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

　　——专访《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定稿人之一童超

　　2012年7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两本新书举办了一场高规格的座谈会。地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这两本新书分别是《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和《中华史纲》。

　　座谈会之前约半个月，7月13日，江泽民同志阅过《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初稿后，为之写了序言。

　　在这次座谈会上，刘云山在讲话中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历史知识学习的重要指示，按照江泽民同志在《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序言中关于提高历史素养的明确要求，坚持以史育人、以史资政，推动形成重史学史用史的浓厚氛围，在学习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中获得开拓前进的强大动力。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以下简称《读本》）以约40万字的篇幅，扼要勾画出上自中国境内远古人类与文明起源，下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灭亡的历史。

　　日前，《读本》的定稿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童超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独家专访，详细解读了《读本》编撰的背景及该书的特点。

　　为党员干部提供史鉴

　　《瞭望东方周刊》：《读本》编撰的背景和主要目的是什么？

　　童超：这本书是根据江泽民同志的倡议和他一贯提倡要重视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指示精神编写的。

　　2008年，江泽民同志在与中国社科院学者的座谈会上，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意义。强调全党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发展史。我院陈奎元院长根据江泽民同志的指示和倡议，部署历史所学者编写了这本书。院党组和历史所党委也始终高度重视和关心本书的编写。

　　我们编写《读本》的目的，一方面是要通过本书宣传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传播翔实丰富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是根据江泽民同志强调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历史的指示精神，在《读本》中适度地、有重点地总结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比如如何处理民族问题、边疆问题、宗教问题，如何变革制度、关注民生、消除弊政、惩治贪腐等，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瞭望东方周刊》：能不能举些具体例子？

　　童超：比如在中国历史上处理民族和边疆问题成效比较显著的是元朝和清朝，我们都用了专章专节来写当时的政府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采取了哪些办法，收到了什么成效。

　　我们在第八章“元代”中提到，元朝统一之前，西藏地方势力与各教派势力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后来元朝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实行了有效的行政管理，西藏地区自此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而在“民族地区和边疆的行政管理与清朝的民族政策”这一章节中，我们对清朝处理民族和边疆问题的方式也做了总结。

　　清朝特别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策略有三：一是因地制宜，按照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特点，分别建立不同的行政机构；二是利用宗教，修其教不易其俗，为加强蒙族和藏族的关系，清政府推崇黄教，大修喇嘛庙，封赐喇嘛教首领，实行政教合一；三是恩威并用，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封赐爵位，给予厚禄，或联姻，或召见，而对破坏统一的叛乱割据势力则给予坚决的军事打击。

　　总的来说，清朝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有效地协调了民族关系，形成了汉、满、蒙、回、藏等50多个民族共同生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瞭望东方周刊》：贪腐问题可以说是历朝历代的顽疾，在编撰《读本》的过程中，你们是如何解读这一问题的？

　　童超：腐败的确是封建王朝的一个痼疾。但是历代也有很多惩治贪腐的具体措施。

　　比如北魏的孝文帝改革，推动了北方民族大融合。孝文帝推行的第一项改革就是为了解决官僚腐败的问题。

　　北朝的官僚原是没有俸禄的。（本刊记者注：北魏自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开国，至孝文帝当政八十余年间，不设官员俸禄。因为当时选拔官吏主要依靠门阀制度，官员大都出自豪门，家道殷实，足以维持生计。）为了避免坐吃山空，他们不得不“自谋生路”，当时的武将有两个渠道获得收入：一是军事掠夺。通过征服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掠夺大量财富；二是通过立战功获得朝廷的赏赐。但文职官僚不能通过这两个途径得到收入，只有从老百姓那里掠夺。这就不可避免地滋生腐败。

　　所以孝文帝的改革第一项就是施行俸禄制。他还修订法律，凡是施行俸禄制后仍贪赃枉法的官员将被处以重刑。对于既贪赃又枉法的，不论数额多少，一律处死。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惩治贪腐的法律了。施行这个法律后，北魏的吏治大为改善。

　　明朝朱元璋出身贫苦，最痛恨贪官。他惩治贪腐的措施也相当严厉，甚至剥了贪官的皮，塞上草，放在公堂之上作为警戒。

　　在中国历史上，贪污腐败很难根绝，但是不少时期都采取严厉的政策进行惩治，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起码在一段时间内吏治比较好。我们在书里都写到了相关的内容。

　　中国历史大脉络的几个要穴

　　《瞭望东方周刊》：《读本》在中国历史发展大脉络的把握上，重点突出了哪些问题？

　　童超：这本书的定位是历史知识读物，但又都是由学有专攻的搞断代史的学者来写的，所以一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含量，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思想深度。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来突出其特点：

　　一、阐明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巩固的历史过程。让大家了解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的曲折历程，这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在夏商周时期是一种天下共主的复合制国家结构，是众星拱月的格局。自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此后，统一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多次分裂的局面，但“分裂、局部统一、统一”往往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三部曲”。

　　在民族关系上，民族之间发生过矛盾和斗争，但民族融合是主流。中国历史上有几次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春秋战国的那次高潮为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时，大量少数民族涌进中原，和汉族交错杂处，为汉族增添了新鲜血液，这样才有后来的隋唐盛世出现。元朝时，民族融合的范围就更大了，因为大蒙古国实际上把欧亚很多地区都征服了，所以跟着蒙古进中原的有中亚和西亚的民族。清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新高峰。

　　二、充分展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悠久、丰富和辉煌。

　　现在有些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鄙薄祖国的历史文化，认为我们事事不如西方，应该拜倒在西方的脚下，全盘西化。我们在书中写道，世界上原生形态的古老文明有六个，只有中华文明五千年来没有中断，代代相承，这在世界上是很罕见的。我们要把中华文明丰富多彩的面貌展现出来。所以文化部分是本书写作的一个重点。

　　三、将经济发展、阶级和阶层的变化、政治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作为勾画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因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阶级阶层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主体，政治和政治制度变革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契机。所以我们书中对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板块有专门叙述。

　　四、正确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因为我们的读者对象包括很多领导干部，通过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作为今天治国理政的一个借鉴。古人的政治智慧，对我们今天也很有参考意义。

　　《瞭望东方周刊》：《读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在多人参与编撰的过程中是如何实现统一的？

　　童超：我们在讨论提纲的时候就统一了思想——这本书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要体现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基本理论。现在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甚至没有经历过半封建社会。而我们在书中旗帜鲜明地勾画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二、运用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解析历史上的一些政治变迁、重大事件、人物活动的实质、深层次原因和社会影响。我们认为古代社会是有阶级的。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就是它的一个表现。但有些学者不以为然，他们贬低甚至否定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我们在书中则充分肯定了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书中章节的标题就彰显了农民起义的作用。比如“陈胜吴广起义与秦朝的灭亡”。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阐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文化遗产的价值。

　　对于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贡献是有一分肯定一分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杰出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各自作用，《读本》是怎样解读的？

　　童超：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一个全面的观点，不能偏走一端。

　　我们既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比如人民群众在生产活动上的创造，以及反对封建压迫剥削所进行的斗争对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正确评价一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对于历史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比如在变革或者完善制度、推动经济发展、关注民生、消除弊政、惩治贪腐、防止分裂、粉碎叛乱或抵御外族侵略等方面。

　　我们认为，人民群众和这些杰出人物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像秦始皇、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忽必烈、朱元璋、康熙这些历史人物，我们都肯定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贡献。

　　《瞭望东方周刊》：他们的负面因素又如何处理？

　　童超：我们当然都会写到。这些历史人物都是有功有过，但我们认为这些人从总体上看还是功大于过的。比如秦始皇，他结束了战国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另外他建立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三位一体的封建政治制度模式，基本延续了两千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传统。

　　《瞭望东方周刊》：帝王之外，其他的如商鞅、张居正、李鸿章等这类有很大争议的历史人物又如何描述呢？

　　童超：我们对于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贡献是有一分肯定一分。李鸿章在我们书中内容不多，因为只写到了辛亥革命。对他的记录主要包含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他们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对于洋务运动的历史贡献我们也还是肯定的。

　　再比如商鞅变法，我们在书里也做了非常充分的肯定。因为战国时期秦国的强大与商鞅变法有直接的关系。张居正改革也是如此，而且篇幅很多。

　　“扬弃旧说，接纳新知”

　　《瞭望东方周刊》：《读本》中对于史学界的新资料和新研究成果是如何运用的？

　　童超：我们各章的执笔作者都是断代史专家，但平时也都很关注学术前沿问题。我们在书中力求能反映史学研究的新成果、新进展和新趋势。

　　比如当前学术界有一个热点课题——中华文明探源。这是一个国家重点项目，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们书中的原始社会和文明起源这一部分就用了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因为我们这一章的作者王震中在学术界是一派观点的代表，他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三阶段”说，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我们在这本书中就以他这个观点作为描写中国文明和中国国家起源的一个基本理论框架。

　　另外，上个世纪以来，发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大量的简牍材料。我们执笔秦汉部分的作者杨振红是通过简牍材料研究秦汉史的专家，她把自己的一些成果吸收到了章节中，这也代表了学术界比较前沿的一些观点。

　　还有，隋唐的律令格式很有名，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宁波天一阁所藏的北宋《天圣令》后附了很多唐令，这是近年来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发现。我们历史所的学者对这些唐令进行了整理，出了专著，这个成果也被吸收到了我们的书中。而且执笔这一章的作者正是整理《天圣令》的主持人。

　　这本书虽然不是一部学术专著，但也要扬弃旧说，接纳新知。同时，它又是一部通史，其中的新观点应该是比较成熟的，而且是很多学者认同的。

　　《望东方周刊》记者杨天、特约撰稿白春阳|北京、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