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通京官来说，每年的交通费压力，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清代北京道路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交通不便，特别是下雨刮风天，常难以行走。加上衙门离住地往往有一段距离，所以官员们多选择乘轿、骑马或者坐车出行。
清代为保持满人尚武的传统，规定满族官员上朝、出行需骑马，王公、贝勒、贝子和六十岁以上的官员方可坐轿，而汉人文官则不论年纪品级皆可以乘轿。
官轿根据职位高低有明确的区分，尚书、侍郎、督抚一类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乘坐绿呢大轿，以下乘坐蓝呢大轿。但据何刚德的说法，京城的绿呢蓝呢，其实要求并没那么严格：“王公大臣许坐四人肩舆，或蓝呢，或绿呢，无甚区别，非如外官，必三品始坐绿呢轿也。”
虽有坐轿的权力，京官们往往选择坐车，坐轿开支太大。买轿子雇轿夫的钱不是普通官员能承受的。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高级大臣一年坐轿，就要费银八百两，因为必须雇有两班轿夫，还需前有引马，后有车辆及跟骡。
曾宝慈的记述更直观。他说曾广汉作户部侍郎时，“均须值日，至颐和园路程很远，骡车跸路上午走颠簸，时间不短，因此侍郎以上，多乘四人大轿，大学士则乘八人大轿，即绿呢轿，下有红拖泥。轿夫都是久经训练的壮丁，上身不动，两腿迅速而步子极小，既快又稳。每轿两班，四人一班，每个人工资月白银一两，轿夫约走百公尺即换班，行走如飞。换下来的轿夫就跳上二套车休息。” 轿夫八人，每人每月一两，则工资一项每年就要九十六两。
因此，不少高级大臣也选择坐车。据《清稗类钞》，雍、乾以后，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至同治甲子，则京堂三品以下无乘轿者……光、宣间，贵人皆乘马车矣”。许多强撑体面的官员，将绿呢大轿保留在宅第的轿厅里，却很少使用，只有在重大场合，才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
坐车也有雇车与自备车之分。大部分中下级京官连车也买不起，只能经常雇车。最穷困的京官则极少雇车，绝大多数时候都选择步行，比如刘光第。刘光第做京官时，上班路程很远，“从寓至署，回转二十里”，因为无钱坐车，所以平时“均步行，惟雨天路太烂时偶一坐车”。 每天步行十公里，堪称健足。
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自然买不起轿子，但是他没有刘光第那样艰苦，隔三差五会租一回马车，这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销。曾国藩的活动范围，除了偶尔到衙门、皇宫和圆明园办公值班外，主要集中在宣南一带，比如琉璃厂、长沙会馆、湖广会馆。他的朋友们也大多居住在宣南。
通计道光二十一年这一年，他日记中提到去长沙会馆十五次，琉璃厂十三次，紫禁城（包括翰林院）七次，湖广会馆六次，文昌馆五次，圆明园三次，财神馆二次，出彰义门（彰义门就是广宁门）送人离京二次，西直门外极乐寺一次。提到经过顺城门（就是宣武门）二次。曾国藩去圆明园、皇宫、翰林院等处自然需要坐车。从绳匠胡同到会馆，路并不远，账簿显示他也经常坐车去。可见他日常生活是比较注意官员体面的。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账簿中，关于交通费有十分零散琐碎的相关记载，比如：
正月，车夫一千文。
三月，车钱六百文。
闰三月，车行五千文，又七千五百文，车钱一千三百。
合计一下，结果是白银50.58两。
这是初入北京之际的情况。道光二十四年升为翰林院侍讲后，曾国藩就开始自养车马。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家信中说：
寓中已养车马，每年须费百金。因郭雨三奉讳出京，渠车马借男用。渠曾借男五十金，亦未见还。
可见车马是郭雨三借给他的，可能是用来抵偿五十两负债。曾国藩每年需要花费一百两左右用来饲养马匹、保养马车及雇用车夫，那么这一项也和他全年的工资收入差不多了。
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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