问题、产业技术换代问题、重新选择行业投资等，愿意并主动寻找被国有企业购并，寻求再次发展的机会，由此产生了所谓“国进民退”现象。

　　此外，应该看到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或国企改制为民企的现象也在不断涌现。如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建龙集团等民营企业，他们就是在并购大量中小国有企业中成长起来的。

　　“国民互动”的战略意义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是不是有分工的客观必然性？

　　尽管投资主体的所有制不同，但从市场经济运行层面去考察，无论产权差异有多大，企业运行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规则的约束以及产业、产品分工协作变化规律的制约。

　　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轨迹，其最重要的经济规律体现就是分工体系和规模经济效率。任何一家大的制造型企业，其生产都是由许多的企业进行体系分工而制造出来，飞机制造、汽车制造、船舶制造等都是如此。像美国的飞机制造中心西雅图、汽车制造中心底特律等。

　　所以要夯实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这个合理分工的基础，建立起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互动机制。

　　民营经济是通过市场化路径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其大规模发展，有利于形成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形成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又会使边际收益为零的企业逐渐退出，解决一直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产能过剩问题。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由于他们各自的外溢性形成了相互带动、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必将继续演绎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奇迹。只要国有企业能发挥出行业的主导地位，履行好宏观调控功能，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就可以在产权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利益机制作用下，完成探索完善国有产权、股权流转机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股权多元化、国有资产跨区优化配置，提高国有资本的证券化率等多项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目标。

　　同时，又可以把民营企业由市场上的单打独斗吸纳整合成完整的产业链，实现行业联合，在形成相互渗透互动合作的机制中，通过自己的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调动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不同程度地进入到重要的公共产品、服务行业的产品、国家支柱产品、高新技术产品以及国家安全行业的产品，实现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品生产、流通和服务的一体化。

　　这样既提高了国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能力，也提高了中国企业在市场中与国际资本抗衡与竞争的能力。

　　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是创新。对企业而言，既要有技术创新，也要有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民企与国企形成产业互动和资本扩张的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可以促进国企和民企互动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激发企业自觉变革自身产权关系和消除与市场经济不适宜制度的动力。

　　现在，国家已经把钥匙交到企业家手里，并出台了一系列发展民营经济与市场准入的政策，在产权、管理制度等方面给予了企业发展的制度最优配置。这些制度创新既为国有企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平台，也为民营企业扩大投资领域和发展空间提供了保证，更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产业互动和资本扩张构建了途径。

　　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关键不在于进和退，而要看到国有企业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重大成效。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树立起国家利益观，站在国际大格局下看问题，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都是相互依存的民族企业、国家脊梁。

　　（作者系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国民合作的资本“纽扣”

　　文|陈小洪

　　去年，我和同事搞了8家央企与民企合作的调查，发现所调查的央企大多已与民企有广泛的资本合作，包括同时有交易合作的混合型的资本合作。

　　央企和民企的资本合作分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央企母公司或其主要的业务公司为上市公司时的合作，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多数是国有股东，同时有大量民企及个人股东的投资，初步统计8家央企涉及26家上市公司。

　　第二层次是与业务发展有关的资本合作，比如央企收购民企股权或资产，收购后由央企主导企业或业务的发展。比如央企投资入股民企原业务，央企和其他合作者作为利益相关者或战略联盟者共同支持新企业发展。还有就是民企对央企原业务投资入股，这种方式是央企主要以业务资产出资，民企以现金出资。

　　资本的合作使央企和民企能形成更密切的共同利益关系，双方可按资本规则参与公司的经营甚至管理，当共同的业务只涉及资本合作，公司内部决策时调整会更容易。但由于资本合作需要投资、涉及资本关系的调整成本会较高，因国民合作的资本“纽扣”此央企和民企的资本合作意味双方或多方要有更长远的考量和互信，重大的资本合作通常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调查案例表明央企与民企资本合作主要有五类动因：解决资本不足问题、解决机制问题、进入新领域、优势互补提升核心竞争力、整合行业。

　　央企与民企资本合作取得了明显效果：支持了央企更快发展，进入新领域，改善机制，提升管理，提高资本财力；民企也发展更快了，作为主要市场带动发展，如果合并，民企和民间投资者都获得很好的投资效益。

　　央企和民企的合作往往带动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如南车带动了配套企业的发展，轨道交通产业链成长，地方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群形成，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中船重工带动了大连及环渤海地区船舶产业集群；中国移动带动了北京、深圳、上海无线移动设备、终端和软件产业的发展。

　　从经济学和经营学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央企和民企的合作，根本原因是经济性的，是经济效益追求使然。

　　合作扩大和发展市场的需要。在非国有经济约占2/3、民营经济占40%强的中国，央企与民企合作，是许多央企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合作有利于提高央企的成本竞争力。除某些行业因素外，央企凭借自己的实力能掌握主要的重大项目，有较高的系统产品、系统服务的开发和供应能力，同时通过与民企合作分包出去劳动密集型的业务，或采购低成本的零部件，从而使自己在拥有工资水平更高的人才的同时，能控制总成本，并通过持续投入维持和不断发展企业更有竞争力的业务。至于对中国企业发展都具有战略意义；

　　合作有利于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央企和有技术优势的民企合作，提升了自己的技术能力，亦拉动了包括民企在内的整个产业技术能力的提升。

　　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体制政策因素是影响一些合作模式选择和驱动力的重要因素。举几例：央企与民企资本合作往往要求控股，理由是有利于控制，可以合并报表。问进一步发展与民企合作需要什么，回答是钱，因为必须控股；问民企，为什么和央企资本合作，愿央企控股，答央企有钱，获得资源方便。

　　问题是体制政策因素未必不会变。中国资金日益充裕，如果中央政府弱化金融危机后重新使用的信贷额度管理做法，私募基金进一步发展，主要银行调整战略，则有技术的民企因缺钱愿被央企控股的情况就会减少。自然资源开采权政策近几年对民企时紧时松，因此与有技术实力但自然资源获取较难的民企合作的战略，亦可能要根据情况有所调整。

　　此外对央企主业管理，央企投资是否必须控股等问题，似乎也存在认识和管理规定调整的问题。总体地看，央企与民企的资本合作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解决的体制政策问题。

　　（作者系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

　　策划|本刊记者 严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