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辞职风波

　　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

　　尽管早就知道周恩来病危，但挚友长逝的消息真真切切传来之际，宋庆龄顿时失去了控制。她知道为国操劳鞠躬尽瘁、时时关心着自己的那个人真的走了，再也见不到了。泪水不住地从宋庆龄的脸颊上流下来，想到与战友的永诀，她心如刀绞。

　　告别周恩来遗体后，宋庆龄默默回到了家。她的情绪还没有缓解，就听到了“高层”通过秘书传达给她的批评，大意是：“让她去和周恩来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人去？”宋庆龄本来情绪就很糟糕，听到指责立刻就按捺不住了。她在卧室里激动地说：“我这么大年纪，就不该有个人扶扶我吗？再说，总理也是看着她们两个（指隋氏姐妹，作者注）长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别？”

　　宋庆龄一生中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都尽力做到完美，几乎可以说是在个人品质上有些“洁癖”。所以，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她造谣污蔑，却从未动摇过她魅力高尚的形象。这次受到批评，在宋庆龄来说是“破天荒”的。更何况，批评是由秘书传达，这也是对她刻意地不尊重。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她还争什么？沉浸在悲痛中的宋庆龄，当时只是在私人空间里，跟身边的人发泄了几句牢骚苦楚，最终还是按捺了下来。

　　1月15日，她抱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在这以后，“高层”的一些评价又陆续传到了宋庆龄的耳中。这次，她再也无法忍耐了。宋庆龄悲愤至极，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此时的宋庆龄对中国的政局已经心灰意冷。在原则问题上，宋庆龄从来是说一不二的。既然决定回家养老，她随即付诸行动。宋庆龄吩咐杜述周，说她26日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级报告，并与空军司令部联系专机。最后，专机定在了27日。

　　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是，此次返回上海，离别北京，宋庆龄认真做好了切断同北京一切联系的准备。1月27日，她要求秘书张珏以住宅秘书室的名义分别发函给全国人大、新华社、《中国建设》杂志社、北京地安门邮局和上海徐汇区邮局。函件很简短：“从今天起给宋副委员长的文件、信件，请寄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林泰同志收。”

　　1月27日是宋庆龄八十三岁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上午十点三十分，她乘坐一架三叉戟，带着满怀的愤懑离开了北京。

　　此后的五个多月中，她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家里，整理资料和物品，不时因勾起对往事的回忆而唏嘘长叹。她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准备了。

　　7月6日晚，北京电话报告——朱德委员长逝世！请宋庆龄第二天回北京！对此，她无法推托。朱德的为人一直令宋庆龄十分敬重，更何况朱德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是第一副委员长。

　　7月7日中午，宋庆龄飞抵北京。她没有携带行李，拒绝回到后海的住宅，而是入住北京饭店1435号房间。当天下午，她就前往北京医院向朱德的遗体告别。11日，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朱德追悼会。14日事毕，她从北京饭店驱车直奔南苑机场，乘专机返回上海。

　　9月9日，北京再次传来消息——毛泽东主席逝世！惊悉噩耗，宋庆龄火速于10日下午再次返抵北京，下榻北京饭店7031号房间。11日、12日、17日她三次参加遗体告别和守灵。18日在天安门广场出席追悼大会时，由于过度的悲伤和衰弱，拄着拐杖的她站立已经非常困难。起初，宋庆龄还能斜靠着搀扶自己的杜述周勉力支撑，后来，她再也坚持不住，身体直往下坠。在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急忙请人要来了一把椅子，她扑通坐了下去！就这样，宋庆龄成了毛泽东追悼大会上唯一坐着与会的领导人。

　　国庆节前夕，宋庆龄接到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座谈会的邀请，她“因身体原因请假”，没有出席。

　　“十一”刚过，宋庆龄就要杜述周马上安排返回上海。

　　1976年10月6日晚，“四人帮”被逮捕。

　　令人欣慰的消息终于盼来了，宋庆龄的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四人帮”的结局她早已料到，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机”会来得这样快！

　　11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派出一位副秘书长专程来到上海，敦请宋庆龄回京参加会议。

　　30日，宋庆龄乘专机回京，入住北京饭店。当天下午，她主持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2月8日，她再次飞回上海。

　　1977年5月25日，宋庆龄接受中央的建议，回到了北京后海的寓所。为了迎接新的时代，迎接生命中第二次春天，她又开始正常地履行她的职责。

　　历时一年多的“辞职风波”就此结束。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文/何大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