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债压垮汉阳铁厂

　　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到关键时期，都开始大炼钢铁。19世纪末，李鸿章等洋务派从欧洲“搬回”了枪炮厂、机械厂、轮船厂、织布局……中国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但没有钢铁这根梁柱，国家工业体系就无法独立，还得继续向西方要饭吃。

　　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指挥下，洋务运动的压轴项目汉阳铁厂上马。不到三年，一座集炼钢、冶铁、煤矿为一体的钢铁联合企业在大别山下拔地而起。1894年5月，汉阳铁厂试产成功，比日本八幡制铁所（日本最大钢铁企业新日铁的前身）早六年。

　　在当时，汉阳铁厂是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钢铁公司，用张之洞的话说是“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欧美各国更深受震撼，称其是中国的“一代雄厂”，把它看作中国觉醒的标志。

　　资金泥潭

　　然而，汉阳铁厂的成功创立并没有让张之洞得意，炼钢最烧钱，但他恰恰又没钱。当时朝廷有两件外债压垮汉阳铁厂大事要抓：一个是办铁厂，一个是给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由于资金紧张，朝廷答应好的每年给铁厂拨款200万两银子，结果只拨了一次就没了后话。

　　汉阳铁厂从建设伊始就遭遇到严重的资金瓶颈。由于两湖地区的煤矿、铁矿不在一处，于是折中在武昌设厂，为避免绅民不断阻挠资金无端耗费，张之洞临时决定改到汉阳建厂。没成想，汉阳是个低洼地，要建厂先得填9万方土做地基，这一项又耗银30万两。

　　好不容易16根大烟囱立起，张之洞却发现铁厂无煤可烧，原来萍乡煤矿的产能根本不足以供应铁厂的需要。不得已，铁厂只能高价购买开平煤矿的煤，甚至购买日本、德国的焦炭。当时，生铁市价每吨20两白银，而开平煤到汉阳的到岸价每吨就已经高达17-18两，洋煤更贵。加上技术缺陷——容易断裂，汉阳铁厂炼出来的生铁与钢，在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

　　万般无奈，张之洞先是想把厂子承包给洋人，结果国内各方激烈反对，最终，他找到盛宣怀，满足了盛提出的条件——必须由盛兼办铁路，掌控销售市场。1896年，盛宣怀当上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督办，随即接管了汉阳铁厂，从此汉阳铁厂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开始大力招商引资。

　　可惜，汉阳铁厂当时的生产效率只有英、德钢厂的一半，美国钢厂的1/3，根本无法与洋钢竞争。从官督商办的1896—1905年，汉阳铁厂共亏损226万两银子。盛宣怀只得利用兼任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通商银行等企业督办的职权，从这些企业抽调了200万两白银，算作“商股”充数。

　　但是，最紧急的燃料问题不解决，铁厂的生产就上不了正轨。山穷水尽的盛宣怀抛出了杀手锏——改造萍乡煤矿，实行新法开采。

　　改造萍乡煤矿需要巨额投资，修铁路把煤从山沟里运出也需要大把银子。钱从哪儿来呢？

　　当时的国有银行赔偿日本战败赔款还自顾不暇。盛宣怀发现，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向外国银行贷款，尤其是把中国赔给日本的钱再借回来。1899年，盛宣怀向德国礼和洋行和日本大仑组借款300万两银子，再加上股款和挪借的200万两，一股脑砸进了萍乡煤矿改扩建工程。一年后，萍乡煤产量已经能供应汉阳铁厂的需要，每吨售价11两，远比开平煤便宜。

　　原料问题看似被解决了，但是技术问题又带出了新花销。原来，汉阳铁厂的炼钢炉不适合炼制含磷量高的湖北大冶铁矿，出产的钢材容易断裂。盛宣怀派人到英国化验大冶铁和萍乡煤，英方认为都是上品，改用碱性高炉即可炼出优质钢。

　　改造炼钢设备，再次需要大笔资金。此时，汉阳铁厂欠债已达300多万两，要摆脱这个困境，只有硬着头皮增加投资、改造设备、扩大销路。于是盛宣怀又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款300万日元。

　　1908年，6座高炉全部改扩建完毕，同时新建了轧钢、钢轨、钢板厂，扩充了机修厂和电机厂。这一浩大工程耗银300余万两。扩建与改造后，汉阳铁厂在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上有显著的改进。汉阳铁厂的账面甚至开始出现盈余，尽管只有区区15400元。

　　商业上一时的成功并没有把资金问题抹去。1908年盛宣怀把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正式合并成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认为煤钢联合能够以煤补铁（当时煤矿远比炼钢赚钱）。他原本设想此举可以吸引资金2000万两，还清所有欠款后还能进一步扩充设备。但是民间资本对煤钢联合反应并不踊跃。

　　到1912年4月，汉冶萍的资本有940万两，但欠债却高达2440万两。汉冶萍面临的局面是，要么宣布破产要么再扩充生产。盛宣怀选择了后一条路。于是，盛宣怀又从日本正金银行借款1500万日元。

　　金融鸦片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汉阳铁厂每次引进外资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扩建，都使得产能与质量有一个大的提升。可以说，外债对汉阳铁厂的发展起到过促进作用。但最终压垮“一代雄厂”的也正是巨额外债。

　　1914年，由于一战的刺激，世界钢铁价格迅速攀升，生铁每吨市价最高达260元。但是由于1913年与日本签订的借款合同规定：汉冶萍在40年内应供给日本矿石和生铁两项共3000余万吨，每年产品须尽先供应日本；并且售予日本的矿石与生铁的价格不以国际市场价格为标准，而是由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协商行事。

　　结果在大战高潮期间，汉冶萍生产的矿石有3/4输往日本。而由于合同限制，矿石与生铁不能按国际市场价格调整，汉冶萍在一战期间售予日本生铁30万吨，损失3000万银元，再加上铁矿石，汉冶萍一共“贡献”给日本达11500万银元。

　　本来，汉冶萍公司可以凭借一战还清日债，打一个翻身仗，但是借款合同让其丧失了千载难得的良机。1921年，战争带来的繁荣褪去，世界铁价猛跌，汉冶萍从此一蹶不振。

　　汉冶萍公司的金融绞索是如何被戴上的呢？

　　事实上，汉冶萍公司对日本的历次借款，表面上是由三井洋行和正金银行出面，实际上背后完全由日本政府主导。早在1905年，日本外务大臣桂太郎就宣称，日本的贷款目的是逐步攫取萍乡和大冶的采掘权，甚至控制整个汉冶萍的管理权。

　　1910年汉冶萍想将多余大理石卖给美国西方钢铁公司，日本质问“除售制铁所外，能否兼售他国”；1914年汉冶萍打算向英国和中国通惠公司借款还清所有债务，日本威胁说这将导致邦交反目；1915年汉冶萍想委托别家行号购买机器，日本立刻警告“购买各种机器均应由东洋行家承揽”。最终，以上商业行为都不了了之。

　　从汉阳铁厂到汉冶萍公司，这家中国钢铁巨龙为资金所困，投入与产出始终未能形成正循环。产品无法与欧美和日本的产品竞争，汉冶萍公司最后只能靠卖矿石过日子。1900—1931年，汉冶萍矿石产量的56.4%都输往了日本。

　　文|本刊记者 赵福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