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好人民币回家之路

　　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国际经济报道的焦点。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东亚成为“人民币区”》的文章称，研究发现，自2010年6月人民币恢复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盯紧人民币的货币种类比早先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时期（2005年7月到2008年）有所增加，而同期盯紧欧元和美元的货币种类有所减少。

　　“东亚如今已成为一个‘人民币区’——在东亚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中，包括韩国、印尼、台湾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在内的7个经济体的货币与人民币的关联度超过美元。”

　　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好处要多于弊端

　　作为金融领域的重大突破，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风险和收益都是非常明显的。

　　就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来看，主要“利益”包括：能够扩展对外金融法权，获取铸币税收益；有利于缓解高额外汇储备压力；有助于提高国际地位和经济影响力；能够防范和降低汇率风险，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有利于国内居民在全球配置资产和进行消费。

　　但我们也应看到其中的潜在风险，最典型的是人民币国际化会影响到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加宏观调控难度。除了会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产生一定的影响之外，还使得政府必须要相应承担国际金融市场的责任。

　　然而总体上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要远大于风险，带来的好处要多于弊端，这不仅在规范和实证分析中可以得到验证，而且也可以从全球主要货币的发展历程中看出端倪。无论是几经浮沉的老牌世界货币英镑，还是长期居于国际货币体系三甲的美元、欧元和日元，都或多或少地享受国际化所带来的益处，并且一直努力维护其国际货币地位。

　　从根本上说，相对于货币国际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而言，相关的风险是可以承受的，而责任也并非强制性的。

　　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与政策推动密不可分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整个过程来看，整个历史是与其汇率改革进程密不可分的。

　　1991年中国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三年后开始进行人民币汇率并轨，初步形成与美元挂钩的稳定汇率，同时实行银行结售汇，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此后1996年底放开经常项目可兑换，2001年加入WTO之后资本项目管制开始放松，都促进了人民币内在活力的增强。

　　2005年全面启动市场化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对汇率改革产生一定影响，但2010年后又重新走上正轨。

　　应该说，汇率市场化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并且是人民币国际化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础。

　　虽然货币当局一直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并没有既定路径，更多是通过消除障碍，使其走上合理轨道。但是可以说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是与政策推动密不可分的。

　　比如，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政策，就是走向国际化的重要途径。2008年12月24日，国务院决定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7月，全面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到2012年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且从事进出口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其他经常项目的企业均可选择以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和收付。

　　第二个例子是，自2008年至今，中国已经与20多个经济体达成货币互换协议，这些经济体对华双边贸易额约占中国外贸总额的30%，达成的本币互换额度为1.5万亿元人民币。

　　此外，我国不断强化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并且适度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从而推动人民币获得储备货币地位，增加海外人民币产品的交易规模。

　　真正成为国际货币需解决的两个问题

　　通过上述诸多努力，也由于中国经济承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加上国内金融改革不断加快，使得人民币国际化确实迎来日新月异的变化。

　　从贸易结算功能来看，人民币已成为区域性“硬通货”，在周边贸易伙伴国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从储备功能来看，马来西亚等一批亚非拉国家，已经把人民币产品作为储备资产。从投资功能来看，除了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不断加快，纽约、伦敦等传统金融中心的人民币计价业务也令人瞩目。

　　当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虽然令人欣喜，但按照国际货币的标准来衡量，从规模上看都还微乎其微。同时，从内部基础来看，影响货币国际化的经济和制度条件，大多也亟需完善。就此意义上讲，人民币国际化目前只能说处于萌芽阶段，短期内要使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成为典型的国际货币，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长远来看，人民币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就意味着需要在其他国家能够更自由地流通和使用，即：需要人民币的海外居民和企业，能够更容易得到人民币；拿到人民币的居民和企业，能够更容易地用来消费和投资。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两方面问题：人民币怎么出去，以及人民币怎样回来。

　　人民币要流向全球，只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贸易逆差输出，例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向世界提供了充足的美元流动性，这依赖于强大的内部需求，同时也会带来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对于大国经济体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另一个是促进人民币的资本输出，这看起来是更加重要的方向。如从历史经验看，在金本位时代，英国通过资本输出向世界各国提供了巨额英镑；上世纪80年代，日本通过大规模跨国投资向各国提供了日元资金。

　　人民币怎样才能回来，取决于资本管制以及国内市场的活跃度。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还较低，除了资本项目尚未实现可兑换之外，金融市场对外联系程度已落后于整个改革开放进程，而且也没有支持交易活跃的金融工具。

　　从美元国际化的经验看，美元的大规模输出在世界上形成了石油美元、欧洲美元和亚洲美元，而这些美元又通过美国的金融市场回流到美国，不仅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而且也为这些资金提供了投资保值的渠道。

　　显然，中国金融市场目前还无法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必要的支撑，我们还没有筑好人民币回家之路，需要大力促进创新与发展。

　　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居于怎样的历史地位呢？展望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长期增速下滑的情况下，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过渡。

　　一方面，短期的增长动力主要取决于需求面因素，将来随着城市化到达临界点，投资需求很可能下降；而居民消费还难以主导需求；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战略转型也使得出口需求弱化。

　　对此，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短期升值效应不利于出口，但在趋于汇率均衡之后，却明显能在降低贸易成本的同时，也促使出口结构的优化，使许多企业更加关注开拓国内消费市场。这也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国内消费，也使得中高收入者更容易在海外进行投资和资产配置，从而增加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

　　另一方面，长期增长动力取决于供给面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技术。其中，资本规模的下降、廉价劳动力因素弱化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成为长期增长的着眼点。

　　可以看到，人民币国际化的深远效果，对这两方面因素起到重要的间接影响。一则，有助于全面提升经济社会的国际化水平，支撑国际人力资本的引入和汇聚，也使得本土人才更容易在国外学习和生活，并且增加高端人才返回国内的动力，从而在持续流动中提高人力资本国际化素质。二则，为适应人民币国际化所推动的国内金融市场创新与发展，能够为技术进步提供重要的融资与风险控制支持，使得发达经济体促进技术进步的金融服务模式能够在国内培育起来，为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奠定金融基础。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是系统而复杂的，其本质上是促使我们形成一种更加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就此来看，它完全可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但由于前提条件的缺失，目前这种动力还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只有明确战略思路、打好内部基础、选择合理路径，才能使得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中国经济再次腾飞的核心助力。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

　　文|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