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用”论文报告

　　35岁的付晓霞是北京一家儿科医学刊物的编辑，数月前她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演讲引起了争论。演讲内容是她与同事合作的论文——《2000年—2009年中国SCI论文零被引数据分析》。

　　一位资深医学专家听后惊讶地说：“直观的数据很震撼，我国科技论文质量还有待提高。”也有人惋惜：“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检索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1963年，美国情报学家加菲尔德博士创立SCI这套科学文献检索工具。由于它涵盖了数千种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学术期刊，已衍生出评估科技研究成果的功能，在中国也是科技领域学术评价的重要标准。

　　“十五”以来，随着中国巨额的科研投入，从2000年至2009年，SCI收录中国作者论文总数由3.14万篇猛升至13.11万篇。

　　然而，根据付晓霞等人的研究：2000年至2007年，中国SCI论文“零被引”的增速以20.67%压过17.87%的论文增速。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零被引”等“中国论文病”一再受到舆论批评，但学界内部对待这一问题，并不像外界那样一片声讨。

　　也许，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付晓霞等人发现的惊人数字，而是人们对于这些数字的暧昧态度。

　　受资助的中国SCI论文9年增加5万倍

　　《2000年—2009年中国SCI论文零被引数据分析》是付晓霞和同事关于中国SCI论文的第三篇文章。他们的研究统计工作始于2009年。

　　付晓霞供职于《中华儿科杂志》。“我们杂志在国内医学期刊里排位比较靠前，最近几年编辑们时常抱怨来稿质量不行。其实，这些年国家投入还是蛮大的。我们就很奇怪，想探寻一下我国SCI论文被引情况。因为文章被引用、受关注，一定程度上反映它的学术价值。”付晓霞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与高速驰行的中国经济增速相似，根据付晓霞等人统计：2000年以来中国作者被SCI收录的论文数年均增速达到17.19%。而同期的世界SCI论文年均增长率仅为4%。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数据也显示，中国已成SCI论文制造大国。该研究所方法研究中心主任潘云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SCI收录中国论文为14.84万篇，占世界份额的10.4%，位居世界第二。”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主任邱均平则向本刊分析说：“这背后是政府在人、财、物等各方面对科研工作的强力支持。”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提供的数据同样显示，到2010年，中国科技总经费规模达到全球第三，仅次于美、日，科研人员总量亦居全球第二。

　　强力的政府投入一部分就用来资助论文。2000年至2007年，中国SCI论文受到基金资助仅分别为4、6、19、41、161、107、211和670篇次。2008年受资助SCI论文猛增到6.6万篇次，2009年跃升至20.4万篇次。“有的SCI论文受多个基金资助，虽有部分论文标注不规范，但政府逐年对科研的支持力度可见一斑。”付晓霞说。

　　2008年，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篇次最多——1.86万篇次，占全部受资助SCI论文的16.8%。其他对论文资助较多的单位依次是科技部、教育部和中国社科院等。

　　“零被引”论文是不是垃圾

　　“我们不只是为了神和一帮天使的眷顾才去写论文，而是为了脆弱的人类同胞们……”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小布拉格曾说，“除非一篇论文有直接的影响，否则他们对科学的进展几乎只是无足轻重，还不如不写。”

　　“零被引”论文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徐坚的眼中，就是小布拉格所言“不如不写”的论文。他曾多次撰文表达这个观点。“虽然不能简单地说，零被引的论文一定就是垃圾论文，但其学术价值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受到一定的舆论支持，但这种观点却在学界引发了论战。有学者反驳：“一篇高引用率的文章固然是好文章，但说零被引就是垃圾文章也太偏激、太轻率。”

　　徐坚的回答绵里藏针：“究竟吃了几碗凉粉，只有自己知道。”对于“零被引”论文未必无价值，可能触发灵感的说法，他反击说：“有没有价值，问问自己，只是不要为了功利目的去骗自己。”

　　在浩瀚的中国SCI论文中，有多少论文“零被引”？付晓霞的统计结果是：2000年到2009年，24.2%的中国SCI论文“零被引”，共180675篇。这意味着近四分之一的论文没有同行问津。

　　影响因子是国际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影响因子越大，期刊学术影响力也越大。统计显示，超过八成，即82.58%的中国“零被引”SCI论文都聚集在低影响因子期刊上，达到149208篇。

　　潘云涛说：“从国际论文总体上看，在发表后3年、5年和10年间，零被引的论文比例分别是40.3%、30.9%、23.9%。以我国计算机领域国际论文为样本进行的研究显示，在论文发表后3年、5年和10年的时间里，零被引率分别是44.3%、33.5%和29.1%。”

　　由于SCI本身的限制，付晓霞只能查询2000年到2006年国际“零被引”的情况。两种主要的文献类型——论著类和综述类，中国的“零被引”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这6年间，国际论著类论文的零被引率徘徊于11%、12%之间，而中国由12%上升到16%。另一种主要文献综述类，国际是4.44%至5.28%，中国为6.92%至12.64%。

　　2000年到2009年的9年间，中国“零被引”的SCI论文平均增速也相当快，以25.41%力压17.19%的中国SCI论文平均增速。

　　考虑到论文发表后3至5年更能反映实情，付晓霞与同事在2011年专门统计了2000年至2007年的情况，“零被引”增速仍以20.67%压过论文17.87%的平均增速。

　　“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停止生产零被引论文。”徐坚是坚决的“零被引”反对者，在博客上表示与“零被引”论文割席断交。

　　2011年5月6日，他在网上晒出自己零被引的论文：2001—2008年，他的研究组共发表论文55篇，有6篇零被引，占总数的11%。

　　日媒《日经产业新闻》是首个挖掘出2006年中国科学论文数悄然跃居世界第二的媒体。2008年9月29日，这家媒体对比各国引用频率最高的重要论文数：2007年美国的重要论文占到全世界的40%，英、德分别超过10%，日本为7%，中国约6%，中国似乎还不是论文强国。

　　另一数据来自世界著名的物理学顶级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该期刊统计过各国投稿的录用率——平均在35%左右。欧洲最高，德国、荷兰的录用率达到了60%，美国在50%左右，日本在30%左右，印度在18%左右，而中国最低，不足10%。

　　SCI成为衡量学术水平考核尺度

　　“零被引率可视为衡量论文质量和团队学术水平的晴雨表。”邱均平说。另外，非“零被引”SCI文章中，也存在“假引用”现象。

　　“自己引自己的，有关无关的都引；或者小团体说好了相互引用，不同实验室的导师相互投赞成票。其实，是否做过手脚，如果想了解，对于做数据库的人来说，一目了然。”付晓霞说。

　　付晓霞表示，会根据搜索情况确定后续研究方向。她说，并不排除专门统计院士、长江学者的论文数据以及著名高校的SCI论文情况。

　　当然，“零被引”也有一定客观原因。比如中文期刊上的论文，国际同行看不到或看不懂，如果国内同行认为没有引用必要，自然会产生“零被引”。

　　付晓霞认为，学术论文未发在更合适的期刊上也是影响因素。“发表论文主要是同行交流，促进科研进步。一篇病毒学论文发在病毒学杂志最好，但这种杂志可能影响因子不会超过10，若发在其他医学杂志上，影响因子更高，但同行看到的几率就低很多”。

　　“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片面的SCI考核压力。”付晓霞认为。

　　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首次将SCI引入考核体系，使其SCI论文数量连年居全国第一，此后高校及研究机构竞相模仿。目前，SCI已成为衡量各高校、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学术水平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

　　“零被引论文在国内仍享受着SCI的一切荣光。因为大部分考核只看是否发表在SCI期刊上，SCI期刊影响因子是几，论文本身真正的影响力似乎并不重要。科研人员晋升职称，博士毕业，评奖，申报基金，单位年终总结和奖励，都与SCI直接挂钩，这催生了很多‘零被引’文章。”付晓霞说。

　　邱均平则担忧，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影响学生群体——为应对毕业，滥发SCI。

　　令人疲惫的炮轰

　　针对“唯SCI”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武夷山曾说，“把科技界存在的浮躁、弄虚作假等问题归罪于SCI这个工具，显然有失公允。”

　　“SCI之父”加菲尔德博士三次到过中国。2009年9月他在大连谈起学术评价标准：“由于科研管理者的懒惰，希望一个数字解决所有的评价问题，评估人也好，评估期刊也好，有很多不同指标，若只要求一个字‘快’，拿一把尺子衡量很多人，这样是不对的，我们要有综合的评估指标。”

　　加菲尔德研究过获得诺贝尔奖及诺贝尔奖提名科学家的论文。他发现这些“诺贝尔水准”的科学家论文数为普通学者的5至6倍，但被引率却是普通学者的30至50倍。所以付晓霞认为，单篇论文被引率是同行关注的一个缩影，应纳入考核。

　　“政策导向往哪边倒，是个挺复杂的事，不能一刀切。”付晓霞说。

　　比如，“零被引”就存在小众例子——好文章因为其创新性而曲高和寡，发表后无人问津，待几十年后才被挖掘出来。

　　1865年，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发表论文《植物杂交试验》。直到1900年，即他去世16年后才引起关注，此文开辟了遗传学研究。

　　香港的学术评价方法给付晓霞留下深刻印象：“跟英国评价很相似，影响因子也重要，但只是其一，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全球同行评议，不仅看几分，还要考虑研究成果对专业发展的影响，是否专业前沿，发布期刊的平台是否合适等等。”

　　目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正在研究新的论文评价标准，北大、清华等少数高校也已从探索淡化对SCI论文数量的考核开始。不过，更普遍的是，学者和少数高校处于呼吁和表态阶段。

　　2011年初，付晓霞发出第二篇研究报告时，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游苏宁点评道：“希望本文的数据能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和警觉。”

　　《望东方周刊》记者钱贺进|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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