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体字里的莫言

　　2012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莫言将在那里领取让他近日来不得安生的诺贝尔文学奖。此刻，他已从老家高密，返回北京平安里的家中，安静地准备获奖词。

　　当莫言10月11日在高密的家中被电话通知获奖时，被邀请届时携家人参加领奖活动，包括他90岁的老父亲，管贻范。

　　“父亲说不会去的，他哪都不动，就在村里呆着。”10月14日，莫言二哥管谟欣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父亲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仅有的一次，是1993年母亲去世后，莫言为了让父亲散心，劝其到北京住。第一次坐飞机的管父，在北京“只住了十几天”。就连莫言和大哥在高密县城的家，管父也极少去，“每次去，当天去，当天回”。

　　高密东北乡，是管父固守一生的故土，这里滋养红高粱，也滋养充斥原始生命力的莫言式文字和魔幻想象。在保留下来的莫言手写文稿中，居多的繁体字制式，似是高密管氏家族耕读传家，造就靠文字获得诺奖的后人的隐秘基因。莫言获奖，是果。风光的果子，早已被生于清朝末年的大祖父所预言。

　　偶侯莫言

　　“（射）斗将来一定是个大偶侯。”看着调皮捣蛋、小名射斗的莫言，莫言大祖父对年轻的女儿管贻兰说，但他却遗憾地等不到莫言成为大偶侯，“到时候我已不在了，你能看到。”

　　作为莫言小说《蛙》中姑姑的原型，今年已75岁的管贻兰，是当地的“管医生”。听到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她一下子想起父亲生前的话，那会儿莫言不过是三四岁，而她也只是20岁左右的大姑娘。

　　偶侯是当地称“了不起的人”的方言，姑姑只会说，不知道这两个字如何写，她没问父亲因何做的这个判断。莫言的一位文友说，“偶侯”二字实是古语，在莫言的小说中出现过。如同当地口语中还保留“答应”的书面语“诺”字。而管氏家族留给后代的古风，比起穿插在高密话中的零星古语，不知要浓厚多少，尤其是被哥哥管谟欣看作莫言文学启蒙人的大祖父和祖父，就是记忆中古风保留最完整的一代，亦是最会讲古（古代故事）的老人。

　　清末民初，莫言曾祖父因官司败诉，迁至平安村（又称下洼），创业20余载，家富足，育三子。作为高密管氏第22世，生于清朝末年的祖父，名管遵义，字嵩峰；大祖父管遵仁，字嵩山，三祖父不幸死于抗日战火。靠耕读传家的高密管氏，历代多文学隐士，少有达官显贵。其先祖据说是同样居于高密一带的齐国宰相管仲。

　　“大祖父86岁去世，是老中医，擅长妇科和小儿科。”管谟欣说，莫言小学毕业中断学业后，跟大祖父学习了一段时间中医，背诵《本草纲目》、《药性赋》、《濒湖脉诀》。

　　在莫言兄弟们的印象中，白胡子飘逸的大祖父，手拄石葛拐杖，惯着宽松肥大的中式衣服，不但熟读《易经》，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管贻兰保留下来的少量处方底单，竖排的繁体毛笔小楷，刚劲有力，工整齐落的格局，一下子让人看到莫言文稿与之相近之风骨。

　　老人去世前，照旧用毛笔，将一生医术医学，写满一本，寄到了台湾——他唯一的儿子青岛解放时去了台湾。这个给管氏家族在“文革”年代带来不利政治影响的亲人，恰是《蛙》中姑姑男朋友的原型。留在父亲身边的管贻兰，亦靠中医吃饭，1973年后转向西医，在当地以接生技术闻名。莫言的女儿管笑笑当年便由其接生，她的二女儿王梅去年又为专门从北京回到高密的管笑笑，接生下莫言的外孙女。

　　“或许有一种过度的信任吧。”一生爱笑的姑姑，开心地解释这种独特的家族传承。

　　承袭大祖父书法之风的莫言，近年来用左手重拾毛笔书法，在其居住的高密小区，连门口拉着马车卖玉米棒子的农民都知道，小区门口那四个嵌在红色大理石上的繁体字“翰林书苑”，就是“莫言拿左手写的”。右手隽秀的硬笔书法写文稿，左手豪放挥毫透个性，双手各司其职。

　　莫言的另一位文学启蒙人、1978年去世的祖父管遵义，精于农活，木匠活也极有天赋，“桌子凳子被他瞅一眼就会做，自学算盘，算账快，博闻强记，这一点莫言很像他。”管谟欣说爷爷没上过学，地道的农民，家里至今还有他当年做的家具，“使不坏”。祖父母给孙子们留下的最深记忆就是乐善好施。

　　“小时候，奶奶常为过节发愁。”莫言67岁的大姐管谟芳回忆说，逢年过节，乡亲们感念爷爷奶奶曾帮过的忙，都会送点礼物，“奶奶都会换样东西还回去，有时候还会蒸好多馒头，送给吃不起饭的人家。”

　　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三年大饥荒时，管家人自己也吃不上饭，管谟芳无法上学，漫山遍野去挖野菜让家人吃上东西。而生于1955年的莫言，在开始形成记忆的年龄上，身心饱受饥饿折磨：“岁月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女性在家庭中默默付出的角色，成为莫言在文学世界里对女性讴歌的原动力。

　　而爷爷们嘴里的那些包罗神灵鬼怪、三皇五帝的故事和历史，引起莫言对农村民间文学的莫大兴趣，他把用耳朵阅读而来的所有故事，全部演绎在自己的小说中，《球状闪电》、《金发婴儿》……但在当时，听故事的莫言，给姑姑管贻兰的模糊印象就是，“他都能记住那些故事，还能活灵活现再讲给别人听，很用心，还会提好多问题，这可能是跟其他同龄小孩子的区别所在，也或许是父亲看到他将来有出息的原因吧。”

　　祖辈人的遗风，并非仅作用在莫言身上，大哥和二哥同样喜好文学，甚至在管父对“耕读传家”的接力下，平安村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即莫言文学上的另一位启蒙人——大哥管谟贤。年长莫言12岁的大哥，1963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留在家里的文学书籍，被精神饥饿的莫言奉为至宝，其后还曾指导莫言早期的小说创作。

　　1966年小学毕业正值升中学的莫言，大学梦还没做多久，因文革中写大字报批老师，加之家庭被划为中农成分的政治因素，学业被迫中断，回家孤独、憋屈地当农民，直到20岁。

　　农民莫言

　　“今年春节的团拜会上，莫言虽然是以作协副主席身份第三次参加，但他还是只谈农村问题，农村空心化、土地撂荒的现实情况，他和胡锦涛书记谈了很多。”管谟欣说，莫言每次回农村老家，也只和自己聊点田里的事，从不谈自己文学创作方面的事情。

　　“莫言啊，当年和我们都是一个生产队上的，刨土、推车，啥活都能干。”66岁的郭元礼，背着手，咧着嘴，站在被保护起来的、莫言出生的那所土屋后，看着操着各地口音，甚至还有韩语的国内外游人，心里乐。

　　原本诉说着农村空心化、被空置了近20年的的祖宅老屋，已被当作一道景点。游人来参观破败的老房子，屋前屋后、屋外屋内，每个角落都不放过。再怎么看，也只能看到留下的破旧物件，老式收音机、饭桌等等，而无法像郭元礼在脑海里如回放老电影般，清晰看到莫言在此生活20年间的场景。更无法看到：莫言今天的一切，与院子里仅有的活物——两畦胡萝卜的照看者、莫言90岁的老父亲管贻范有着莫大的关系。

　　“莫言爸爸是很严肃的一个人，从来没见他开个玩笑，对孩子教育那是真严，他自己也爱看书，在村里当会计，很有威信。”郭元礼指着这个上世纪60年代建起的5间土垒老屋，别看房子小，当年可是生活着十几口人，莫言的爷爷奶奶，包括莫言叔叔一家6口人。管父年轻时还曾逼自己的弟弟管贻喜外出求学，“不上学白瞎了。”莫言祖父说，“非上学不中？干活就不能吃饭了？”如今80岁的管贻喜，是农村那代人中少有的退休工人。

　　“那会儿还有东西厢房，莫言兄弟常在那里看书。他大哥就是在厢房里复习了一年，考到上海，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郭元礼没想到，每天干完生产队里繁重农活的莫言，回去窝在厢房里看闲书，竟也看出了条出路。

　　农村人喜欢把小说类书籍称为闲书。即便喜欢给莫言兄弟讲故事的管父，也不喜欢莫言看这些闲书。当兵、上学，是他对三个儿子，包括弟弟管贻喜家孩子的要求，因为这是当时农村孩子唯有的两条摆脱贫穷、摆脱饥饿的出路。

　　生于1923年的管贻范，解放前上了四年私塾，对于“传家无他法，非耕即读”的传统生存智慧，他的认识更为深刻。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打一手好算盘，会木匠活，解放后当上了合作社、生产队的会计，人称“万笔清”会计。但在家庭财产充公、加入合作社的时代背景下，莫言的爷爷并不想把辛苦积攒的财富——两头牛交给合作社，“爸爸跟爷爷讲道理，说这是形势，不交不行。”

　　管谟芳如今和大弟弟管谟欣都住在平安村，忆及过往，全是父亲掌管家庭时，和母亲如何费尽心力营造出一个和谐的大家族氛围，“他每天干完活再累，回家也得先到爷爷奶奶屋里道个安。”

　　莫言曾在《父亲的严厉》中如此描述：“父亲的严厉，在我们高密东北乡都是有名的。我十几岁的时候，经常撒野忘形，每当此时，只要有人在我身后低沉地说一声：你爹来了！我就会打一个寒战，脖子紧缩，目光盯着自己的脚尖，半天才能回过神来。……用我大姑的话说就是：你爹身上有瘆人毛。”

　　“就是现在，老人让我们站着我们不敢坐着。”管谟芳说，当然，这也是兄弟们对老父亲的一种敬重，“从小规矩出来了，已经成习惯了。”

　　1984年，管父从会计一职上退下来，人开始变得慈善起来。母亲对儿子们说，在阶级斗争的特殊时期，身为中农出身，在外混事的父亲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忍气吞声，因害怕儿子们在外闯祸，自然没好脸色给他们。

　　“莫言的笔名，也正是父亲在那个年代希望我少说话的管教。”莫言解释笔名的真正来由。

　　莫言二哥管谟欣高中毕业考空军，身体条件过关，却因中农家庭的政治帽子，被挡在军队外。“政治上不行，自己找出路。”管父的话，总是掷地有声。管谟欣在村里学会机械维修，当上技术员，同时还兼职公社通讯员，写写稿子，帮乡里起草个文件之类。和莫言一样，二哥也惯写繁体字，一笔一画，极其工整。

　　1976年，莫言如愿当上兵，这一年，他定了亲。

　　兵弟弟莫言

　　“他20岁那年当的兵，爹娘为他定的亲。他前脚走，他的妻子后脚就到他家来帮着做事了，莫言连面都没见上过。……那年他探亲，爹娘告诉他该娶媳妇了，于是莫言成了家。于是就有了莫言听德沃夏克珠泪横流的痛楚，于是就有了莫言探亲时潮气很重的清晨一直溜达到如血的夕阳涂在高粱叶上的凄凉。”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刘毅然笔下的好友莫言，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办了终身大事。

　　妻子杜芹兰，家中排行老大，比家中排行老幺的莫言大两岁。“我们都在当地的棉花加工厂上班，只是那个年代，男女之间是不说话的。亲戚说的媒，1979年我们结的婚。”10月15日，在高密的家中，朴实打扮的杜芹兰，提起和莫言的结合，对《瞭望东方周刊》坦陈确系父母之命。“莫言在外当兵，大哥大嫂外地教书，他母亲身体不怎么好，我本身是长女，眼里活多。”

　　1981年，莫言双喜盈门，一喜女儿管笑笑降临，二喜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发表。虽不是爱情婚姻，莫言却在婚后进入小有收获的早期创作阶段，1982年《丑兵》、《未了孩子》连续发表，1983年的《民间音乐》更是获孙犁赏识。

　　1982年，莫言被破格提干，在其看来，这比获得诺奖还让家人高兴，“真正意味着命运改变了”。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莫言，发表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自此，找到创造灵感的莫言，进入创作的狂飙突进期，而刘毅然认为莫言的爆发理所当然，“上足底肥的庄稼不好才怪呢！”：第一次提及高密东北乡的《白狗秋千架》、被改编成电影的《红高粱家族》等一部部诞生“在温柔的飘散着牛粪味儿和狗屎味儿的风里”的作品，筑起一道道拾级而上的阶梯。

　　面对如此上进的丈夫，杜芹兰说自己是大老粗，两人之间存在差距是必然，但莫言却从未和她红过脸，仅有一次，因为孩子的事，两人吵过架，“后来再也没吵过”。聚少离多的军婚，想吵架都见不到人。1988年，莫言把妻子和女儿带出农村，办了城市户口。“也就是从那会儿起，我才能照顾上莫言。”妻子杜芹兰对丈夫有些心疼，“在这之前，他一个人在外面，经常搞创作吃饭不定时，得了胃病。”

　　在亲戚眼里，莫言不论走到哪里，就把妻女带到哪里。这一点非诳语，在莫言文学馆里，莫言频频海外讲学、领奖的留影，妻女伴其左右的场景，已固定在镜头中。

　　“在弟弟进部队前，父亲就给他打了预防针，将来不管怎样发达，发妻不能抛弃。”管谟芳说，兄弟四人，婚姻上都是和睦之象，而四个家庭的子女，也多为教师。

　　与莫言之间拥有着比男女爱情还有力的男人之情的刘毅然，念及莫言在多少凄清独孤之夜一想到爱情就锥心疼痛，不免自问，中国人干嘛不能按照自己的好恶去生活呢？莫言告诉过他，“毅然，你根本不懂农村”、“人格不高尚就绝写不出好作品”。

　　读懂了莫言的刘毅然，忽然读懂了他的小说，“他把他所有的愤怒痛苦，爱和恨，都倾注在他的小说里。……正因为生活中痛苦灵魂的扭曲使他在作品里加倍地狂放奇崛，深沉雄厚，营造了一种具有强烈现代意识又是典型中国农村生活的特殊艺术氛围，这或许是一种补偿一种平衡？”

　　若用国际语言来解释这段话，那就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小说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而莫言在《父亲的严厉》中最后总结老管家耕读传世不跑样的秘诀，“全仗着我父亲的严厉。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还真是不好说。”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崔哲|山东高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