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灾难来临

　　生死一线间。

　　纵使再安逸的生活，也难免会遭受到突如其来的致命威胁。

　　或许是毫无征兆的自然灾害，或许是美好旅程中的惊险一瞬，或许是日常生活中的冒险意外……在这些经历面前，生命显得脆弱且不堪一击。

　　但是，历经灾难之后，也许你对生命有了新的看法和理解，原来在生命当中很看重的东西，此刻或许会如同尘埃般轻轻飘落下来，而原本被忽略的情感和事物，或许此刻在心中有了千斤重。

　　灾难对人生的改变，难以衡量分量。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灾难面前 人特别渺小

　　口述|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计

　　突然而至的恐惧发生在一条短信之后。

　　2008年5月12日，我正在大连理工学院参加中央企业领导人培训班。那天是培训班开班的第一天。下午2点多，时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正在给我们讲“国有资产的管理”。突然，我收到了一条发自成都同事的短信：“地震了，我们跑出来了。”

　　身处异地的我并没有切身感受，迟疑了一下，我询问道：“哪里地震了？成都有损失吗？我们有损失吗？”

　　半晌没有收到回信。于是，我给其他同事群发了同样的短信，过了许久，我仍没有收到任何人的回复。无法掌握事态发展状况的心情最难捱。我开始紧张，拿着手机离开了教室，在教室外逐一给同事打电话。这时我才发现，所有人的手机都不通。座机虽然能接通，却没有人接。不祥的预感已经弥漫心头。我回到教室，没有惊扰任何人，默默地收拾好东西，迅速离开。一个学员追出来问我：“是不是四川地震了？”这一问验证了短信的内容。“可能吧。”我边回答边急匆匆跑回住处，收拾好东西直奔机场。

　　后来，我才知道，当天下午，学习班也因地震而提前结束。而我，是第一个离开奔赴灾区的学员。

　　在去机场的路上，我一边揣测地震的程度，一边浮想联翩。在30多年前，我就经历过一场地震。

　　1976年，继唐山大地震后，四川北部也发生了7.2级大地震。彼时，我在隶属于二重集团的一个厂当技术工人。但因为不在地震中心，提前又有预警，损失并不严重，也没有人员伤亡。那次地震留在我回忆中的，更多是刺激和有趣。30多年过去了，地震于我已经变得非常陌生，我想象不出地震会给企业带来怎样的灾难和后果，甚至不知道具体哪里受灾，我要做些什么。

　　赶到机场，已经接近下午5点，尚有去成都的机票。我本想直飞成都，但转念一想，手机信号都消失的地方，航班怎么可能正常起降？所以就转签了大连-北京-重庆的联程机票。果然，候机时我听到了成都航班取消的消息。

　　在候机室，我从电视上确认了汶川地震的消息，马上给北京办事处的同事打电话，让他们代为联系离重庆最近的东方锅炉厂，安排一辆车、两名司机，赶到重庆江北机场接我，并直接把我送到受灾最严重的企业。

　　一路辗转，加之飞机晚点，落地重庆已是5月13日凌晨两点。落地后我才知道，东方电气受灾最严重的企业是位于四川地震断裂带的汉旺东方汽轮机基地。

　　当年为备战，国家提出军工企业要靠山、分散、进洞，所以，1966年东方汽轮机建在了汉旺。因为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汉旺厂区素有“花园工厂”之称。但是随着市场化竞争的升级，地理位置偏僻所带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比如，厂房安全隐患较多、运输成本高、吸引人才能力弱等。为此，我们一直想把东汽搬出大山，但有近万人迁移、安置问题，重建成本太高，国家不会轻易批准，所以搬迁计划不得不放弃。直到地震突然而至。

　　车刚开进绵竹，我眼中已是满目疮痍。大部分房屋已经倒塌，裸露的钢结构在半空中摇摇晃晃。路边，许多人或坐，或卧，或倒，或站，有的人还一只手输液，另一只手高举着自己的吊瓶。我没参加过战争，但这一刻，我觉得灾后的场景和战后应该是一样的。

　　凌晨5点，我终于赶到了东汽。下了车，巨大的悲痛感瞬间把我淹没，昔日的花园工厂此刻已变成一片废墟。断壁残垣中，有人向我哭诉“东汽完了”；还有人守着亲人被埋的那片废墟，无助地望着我……而我不敢直视他们期盼的目光，只能默默忍受巨大的心灵折磨。在那种情况下，我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助大家。我们没有专业的救援工具和科学的救人经验，甚至连通讯工具都失去了作用。大家只能靠口耳相传，听说哪里有被埋的人，就跑到哪里，从空隙往下扔水，扔吃的，然后用铁锹挖，用手抠……明明知道这样做会浪费时间，可能做的也只有这些。在灾难面前，人变得特别渺小。

　　工厂外面的广场变成了停尸处。尸体不断地增加。没有裹尸布，只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包裹。更重要的是要制止家属抢尸体的行为，因为一旦尸体处理不当就可能发生大规模瘟疫。

　　到处是哭声、喊声。我的头脑中一片混乱，只想着怎么救人，同时又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深深自责。真是一次不堪回首，却永生难忘的经历。每回忆一次，我的心就像被揪到一起般的疼痛。

　　幸好，地震刚一发生，东汽的领导干部们就立刻开始组织救援，工厂所有的车都用来运送职工和家属到相对安全的德阳。我赶到时，大部分员工已经安全有序地撤离了灾区。煎熬到中午，我听到一个振奋的消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正从都江堰赶往汉旺。我在黑暗中一下子看到了希望。因为当时通讯不畅，灾区联系不到救援队，救援队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只能跟着电视的报道走、跟着总理走。果然，总理到了之后，亲自调动了救援队，当晚专业的救援队就赶到了汉旺。

　　终于，救灾工作有序地展开了，我也慢慢冷静下来，开始考虑以后怎么办？难道真的就这样被灾难击垮吗？最后，经过专家论证，我们下决心要搬出大山，落户平原，重建东汽。

　　不过，地方政府听说了我们的决定，非常生气，直接质问我说：“是地方人民养育了东汽，你们怎么能说走就走？这不是往灾民的伤口上撒盐吗？”我当时也很挣扎，汉旺是先有厂，后有城镇，如果工厂搬走了，对当地的确是一大损失。

　　从情感上说，我非常难过和愧疚。但从理智上讲，我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必须要从企业未来的健康发展考虑问题。留下复建的成本比重建的成本还要高，而且想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仅仅靠大家的同情与帮助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后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我们终于走出了山区，震后两个月就在德阳选址重建东汽。

　　现在的新东汽，从厂房到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我常常说，汶川地震带给东汽的是死者不能生还的遗憾，却弥补了当年建厂时的所有遗憾。从历史的长度来看，地震对东方电气集团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

　　今年4月20日早晨，我刚刚晨练完在卫生间洗漱，突然感觉房子在晃，我知道又地震了。这是我人生经历的第三次地震。

　　这一次，已经有了应对经验的我并没有恐惧和慌乱，而是有条不紊地开始工作：了解地震详情，组织救援队奔赴灾区，号召集团和员工捐款……对于发短信询问安全的朋友还开玩笑说“成都人民震习惯了，不害怕了”。

　　生活是无常的，有些事情的发生无法预计也无法控制。特别是有些东西失去了，便是无可替代。但是，如果一味沉浸在对无常的恐惧、对失去的痛苦中，生者不安心，逝者也不会安宁，不如把灾难当成上天对我们的考验。把危机化解成机遇，也许是生者对逝者最好的安慰。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因为绝望变得安静

　　口述|中国水产总公司总经理 刘湛清

　　巨大的海浪如恶魔般凶狠地向我们扑来，从船头打到船尾，一个连着一个，看不清浪有多远，只能看到渔船在海浪中剧烈地颠簸，两侧的船帮也忽左忽右地贴海面直直地倾斜，航线迷茫，生死难测，所有人都穿上了救生衣。

　　一个有着几十年出海经验的船员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恶劣的天气。

　　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都聚集在驾驶台前想办法。忽然一个大浪冲了过来，不偏不斜地砸在了驾驶台上，巨大的冲击力打碎了驾驶台上面的玻璃，瞬间玻璃碎片向前飞溅，船长、大副、舵手都惨被击中。最危险的是舵手，碎片击中了他的太阳穴，血哗地一下子涌出来，流满了整张脸，好容易才止住。

　　这个恐怖的场景不是电影中的画面，而是真实发生在我生命中的片段。那是1986年，我在广东海洋大学读书，还有半个学期毕业，与其他11名同学一起，第一次出海实习。渔船是学校的小渔船，除了同学，还有十几名船员，全船加在一起不到30人。

　　我原本很兴奋，学了几年的专业课，终于有机会出海实践。甚至还带着一点儿玩乐的心态，想着在南海上吹吹海风，看看美景，捕捕鱼，遐想一下未来的工作状态。

　　出海的前几天，的确是风平浪静，心情惬意。没想到海上的天气变幻莫测，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我们误入了台风区，于是噩梦开始了。

　　最初，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同学们还很紧张慌乱，当发现自己无计可施时，大家都因为绝望变得安静，默默回到船舱，躺在床铺上等待最后一刻。我们深知，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如果船真的翻了、沉了，生还的希望等于零。与其抗争，不如躲在船舱里等死。这样，船沉了也许还可以避免被鱼吃掉，等船被打捞上来，还有一具完整的尸体。

　　我当时才21岁，没有女朋友。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恐惧的事情，也从来没有想到第一次出海，便要面对生死攸关的时刻。躺在床铺上我开始想家人，想朋友，想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想到最后，又劝自己别想了，认命吧。

　　庆幸的是，船长在受伤的情况下，仍然保持镇定。他发现，我们一直顶着海浪走，随着海浪的不断加大，船就会顶不住，如果掉转头顺着海浪走，可能会有生还的机会。但是这个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以及精湛的技术。因为掉头要选择在前一个海浪刚打过去、后一个海浪还没有打上来的短暂间隙。如果动作稍有迟疑，很容易在船侧转的时候被海浪直接掀翻。犹豫再三，船长决定冒死一搏。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命运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后，船顺利掉头，我们很快跑出了台风区。

　　安全之后，大家才发现已经与海浪搏斗了十几个小时，而渔船也莫名其妙跑到了深圳。这次事件之后，有的同学便转了行，再也没有出过海。而我毕业后仍然选择了水产行业，而且工作第一年就选择做一名船员。如今，我在这个行业坚守了27年。

　　中国有古语说“行船走马三分险”，这话一点儿没错。中国水产总公司是第一个去海外拓展远洋业务的公司，可是能够把深海资源交给我们的，大部分都是落后、贫穷的国家。有的地方不仅是工业不发达，还有高温、疾病、战争……危险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我在海外工作了20多年，见过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些国家连飞机都是二手的，有的舱门都关不住，行李架也合不拢。有一个地方本来一共就两架飞机，还有一架坠毁了，出事机率是50%，剩下那一架又很破，上去就能听到有问题的零件乱响的声音。可不坐也没得坐。还有的时候需要乘直升飞机去看海岛。那种所谓的直升飞机就像跳蚤一样，在一个岛跟另一个岛之间跳跃，一天要起降好多次。

　　一线工作的同事比我还辛苦，所以这么多年来，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从来不敢关机。我特别害怕夜里电话突然响起来，因为这时候来电话一定是船或者人出了问题。

　　经常有人问我，是什么原因让我坚持下来？我想不出什么大道理，也没有那么多高深的大彻大悟。也许是第一次出海时的危险，让我的心态变得平和，有了咬紧牙关坚持下来的勇气。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重塑价值观的节点

　　口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毛大庆

　　坦白的说，我没有经历过遭受到生命威胁的灾难，但5年前的汶川地震，唤起了我曾经亲身经历过的唐山大地震的记忆。虽说当时年龄尚小，且身处北京，并不在震中，但那次与灾难擦身而过的点滴，至今还历历在目。

　　记忆里的1976年7月28日夜晚，天气闷热得不行。我的母亲去中关村的电子计算中心上班去了，父亲睡在我身边。不知道睡了多久，一阵地动山摇将我惊醒，以我当时的知识，显然无法得知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仓惶之中，已经被父亲夹在臂弯之中向屋外狂奔。我清晰地记得，楼道里被晃倒的蜂窝煤碎成一地，父亲踩在上面滑倒了，起来后抱着我继续跑出楼门，已然顾不得胳膊肘上淋漓的鲜血。

　　此时大约在凌晨4点半左右，天还未亮，大地暂停了震颤，但没有人敢再回楼里，穿着难以遮羞之装的人们，苦熬到天明。早晨7点，母亲才从中关村的机房里回到家中，事后得知，母亲为了保护计算数据，在办公室里没有撤离，现在想想，仍觉后怕。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大人们开始奔回家中取一些必需品又狂奔而出。早晨8点，倾盆大雨来得让人猝不及防，气温骤降，大人孩子们都冻得瑟瑟发抖，那时的我觉得，世界末日也不过如此。

　　或许还处于孩童时期，恐惧过后，并没有对生活丧失信心。地震后没几天，我们都住进了抗震棚，每天睡在外面，我甚至把家里的玩具全部搬到了地震棚里，与同龄的孩子一起分享。对于全中国来说，唐山大地震是一场人间浩劫，但对于孩童而言，并没有生离死别和妻离子散的伤痛之感。

　　或许，这与当时落后的通讯手段有一定关系，人们只知道是距离北京200公里之外的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其他消息知道得并不多。所以，时隔30多年之后的今天，当汶川地震发生，报道全面立体起来之后，我才对灾难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我深知，假想自己经历灾难和真正经历灾难，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汶川地震这场灾难，使得我对很多东西有了不同的理解。

　　天性使然，我资助了从汶川地震中幸存的芭蕾女孩李月，也许很多人认为，她们是幸运的，得到了重生的机会，但对我而言，从经历灾难的她们身上，我得到了更多宝贵的东西。

　　透过他们的经历，我时常感慨，自己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和正常的生活，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我很难想象，像李月般大的孩子们，是如何在废墟中坚持72小时，通过互相喊话来给彼此打气。要知道，黑暗中，说不定谁的声音就忽然消失了，一条生命也就此陨落。我很难去设想，如果我自己被埋在废墟之中，在无法确定是否有人能来营救我时，我会不会精神就先崩溃了。

　　通过与李月的接触，也让我对慈善和公益事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遭受灾难的人而言，物质捐助往往是很难去弥补这些人的心灵创伤的。精神上的残疾，或许比身体上的残疾更难治愈。要想帮助他们彻底走出阴影，需要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这需要我们每个参与公益事业的人，用心去经营这份关爱。而不是一窝蜂的倡导捐款，更不是做秀。

　　在我看来，外在的物质真的只是浮云。人最宝贵的依然是生命，只有保有生命，所有的一切才有了存在的意义。或许，你要我真的放开所谓的浮华，没那么容易做到，工作上的事情，我该尽到自己义务的，我还是会不遗余力的去做。但对我个人而言，对于名利，如今的我真的淡泊了很多，很难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只能说，汶川地震的那场灾难，是我重塑价值观的一个节点。

　　（采访|本刊记者 崔玲）

　　策划|天下工作室

　　文|本刊记者 修思禹 崔玲

　　编辑|本刊记者 罗影

　　图|本刊记者 梁海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