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鳄养猪

　　从2007年丁磊高调进入养猪业开始，现代工商业资本“跨界”养猪，几乎是中国产业与投资界的时髦话题，涉足养猪业的包括中粮、武钢、联想、网易、德意志银行、复星、高盛，等等。

　　“养猪业是中国传统产业最后一个暴利行业，如果能赶上时机，两到三年就能收回投资成本，好的年份，净资产回报率可达40%以上，这么高的资本回报率在钢铁、纺织等其他传统产业中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刘某是上海一家号称专注投资现代农业的股权投资机构的投资总监，2013年3月25日，在杭州西湖边一家私密会所里，他对着潜在LP（有限合伙人，一般为股权基金出资人）作了上述解释，他募集的新一期基金将投资浙江和江西的两家规模养猪企业。

　　听众们衣着和行为举止低调，手中资金却不俗，到场的20多个人里，至少有5人是国内知名上市公司的前三大股东。

　　比如王某，是浙江一家知名信息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面对刘某颇为煽情的话语，他似乎不为所动，提出的质疑也不留情面：“你不要光捡好的年份说，不要忘了养猪行业的市场周期性。”

　　这点中了要害。按照王某的要求，刘某把项目运作时间从2011年1年扩展到2006年～2012年7年，在长达1个半小时的演算中，刘某也从最初的自信满满，逐渐降低了语调，最后渗出了冷汗，最终承认，对于养殖业低谷时期的养猪业财务状况预估不足。

　　5万头养猪场消耗1亿元投入

　　朱天明是浙江一家专注于生态畜牧业的农业企业总经理，这家企业是浙江一家知名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兄弟公司，在该企业的控股股东对其产业布局定位中，生猪养殖和销售也是核心重点业务。

　　“在很多人眼里，特别是对养猪业只有大概了解的投资人眼里，养猪业似乎是稳健且回报丰厚的行业，其实，和禽流感肆虐的家禽业一样，养猪业是周期性很强且存在巨大风险的产业。”朱天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养猪业尽管和养牛业相比，投资回报周期更短，但投资强度仍很大，“养猪业有点像工业中的重化工业，连续投资2～3年才能见到回报，正因为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不会太高。”

　　一个年出栏5万头的猪场，从筹建到第一批猪出栏，大约需要经过4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找地与准备，从找地到通过环评、国土资源局的用地审批等，大约要6～12个月时间；第二阶段是前期基建，即猪场的种猪区具备基本的生产条件，大约需6个月时间；第三阶段是基建后期，这时母猪和公猪可以先陆续进场，保育区和育肥区陆续建成，各种配套设施建设，整个猪场竣工，该阶段也需6个月时间；第四阶段是猪场正式投产到第一批肉猪出栏，至少要12个月时间，因此，整个猪场从筹建到出栏，约需3年时间。

　　除了投资期长之外，5万头猪场的投资强度也较大，“一个年出栏5万头的现代化猪场，基建约需3000万元，设备需1500万元，环保、道路等配套设施约需500万元，母猪和种公猪的投资约需1500万元，存栏肉猪投入约需3500万元，总投入约需1亿元。”朱天明介绍说。

　　2013年亏损成趋势

　　如此规模的投入，带来的回报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惊人，“最近10年里，形势最好的两年分别是2007年和2011年，这两年一个5万头现代化猪场的净利润可分别达到2000万元和3000万元。但前提是，这个猪场能扛过前两年的大疫情。”朱天明说，除了这两个好年成外，2006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2年形势并不乐观，而2013年3、4月份，则进入了严重亏损期。

　　“2012年因为11、12月两个月形势不错，因此全年度每头猪的利润能达到150元，总投资1亿元，年出栏5万头的猪场，年收益为750万元，连贷款利率都赶不上。而到了2013年3月，则每头猪要亏损100元。如果2013年下半年形势仍未发生变化，那么2013年年度亏损基本上成定局。”朱天明说。

　　按照4月15日前后的生猪牌价，国内很多地区生猪收购价在每斤6.3～6.4元，而养殖成本在6.9～7.2元之间，每百斤毛猪要亏损70元，以一头出栏毛重200斤的肥猪来算，一头猪亏损应在140元左右。

　　行情之外，疫病也是猪场经营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年出栏5万头的猪场，正常运营存栏猪大约有2.7万头，假设来一场蓝耳等高致命性传染病，如果猪只死去三分之二，则猪场总体损失应在2500万元以上；如果发生像2011年年初的流行性腹泻等疫病，则损失应在1000万元以上。

　　疫病之外，猪场日常经营水平也关系到猪场的效益，“两个不同饲养水平的猪场，每头母猪每年能提供的商品猪分别是14头和20头，则两个同样拥有3000头母猪的猪场，效益差距应该有1000万～1200万元之间。”

　　“中长期的投资回报率比较稳定，且市场容量巨大，这样的产业显然适合大鳄来玩，而不是小鱼小虾。”朱天明说，中小民营企业越来越玩不起这种风险大、回报中等的行业，而散户则节节败退。

　　五千年未有之变局

　　从1990年代开始，养猪行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周期律，那就是市场行情的3年周期，基本上一年大赚、一年平、一年亏。

　　而自从2007年现代工商业资本大举进军养猪业后，这种周期律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

　　全海志从浙江大学动科院博士毕业后，一直在一家畜牧高科技公司从事研究工作。他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1996年到2011年这16年里，养猪业的市场规律比较容易掌握，但到了2011～2013年度，市场发生变化的节奏明显加快。2011年10月，每百斤毛猪，部分地区可达1050元，但仅仅5个月之后，就跌到了700多元。2012年年底至今，这种变化则更为惊人，2012年11月，猪价从每百斤700元左右直接涨到了850元，到2013年1月，部分地区上涨到了930元，但到2013年3月底，又跌到了650元。”

　　如此快速的暴涨暴跌，意味着养猪业盈利状况的不稳定。当每百斤毛猪价格达到930元时，一头毛重200斤的猪，利润可达400～500元，而跌到650元时，则亏损80元。而这样的行情居然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出现，朱天明说，“这是中国养猪业五千年未有之变局。”

　　全海志和朱天明不约而同地认为，这种短期内暴涨暴跌的行情，对那些拥有大量资金，且融资能力强大的央企、跨国公司来说可以承受，他们可以通过长期投资来润滑短期内的风险和亏损，但对普通散户和一般民营农业企业来说，则是很难接受的困局。

　　以第一季度举国舆论沸腾的嘉兴地区为例，嘉兴养猪业发达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分工明确，有很多专门从事大猪养殖的畜牧场，这些畜牧场从规模养殖场收购养到180斤左右的肥猪，养到300斤左右再出售，尽管肥猪到了220斤以上，饲料报酬降低，但肥猪的死亡率很低。这种大猪养殖一度是嘉兴养猪业中利润颇为丰厚的一块，在行情周期比较平稳且容易预测的过去，这种养殖模式颇为有利可图。但到了2012年下半年后，很多嘉兴养猪大户栽了进去。

　　徐民富是嘉兴某县级市一座3500平方米中等肥猪场的合伙人，有30%的股份。像这种规模的肥猪场，操作得当，一年出栏的肥猪可达1万头。以往徐民富和他的合伙人每年可赚100万～150万元。但到了2012年，则栽了两次大跟头，“2011年12月，我们进了一批肥猪，当时价格是每百斤880元，原本以为到2012年春节后行情可能会看好，结果到了2012年2月底，价格跌到了每百斤700多元，结果那批2700头猪，我们一共亏损了80万元。2012年2月到11月这两拨，一共赚了70万元；到2012年12月，我们在高位以每百斤920元进猪，到2013年2月以每百斤710元出货，总共又亏损了110万元。”徐民富说，原本一个比较稳定可靠的行业，到了2012年成了投机行业，没有踩好节点的徐民富和合伙人商量后，干脆离开了这个行业，把猪场租给了别人。

　　“从中国有了养猪业，到2008年前，中国散户养殖一直占据绝对优势，1万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的市场占有率还不到5%。但2007年后，很多饲料、屠宰企业转入养猪业，很多工商业资本转战养猪业，使原有的养猪业格局迅速发生变化。像中粮这样的央企，动辄上马百万头的养殖项目，正大这样的跨国农业巨头，也静悄悄地在中国迅速扩张产能，更不用说高盛、德意志银行等资本巨鳄。面对这种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加上一涨再涨的饲料成本与人工成本，以及越来越复杂的疫病情况，中国普通养猪散户，除了一退再退之外，别无他法。”朱天明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朱天明为化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柯杰|浙江杭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