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和军队建设 迫切需要加倍补偿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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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3-04-18 09:01
——对话战略学者、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余爱水少将
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前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军队的军费问题都是外媒记者的关注焦点。
3月4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傅莹例外地没有直接谈及2013年军费的具体数额,而是强调,观察一国国防力量的方向,主要是要看其国防政策的内涵、政策的性质,而中国的国防政策一贯是“和平的,防御性的”。
“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卫自己的安全,这对世界不会是一个好消息。”她说。
如何看待军费问题,如何看待武器装备与人的关系,应该树立怎样的现代战争理念——围绕这些话题,本刊记者专访了战略学者、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余爱水少将。
中国军费应继续调高增幅
《瞭望东方周刊》: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军费开支都会成为关注焦点。军费规模是否适度事关重大,过大或过小都会对国家利益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如何从战略高度科学理性地加以把握?
余爱水:军费规模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根据诸因素对军费进行调整很正常,也是军事与经济互动规律的内在要求。
军费的增减是军费存在的基本趋势。但是,军费增减的幅度及持续时间,必须依据理性原则来确定。在极特殊情况下,诸如经济严重衰退或安全压力增大,迫于生存需要,采取偏重一方的政策,以解危机、危亡,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偏重应是短时期的,而不能成为长期的政策稳固下来,待到危机、危亡基本消除,必须迅速转入正常状态,即同步、协调、平衡发展状态。同时,对未偏重的另一方要实行弥补性举措,使之大力加快追赶步伐,以适应国际综合竞争的形势,保持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世界大多数国家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在2%~5%之间,而中国则大大低于这个比例,其军费规模在较长时间内一直处于底线状态。对中国而言,需要深入思考、总结军费规模变迁历程中的经验教训。
军事与经济不是单向服从服务关系,不仅军事要服从服务于经济,经济也要服务于军事,必要时,经济还得服从于军事,两者相依互动,共同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
在一定历史阶段,军事可以而且必须有所削减、压缩,以确保、促进经济更快发展;同时在特定背景和条件具备情况下,经济某些方面也有必要控制、紧缩,以向军事领域大幅倾斜,强力超速推进军力跃升。
目前,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已到了迫切需要加倍补偿和强化的关键时期。如果错过这个时期,不仅与一些国家军事实力对比会出现更大差距,同时给国家整个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也将是无法挽回的。中国军费近几年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还很不够,今后还应继续调高增幅。这既是经济决定军事的直接体现,又是军事驱动经济的客观要求。
根据需要与可能,在今后5~7年内,中国的军费占GDP比例可控制在4.5%左右。此后,再逐步回落到3%~3.5%。因为现在是军费补偿期,而不是正常期、发展期,按照军事与经济互动原理,军费投入需要经历一个正常加弥补的过程,然后再转入正常状态,才能获得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综合利益最大化,使国家保持可持续发展。
不能用牺牲生命的思路节省军费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看军队的职能?和平时期,军队的职能似乎增加了。
余爱水:解放军为人民服务的最高表现就是保卫和平,为国家和人民提供和平的劳动生活环境,这是军人最神圣、最崇高的使命,其他方面做多少事都无法与之相比。能打仗、打胜仗是军队和军人的根本职责和职能所在。
在信息化战争中,不可沿袭以大量牺牲将士生命来换取胜利的作战思想。牺牲了几十万甚至百万人换取战争的“胜利”,这是不可思议的。军人的生命也应珍惜,也要得到保护,哪怕是在战争中,也需要尽一切可能把伤亡降到最低。这就需要对作战理论和指导原则进行重大调整,使之产生革命性变化。
《瞭望东方周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是不怕牺牲,怎么看“为了胜利不惜伤亡代价”的观念?美军强调“零伤亡”,我们能做到吗?
余爱水:零伤亡不是美国人的专利,是战争发展的规律,是我们应该谋求的一个思想,也是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
我们的零伤亡不仅要体现在战争中、战场上,更要表现在推迟战争的发生、延长和平时间上。推迟战争发生、延长和平时间,要靠我们具备打赢的能力。打赢的能力越强,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就越低,和平持续的时间就越长。
要用经费换生命,用投入换信念。要用加大国防投入、大力发展先进武器装备来换取和平,从而换取低伤亡、零伤亡,而决不能用勇于牺牲生命的思路和办法来节省军费投入,那样太残酷了。
再勇敢的人也比不上无人武器装备的“勇敢”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军队武器装备很好、很先进,军人的素质很高,在世人心目中这支军队很强大,可能它永远不会打仗。
余爱水:军队可以起到慑战、止战、消战的作用。
人和武器的关系,要科学理性加以分析。从即时和现实的角度讲,当作战双方武器装备先进程度比较接近的时候,人的决定性因素就显示得更充分。当武器装备差距拉大特别是出现代差甚至隔代差时,人的决定性因素就会发生明显而重大的变化。武器装备处于明显劣势的一方,企图用所谓人的决定性因素去改变战争的结局几乎不可能,尤其在信息化战争的背景下。
相反地,武器装备明显占优势的一方,其意志力将会随着装备的强势而增强,智慧力也必然增强,因而取胜的把握更大。这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的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个战争规律。
我们不能把人的决定作用变成一种幻想,拔高到一个不切实际的状态。不能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要拿到战争规律中来检验,拿到战争游戏规则中来考验。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时候的武器已经不是单纯物质性的了,已经把人的智慧凝结在里面了?
余爱水:这个时候的武器已经成为“超人”,武器上已经附着了人的“灵魂”,已经展现出人性、人格,装进了人的智慧、人的意志,其意志力、智慧力远远超过了人本身的意志力和智慧力。再勇敢的人也比不上无人武器装备那样的“勇敢”。
新的军事革命首先是人的革命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对人的决定作用、决定因素,多年来大家都是认可的。但具体到推进军事变革,如何关注人,如何充分发挥人的决定作用,有人认为推进军事变革是一种物质的变化,一种体制编制的变化,一种武器装备的变化。那么,人在其中是怎样变化的?
余爱水: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目前存在的一个最大的误区。
新军事革命或叫新军事变革,首先是理论上的变革、思想上的变革、观念上的变革,所有这些都直接来源于人。理论和思想观念上的革命是一切革命的先导,科技革命、装备上的革命、物质上的革命,都是思想理论革命的执行者、落实者、体现者。一切革命都发生在人的身上,都是由人引发的,都是人的意志的体现,都是由人操作的、评估的。新的军事革命第一位是人的革命。
《瞭望东方周刊》:历史上,中国人最强调人的因素第一。你怎么看?
余爱水:我们以往讲人的因素第一,一个很大的偏差和误区,主要是讲人的精神、人的思想政治因素的第一,而没有很好地包含甚至排除了人的智力因素的第一,人的综合素质的第一。
在信息化背景下,人的科技素质、文化素质、战略素质往往是占主导地位的,同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构成人的综合素质。我们用人的勇敢精神、牺牲精神、吃苦精神来包容和替代人的所有因素,这就发生了偏差。人的因素第一,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在当今世界,乃至未来、永远的未来,都是一个始终不变的定律。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围着人来展开和运动的,人不能成为第一因素,就没有人类历史的运动。
失去智慧的勇敢精神将一事无成
《瞭望东方周刊》:在今天新军事变革不断深入、不断掀起高潮的时代,对人的综合素质的要求从来没有这样高过,仅有一种吃苦的精神、不怕死的精神,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今天军事变革的需要。
余爱水:是的,它们甚至会成为负面的东西。人在没有获得科学素质之前的牺牲精神、吃苦精神,往往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人在科学素质、文化素质、综合素质不高的情况下,越不怕吃苦、不怕死,越容易打败仗,越容易给事业和建设带来损失。这种吃苦和不怕死精神,只有在智慧的力量主导下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正确作用。
武器装备处于机械化状态之前,以人力为主的时代,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对战争的胜利具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装备比较差的时候。越是武器装备现代化、信息化程度高的时候,人的勇敢精神与智慧相比,其份量就越来越显现衰减,而智慧的力量越来越上升。
勇敢精神要寄托在智慧上,以智慧为平台、为载体。失去智慧的勇敢精神,将一事无成、茫然无措、无能为力。
以劣胜优的观点是不科学的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看现在的武器装备?
余爱水:武器装备是人的意志力、智慧力的结晶。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武器装备长期落后,能说明这个国家军人的创造力、积极性和人的第一因素、人的决定作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一个军队人的决定因素得到很好发挥,既使现在武器装备有些落后,未来的武器装备也一定会是先进的。
人类战争的规律,主体方向从来不是以劣胜优,以劣胜优是违背客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我们可以找到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战例,但是这种战例在所有战例中所占比例很小很小。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过去批判唯武器论,但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唯意志论,好像一强调以劣胜优,就不需要发展武器装备。
余爱水:我们过去曾经以劣势装备打败过优势装备的敌人,但那是无奈的选择。如果我们能够获取优势装备,再加上人的第一因素和决定作用,是不是比劣势装备取胜的把握更大?
人和武器有四种关系,第一种是武器优人也优,第二种是武器优人不优,第三种是武器劣人优,第四种是武器劣人也不优。作为一个国家进行战略策划的时候,一定要谋求双赢,武器优人也优。只有这样,才有全胜的把握,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刘逢安|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