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方先遣人员提前进港的谈判

　　1996年元旦刚过不久，第19次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会议召开，应中方的要求，英方终于同意以《枪会山军营财产档案》为样本，进行其他13处军事用地文件图纸资料的准备工作，又就各处交接的具体时间安排、程序等问题取得了共识。

　　但是，英方对于我早在1995年3月就提出的中国军方需要派遣少数人员提前进港，在即将接收的营地内为1997年7月1日大军进驻作好准备的问题，一直没有正面回应。

　　1997年7月1日零时，湾仔会展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会后，双方代表走出谈判楼面对记者时，

　　我宣布军事用地的具体交接已告一段落，未

　　来将要举行的第20次会议双方会就香港防

　　务交接的一些新的重要议题展开磋商。

　　包雅伦（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英方代表）也表示，很高兴能够宣布军事用地交接安排问题经过长时间讨论获得解决。但他又表示：“现在还没有理由说服英方同意中方有必要在1997年前提早让解放军驻港。”

　　这是包雅伦过分敏感了，“提早让解放军驻港”这句卡在他喉咙里的话是他讲的，我之前没有对外透露过。我说希望合作精神扩展到政权交接的其他领域，是因为当时还平行进行着其他若干项重要议题的谈判，结果他一下子想到了“先遣人员提前进驻”。联系近日有报章热炒解放军在深圳乘车不付钱还打人，而这些解放军就属于将来的驻港部队等谣言，对方抗拒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

　　我一想，也好，既然你讲出去了，那我索性就此跟进，我就公开宣讲了先遣人员提前进港的必要性：“很难想象，1997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香港担负的防务责任，能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瞬息就绪。驻香港的陆、海、空三军必须事先了解、熟悉需要它守护的这片领土及其领海、领空，事先创建必要的驻防、后勤、通信、交通等条件。所以需要派遣少量先遣人员提前进港，在营地里做好准备工作。”

　　我同时释疑，“这与1997年7月1日解放军驻港部队开进完全是两个概念。”我这番开诚布公的宣讲是通情达理的。果然，之后几天里香港社会对此反应平和，显示了对于中国军队派先遣人员进驻的理解，这也说明广大香港同胞是通情达理的。

　　英方一拖再拖

　　1995年3月我第一次向英方提出，需要就驻港部队少量先遣人员提前来港进行各种准备一事进行磋商，未得到任何回应。其后，在1996年初召开的第19次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会议上，我再次建议，仍未得到积极回应。

　　当年4月25日，中代处向英方正式递交了关于建议5月初召开第20次防务与治安问题专家会议，就先遣人员问题进行磋商的说帖，直到10月17日我按照北京指示，带同军方及有关部门官员向英方作了一次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起草香港驻军法情况的非正式通报，第20次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会议才得以在一周后召开，似乎可以期待“言归正传”了。

　　1996年10月24日，我在第20次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会议的开场发言里全面介绍了中方关于派遣驻军先遣人员的计划——任务、数量和职级、进港时间、法律地位、通信和导航、交通运输、人员物资入出境安排等。

　　第一，1997年6月30日前香港的防务由英军负责，中国军方先遣人员提前进港不是来分担防务责任的，而是为将来中国驻军作必要准备……

　　第二，鉴于涉及任务较多，先遣人员由250人组成，由驻港部队一名副司令员率领，分数批进港。

　　第三，先遣人员开始于1997年第一季度陆续进港。

　　第四，先遣人员的任务属于两国政府防务责任交接范畴，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工作的组成部分。因此根据1985年香港《特权与豁免权（联合联络小组及土地委员会）条例》[20]，中方先遣人员将遵守香港的法律法规，并享受相应的特权和豁免权。同时，作为军人应携带必要的轻武器，用于内部警戒和自卫。

　　第五，建议尽早安排专家对驻港英军的军事通信设施情况进行考察，以便对未来驻军在香港的通信保障早作安排。这些设施包括无线电台、小型卫星通信地球站和微波接力通信设备、租用香港部分民用通信线路、雷达导航设施等。

　　第六，运送人员和物资的专用军车需要40台。

　　第七，先遣人员工作内容和性质涉及中国驻军机密，出入香港边境关卡时应使用指定通道。涉及机密文件、武器、物资器材等装备和持有效证件的先遣人员，应享受海关免检、免税和优先通过的待遇。

　　我表示，上述建议是中国军事专家基于未来中国驻军的实际需要，经过周密研究形成的，希望英方予以重视，积极研究并尽快回应。

　　我发现，包雅伦一反常态，既不认真听，也不作笔记，双眼茫然地望着什么地方。我的话音刚收，他就声称“了无新意”，对我介绍的各点计划均提出质疑。

　　包雅伦强调说英方所持立场有两点重要指引，一是中国先遣军人在香港的任务只能是为中国驻港部队1997年7月1日进驻进行必要的准备；二是所有先遣人员必须遵守香港的法律，不应享有豁免权，也不能携带武器进港。

　　他最后表示，希望在接获中方进一步提供的材料后再进行有意义的讨论，还以此为由拒绝确定下一次开会的日期。

　　不带枪也要先遣

　　英方的消极增加了我方工作的难度。为了争取英方回到谈判桌，中代处于11月15日再次向其提交了一份更为详细的书面意见，并作出重大让步，承诺先遣人员进港将不携带任何武器。

　　于是，英方同意复会。

　　1996年12月2日，防务与治安专家组召开了第21次会议。尽管我们已率先作出放弃携带武器的让步，英方仍然“心猿意马”，继续以先遣人员进港为筹码争取其他方面的利益。

　　包雅伦提出，希望中方向英方通报1997年7月1日驻港部队大部队的进驻计划，这是英方考虑让先遣人员进港的重要因素。他继而重申先遣人员不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成员，不受《特权与豁免权（联合联络小组及土地委员会）条例》保护，不应享有外交特权；还指中方建议中的人数太多，进港时间太早，对通信及物资运输的需求规模过大，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他还特别提出，如果先遣人员到港，应入驻位于维多利亚港南岸的英军总部威尔斯亲王大厦，以“方便”与英方交流。

　　上述表态与其在第20次专家小组会议上的意见如出一辙，总之“一百个不满意”。尽管我又作了详细的解释，英方仍没有丝毫的松动。

　　1997年1月27日至28日，第22次专家小组会议召开。会前，英方已于1月7日将书面意见向我通报，这是英方第一次就我方建议作出实质性回应。

　　为最大限度减轻英方的顾虑，我首先重申了中方处理先遣人员问题的“四不”原则，即不承担香港的防务，不影响英方的对外观感，不会形成另一个军事总部，也不会对1997年6月30日前英国在香港的行政管治造成影响。

　　随后，我介绍了在充分考虑英方关注后再作出的三方面让步：一是先遣人员会严格遵守香港的法律，并不再寻求外交豁免权；二是先遣人员及军用物资进出香港将参照驻港英军人员及物资的进出待遇安排，不再提出免检要求；三是先遣人员的数量从250人调减至220人，主要由技术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组成，于3月起分四批进入香港。

　　我还进一步就英方建议先遣人员与英军共同驻扎在威尔斯亲王大厦问题平心静气地作了解释：两国军队在体制、管理方式和风俗习惯方面都有较大差异，考虑到各自有安全和保密要求，解放军还是单独住到枪会山等其他合适的军营为宜；另外，由于中国军队对于给养和物资在和平时期都是自我保障，在运输工具、人员编配、经费拨款等方面有一套固定的规范，假如改用地方民营承包商运送，定会带来困难，因此希望英方予以理解。

　　关于英方希望我方详细介绍1997年7月1日后中国在部队进港和调配方面的计划，鉴于此事纯属中国内政，超出了联合联络小组讨论范围，希望英方不要再将此与先遣人员的谈判联系起来。

　　拉锯和努力但是，上述体现中方极大诚意、作出重大让步的方案并未得到英方的肯定。包雅伦形容我方仅作了“有限调整”，坚称中国军队先遣人员太多、进驻时间太早、设备规模太大的老调，并指先遣人员与英军共同驻扎在威尔斯亲王大厦的立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最后，包雅伦居然倒打一耙说，虽然1994年以来中英双方就防务交接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但不等于中方得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喜欢在上面填什么就是什么。

　　英方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论，让谈判的气氛更加凝重。为了避免不欢而散，我建议休会，当日下午改行双方的非正式会晤。

　　按照北京事先准备的预案，谈判空间还是存在的。在非正式会晤中，我主动透露了中方新建议的部分内容，表示中方可以考虑由部分先遣人员组成联络组与英军共同驻扎在威尔斯亲王大厦，但其他人员还需住在枪会山或其他营地。

　　28日恢复正式谈判。甫一开始，包雅伦即对于我昨日关于先遣人员联络组入驻英方总部的建议表示欢迎，但认为如果联络组人员太少，仍不能照顾到对外观感，同时表示如果中方先遣人员单独驻扎在枪会山或其他地方，且有活跃的活动，仍会在香港社会上造成中国军方另立总部的印象。

　　他继而一如既往地重复中方应再调减先遣人员数量和物资，推迟进港时间，减少运输车辆台次等意见。英方专家组的最高军事代表苗礼信将军甚至表示中方的建议“都太具雄心，欠理据”。

　　防务交接迫在眉睫，面对英方如此顽固的态度，我不得不从大局出发，以我方预案为底线，继续展示灵活态度，又作出以下重要让步：一是先遣人员数量减至196人，于4月、5月和6月分三批进港；二是如果英方满足先遣人员最低通信需求，中方将在6月30日前不考虑设置程控交换设备和新建深港跨境光缆线路；三是将运送后勤物资的车次压缩到500台次，并推迟至5月入港。

　　我强调，这是中方为满足英方需求尽了最大努力形成的新方案，希望得到英方的尊重，下次开会时予以积极回应。

　　中方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英方认可。包雅伦乐观地总结这次会谈的成果，说“这两天讨论中，我们集中谈的是具体、实质的东西，而不是花言巧语的辩论，正因为双方都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我们已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展，弥合了本来看上去无法弥合的鸿沟”。

　　2月19日，“一国两制”事业的倡导者，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逝世，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恸中。

　　2月21日，包雅伦来中代处与我非正式会晤，他看到我们办公处所满是白花黑纱，感受到了中代处肃穆的气氛，很郑重地表达了对邓小平逝世的哀悼。

　　接着，他积极评价了关于先遣人员议题谈判的进展，认为中方提出的新方案为下一步谈判建立了好的开端。

　　流会事件

　　每次召开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专家小组会议前，双方都会在同一时间以同一内容和措辞用中英文对外发布一条简短的消息。1997年3月12日第23次防务与治安问题专家小组会议召开前也如法炮制，向社会公布了会议安排。

　　3月11日下午，英代处突然向中代处建议，翌日上午先改开居留权问题专家小组会议，在中方接受居留权问题上英方的建议后，英方才会参加第23次防务与治安问题专家小组会议，继续就先遣人员议题展开谈判。这种赤裸裸“挂钩”的伎俩欺人太甚，何况香港回归后特区永久性居民资格的认定完全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英国无权干预。我断然拒绝了英方的“敲竹杠”，心里琢磨着一条反击之计。

　　3月12日上午9时30分，我和中方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的同事们按时抵达坚尼地道28号。步出了自动滚梯，果然看见谈判楼前空空荡荡的，只有两位记者在收拾照相设备，意欲离去。我主动上前向他们打招呼，故意问为什么今天“行家”来得这么少？他俩颇觉惊讶，说刚才港英新闻处来人宣布今天的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会议取消了，所以“行家”们来了又都走了。

　　我立即声称，今天在这里举行第23次防务与治安问题专家小组会议是中英双方都作了公布的，再也没有新的公布。我说，我们就是来开会的，请把其他传媒“行家”再请回来。随即，我和同事们进楼，到一层的中方代表团休息室坐定。

　　我请同事给英代处打电话，质问他们为什么还不来开会，却没有人接听。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中方代表团坐在了谈判楼的休息室里，没预料到中方这样的处理方式吧？大概正在紧急碰头商讨对策。

　　楼外空地上的记者越聚越多，议论纷纷。11时，我率中方专家组走出谈判楼，面对蜂拥而上的记者，略微拉起西装袖子，指着手表说了一段准备好的话：“……这一年多来，中方专家夜以继日地工作，提出了一个比一个更加灵活的方案，英方也作出了积极表示，并提出今天上午9时30分在这里举行会议。我们是满怀合作诚意来开会的。英方‘流会’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的“公关”立即奏效。从中午起至次日，各家媒体都大篇幅报道“流会事件”和我的讲话。记者们也拥到英代处去询问，英方自知理亏，只好以“一场误会”“茶杯里的风波”敷衍以对。

　　第二天，第23次专家小组会议复会。“流会事件”后，谈判在务实的气氛中推进。经过接连两天洽商，双方在中方1月提出的新方案基础上，进一步就关键性的细节达成了一致，例如，中方同意将由驻港部队一名副司令员率领的27名先遣人员组成联络组入住英军总部威尔斯亲王大厦，其余12名先遣人员则入住昂船洲军营，因为原拟进驻的枪会山军营位于九龙市区，比较亮眼，英方在乎管治形象，刻意避免。先遣人员在军营着军装，出军营着便装，并同意放弃使用“大型集装箱货柜车”运送军用物资。

　　4月9日，我方根据第23次会议形成的共识，进一步细化、完善，向英方提供了一份中国军队先遣人员提前进港的书面方案。

　　4月15日，中代处接获英方关于第一批先遣人员进港安排的说帖和新闻稿，与我方4月9日意见基本一致，我方表示同意。

　　当日，英方发表了新闻稿，等于公开承诺就接纳第一批中国军人进驻与中方达成了一致，这也为日后解决第二、三批人员来港奠定了良好基础。

　　（作者为原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

　　摘自《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

　　陈佐洱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年10月版

　　文|陈佐洱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