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留学“金矿”

　　作为小学毕业礼物，卢静为儿子安排了一次长达14天的奢侈美国游，单人23900元的团费加上当地费用，这次“亲子”游要5万多元，大约相当于她3个月的薪水。

　　这是为让儿子去美国读高中所做的铺垫。卢静代表的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相比以前的留学生在大学毕业后才出国深造的传统，家长们倾向于在低龄时就送孩子出国。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仅有65名赴美中学生，2011年赴美中学生人数增长100倍，达到6725人。2010年中国出国留学生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学生占19.8%，而2011年仅高中生出境学习人数就占中国总留学人数的22.6%。

　　需求背后，一个低龄留学产业正被迅速催熟。

　　烧钱的美国入学考试

　　在美国读高中需35万~40万元人民币/年，而读本科只需25万~30万元人民币/年。对许多家长来说，越早送孩子出去意味着要花更多的钱，但他们仍然觉得非常值得。

　　上海的高三学生邵琪（化名）从高一开始准备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即美国的高考）考试，除了学习英语参加托福考试外，她还得参加美国高中化学、物理等课程的培训班。

　　高二起邵琪就开始参加SAT考试。与国内不同，SAT每年有7次考试机会，并允许考生多次参加，从中选择最好的一次成绩申请大学。所以，包括邵琪在内的许多中国学生每次考试机会都不放过。SAT在中国大陆没有考场，内地学生必须飞赴香港参加考试。这已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1年底公布的《门户开放报告》，2010~2011学年，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达15.76万人，其中赴美攻读本科的学生占36.5%，较2010年增长42.7%，远高于赴美就读研究生15.6%的同比增幅。

　　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则显示，2009年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2010年近100万人，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达21.1%。2010年以来，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中放弃高考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递增。

　　一家签证网的CEO罗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不久前刚刚帮烟台一所中学开办了SAT培训班，60个名额有600个学生报名。

　　除了课程科目培训班之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也是必须的，因为美国大学对学生的要求不单单只有成绩。为此，邵琪在2011年参加了一个花费达6万元的美国夏令营。作为回报，她得到了美国一所著名院校的游学证书。“这种夏令营就是专为中国学生开的，完全就是烧钱。”邵琪说。

　　想通过SSAT（SecondarySchoolAdmissionTest，美国中学入学考试）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卢静已经为刚上初一的儿子报了两个培训班，未来还需要参加更多的培训班。“钱已经流水般地花了出去。”卢静说。

　　“野鸡”大学的诱惑

　　高考失利之后，江明宇从一家留学中介处了解到澳大利亚的麦考瑞大学SIBT课程。这个课程要求学生先进入大学学习一年，拿到“大学预科四级证书”，再花一年完成SIBT大一文凭课程，然后再转入麦考瑞大学的二年级第一学期。

　　复杂的课程和文凭变化，让江明宇疑心这是传说中的“野鸡”大学。经过咨询他得知，所谓的麦考瑞大学SIBT课程并非麦考瑞大学开设，而是一家名叫Navitas的教育服务提供商与麦考瑞大学合作开设，专门针对江明宇这样语言、学习能力都不强的国际生。通俗来说，SIBT课程相当于国内的职业教育学院，门槛比麦考瑞大学低很多。

　　但是，由于西方的大学体系都是宽进严出的体制，很多申请被拒绝的国际生可以经过SIBT的缓冲再转入麦考瑞大学。当然，这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一点也不轻松。

　　江明宇就在读到SIBT大一文凭课程的学期结束后挂掉了许多科目，只能选择重修，而如果再通不过考试，他就无法进入麦考瑞大学，只能去一所较差的学校。

　　“对麦考瑞大学SIBT课程，中国留学生总是爱走极端，要么就认为这是一所‘野鸡’大学，骗钱的；要么就觉得在这里拿个文凭很容易。”罗晨说。据了解，Navitas是经过注册的高等教育服务提供商，而“野鸡大学”则是在没有得到国家权威机构认证的情况下授予欺诈性的或毫无价值的学位的学校。

　　由于信息不对称，有许多真正的“野鸡大学”现实存在。美国檀香山文理人文大学就曾骗了许多中国留学生，而“打工皇帝”唐骏所读的西太平洋大学也被方舟子揭露为“野鸡大学”。

　　“留学中介本身不规范也有很大责任，为敛财不择手段。”罗晨说。

　　一些留学中介在宣传“野鸡大学”时，经常会以“这个学校什么都好”、“保证可以移民”、“读起来很容易”等说辞蛊惑学生及家长。

　　在国家涉外教育监管网对全球大学都进行认证，使许多野鸡大学无所遁形后，“骗子中介”大大减少，留学中介的规范化有了很大进步。

　　工作室“联盟”渐壮大

　　在中国日趋低龄化的留学服务中，除了大型留学中介机构之外，小型工作室及其联盟也逐渐壮大，并形成一个特殊的链条。

　　许薇是国内最早开设留学工作室的一批人之一。工作室只有一两个人，每年服务100多个学生。但这样的规模在同行中已经算不小了。

　　许薇的工作是辅导这些高中生的SAT课程，包括高中物理和化学。而招生的方式主要是靠口口相传，学生带学生。

　　许薇告诉本刊记者，这些定位不同的小工作室已经形成了一个圈子，互相推荐生源。这样的联盟虽然松散，但却能令大家互相监督。“如果有不规范的做法，就会被列入黑名单。圈子很小，没几天大家就全知道了，会自觉地封杀这个人。对一个称得上高利润的行业来说，这样的一次性生意得不偿失。”

　　刘芳艳也经营着一个“留学咨询”的工作室。“一年只要做到100个学生，就能赚大概50万。”刘芳艳说。

　　刘芳艳说，国内的留学服务利润很高。例如做一个澳大利亚留学中介业务，每个学生能收8000元的服务费，另外学校还会给1万多元的返点佣金。“如果做得好，毛利可达50%到60%。”

　　除了赚学生的钱之外，刘芳艳还可以从国外的大学得到返点佣金，而美国的一些一流名校即使不支付佣金，也还是会以市场费之类的名义给一些钱。

　　正因为高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先入者苦心经营的诚信体系也在受到挑战。最典型的是材料造假。这在行业里叫做“适度包装”，也就是为学生提供虚假成绩单、文书或者一些言过其实的推荐信。

　　刘芳艳说，为了让学生满意从而带来更多的生源，越来越多工作室的底线都在下降。尽管明知这种造假可能会给学生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但很多中介仍然铤而走险。“我现在最怕这种事情形成规模，一旦造成大的影响，那我们这些工作室的前途就全完了。”

　　《望东方周刊》记者姜智鹏|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