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当年执意要嫁的时候，爸是掀了桌子的。
妈回忆起来，总说：“你姐，太像你爸了。”一样的薄嘴唇、窄眼角，固执、讷于言，却会在突然间爆发。
谁也不知道，姐姐是几时爱上那个西部来的男孩。有一天，她带他回家，说：“我要跟他走。”
爸揪着男孩的衣领，要赶他出门，他觉得这只是一场拙劣的骗局，穷地方来的穷小子，娶不到媳妇，就要坑蒙拐骗好人家的女儿，带去那鸟不生蛋的地方。爸一辈子没去过姐夫的家乡，所有的认识就停留在“穷”上。姐姐拍案而起：“流氓骗子我也认了，我嫁定了。”
爸不肯参加姐姐的婚礼：“我不是嫁姑娘，我姑娘不要脸，跟人跑了。”姐姐回：“你没姑娘，你姑娘今天就死了。”
狠话，毒话，绝话——谁也没想到，这就是爸和姐今生的最后一句话。
那时火车还没提速，从家去一趟姐姐家，得转两趟汽车两趟火车。妈带着妹妹去过一次，火车一路都在晚点，到了站，姐姐已经在风雪里等了十小时，劈头一句：“我爸呢？”自己答：“不来算了，谁稀罕。”
妈住了一段，算是对姐姐的日子安了心。姐夫是个老实人，上班走得早，还摸黑先在厨房把早饭做上；姐姐是娘家的娇女儿，现在还是婆家的娇媳妇。
有一天，妹妹起夜，只见墙根站了一人，原来是父亲。窗外有薄薄的月光，父亲就借着那点光，在看墙上贴着的中国地图，手指在两点之间，迟疑地画一道曲线，又画一道直线；再画一次曲线一次直线……突然回头看到妹妹，先是惊了一下，随即吼她：“睡觉！”
第二天，妹妹在地图前摸索父亲的手迹，突然领悟，那两点分别是自己家与姐姐家，曲线是实际路途，而直线则是虚拟的、两点之间最近的捷径。事实上，连姐打电话来，爸都不接的。
这几年，交通越来越发达，直线成为现实。孩子大了，方便长途旅行了，姐终于要回家过年了。妈乐得奔走相告，爸只哼了一声。妈故意逗他：“女婿也来呢。”爸翻个白眼：“不该来？还没叫过我一声爸呢，白养这么大个姑娘给他。小外孙女也还没叫过外公呢。”
姐夫工作忙，回来的时间就定在大年二十九。年二十八下午，爸突然站起来：“她爱吃干笋，我去买。”妈说都备一桌子菜了，妹说我去买。爸谁的话也不听，戴上帽子，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一去就没有回来。到下午5点多，打遍所有亲友的电话，妈和妹妹沿着门口到超市短短500米的路走了几十遍，忽然看见垃圾箱上有一角灰色，那是父亲戴了几十年的毛线帽子。赶紧到最近的医院去问，下午110送来过一位从自行车上摔下昏迷的老人，已经来不及了。
后来她们找到了爸的自行车，筐里还有一袋干笋，一张超市的小票——爸居然不是在门口小超市买的，他去的是很远的大超市。
姐回来的时候，一遍遍不知道该问什么：“他不是4月才体检过，什么病都没有吗？他是不是不想见我呀？”渐渐号啕大哭，“我怎么不早点儿回来呀，我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他呀……”
父亲没有等到她，而她，永远忘不了这刻骨铭心的遗憾。说过那么多绝情的话，以那么激烈的、决绝的姿态，恰恰是觉得总会后会有期：父母就像水龙头的水，即开即有；生气了，吵架了，关得再重也没事。
其实，人生本就短暂，与父母子女相聚的时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不要带着怒气离开，更不要给自己留下永远的悔恨。
摘自《生命时报》
文/叶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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