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剧中的伦敦病

　　伦敦被誉为“神一般的城市”。这个聚集了英国八分之一人口的城市，在18到19世纪随着“日不落帝国”的崛起，一度扮演着世界心脏的角色，到现在仍是全球金融中心，还戴着“最国际化大都市”的帽子。

　　伦敦并非一天建成的。在过去两百多年中，伦敦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先后遇到了不少问题，也在不断摸索中寻找解决方式。

　　众多的经验和教训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化为历史的尘埃，但好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中留下了一些当年的侧影可供凭吊。眼下看“传统与时尚齐飞，腹黑和毒舌一色”的英剧逐渐成了时尚。从《福尔摩斯》到《唐顿庄园》，再到被誉为“连续剧常青树”的《东区人》，这一部部电视作品均反映出伦敦在城市化中的演变历程。

　　管中窥豹，也会对现实有所印证。

　　伦敦城市化的另一面

　　工业革命是城市化的催化剂。城镇化和人口快速增长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同时发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像格拉斯哥、纽卡斯尔和曼彻斯特等小镇迅速发展为大型城市，由泰晤士河畔的定居点发展来的伦敦更是成为全球的中心。在150年的时间里，英国从一个种植马铃薯和放养绵羊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国。

　　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马德森估算，英国经济规模在1700年到1820年间增长了三倍。1700年英国只有13%的人口住在城市，到1850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至40%。作为第一个城市化率突破50%的国家，英国大概是在1880年到1890年间完成这一进程，到1921年，英国城市化水平已达77.2%，伦敦则是其发展链条上的龙头。

　　全球首届世博会（全称伦敦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向全球充分展示了伦敦的城市魅力。对于维多利亚女王来说，1851年5月1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当率领由九驾皇家马车组成的队伍离开白金汉宫前往海德公园参加开幕盛典时，见多识广的女王也被世博会盛大的场面惊呆了。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感到无比激动，放眼所见……是那么神奇、那么浩大、那么辉煌、那么震撼人心。”

　　除了令人赞叹的主场馆水晶宫外，第一届世博会在伦敦肯辛顿留下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和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等一直使用至今的恢弘建筑。不过，这些丰厚的遗产并不能反映出当年伦敦在城市化中遭遇的另一面。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彼时的伦敦也遇到了一系列前所未见的问题。自由放任的城市化导致伦敦的各地区间和社会内部发展严重不均衡。伦敦早期城市化的“自由放任”发展也为社会带来了大量问题，使社会矛盾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加剧，阻碍了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

　　比如，在英国初步城市化完成期间，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在涌入伦敦后却再次遭遇失业的打击，他们生活和居住的条件恶化，死亡率上升，整个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严重。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样，“在伦敦，拥有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那里的悲惨景象是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见的，就说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这种环境对成年人是令人堕落的，对儿童则有毁灭的作用，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

　　城市化的阴暗面也是悬疑作品《福尔摩斯》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福尔摩斯的时代正值英国工业化、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时代。

　　鱼龙混杂的伦敦为住在贝克街221号的福尔摩斯大显身手提供了绝佳的故事背景，雾中的伦敦处处隐藏着危险的陷阱。在《歪嘴男人》中，福尔摩斯乔装打扮成老头，混进伦敦的鸦片馆寻找线索；在《临终的侦探》里，福尔摩斯假装在伦敦的贫民区染上了可怕的热带瘟疫。

　　他出没的这些地方，均反映出在伦敦城市化的另一面：在金融城里构建起最古老的证券交易所和黄金市场的同时，也有阳光难以触及的阴暗面。城市中那些被遗忘的角落里，恰恰聚居着成千上万的伦敦人，他们没能享受到帝国旭日高升的阳光。

　　以公共产品消解城市化负面效应

　　在英国热播的连续剧《唐顿庄园》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以前的雇农纷纷丢下土地，到伦敦等大城市中去谋生，世代经营庄园的格兰厄姆伯爵面临破产的威胁。为了让已经挺立了百年之久的传统庄园能够在战后的城市化浪潮中生存下去，老伯爵不得不忍痛改变，让一直依附于庄园的雇农转型为农业工人，并在庄园内部也进行了重新规划。

　　《唐顿庄园》中所反映的时代已是英国第一次城市化的尾声，政府也已经看到早期城市化带来的负面问题。就像庄园主在顺应时代作出变革一样，英国在20世纪初结束了早期自由式城市化模式，开始利用城市规划对以伦敦为首的城市进行合理布局。

　　英国政府努力解决城市化中伴生的负面影响，这种干预方式是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相应的组织机构的建立。在此基础上，政府通过财政、金融和产业措施提供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市场失灵的公共产品来消解城市化的负面效应，这些法令对伦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09年以来，英国颁布了40余部关于城市的法规条例。比如1909年，英国通过了第一部涉及城市规划的法律，标志着城市规划作为一项政府职能的开端。1947年，英国颁布了《城乡规划法》，在同一时期颁布的专项法包括1945年的《工业分布法》，1946年的《新城法》，1949年的《国家公园和乡村通道法》，1952年的《城镇发展法》，等等。

　　于此同时，英国政府利用福利国家制度解决城市化产生的社会弊端。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向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提供医疗服务、提供符合体面生活的住房、提供教育服务等。

　　二战后英国的“福利国家之父”的威廉·贝弗列奇发表《社会保险及关联服务》的报告，提出消除“贫穷、疾病、懒散、无知、肮脏”等社会问题，建立以医疗保健和国民教育为核心的全国性社会保险制度的主张。这些经济思想与社会政策主张，受到长期处在城市化社会问题困扰的英国政府的赞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伦敦的大规模重新规划的现实契机并非政府有意为之，而是起源于这个城市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伦敦毒雾事件”。

　　1952年12月5日的“毒雾事件”让伦敦市民至今心有余悸。由于逆温层笼罩，伦敦连日寂静无风，煤炭燃烧产生的粉尘、有毒气体和污染物在上空蓄积，引发大雾天气，整座城市弥漫着浓烈的“臭鸡蛋”气味。人们走在街头，甚至低头看不见自己的双脚。

　　当时，伦敦正在举办一场牛展览会，参展的牛首先对烟雾产生反应，350头牛中52头严重中毒，14头奄奄一息，1头当场死亡。不久，许多市民也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刺痛，发生哮喘、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病人明显增多。从12月5日到8日，伦敦市死亡人数达4000人。9天后，毒雾逐渐消散，但之后的两个月内，又有近8000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

　　伦敦毒雾事件由此拉开了第二次大规模治理城市化负面问题的序幕。政策制定者和城市管理者们开始进一步强调合理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理念，并在之后的实践中一以贯之。

　　但是，规划和福利也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伦敦城市化中的所有问题。

　　伦敦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导致的结果是社会贫富差异过大，二战后的福利社会制度成为治愈这种“英国病”的药方，以保证城市化进程继续推进。然而好景不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年的良药又转换为新的病灶，城市化导致的第二轮“英国病”又开始影响到伦敦人的生活。

　　化整为零走出暗黑森林

　　城市化中高福利制度的结果是大政府，而当经济不振的时候，政府只能靠借债才能维系福利支出，而沉重的财政负担又反过来进一步拖累了经济，这就是新一轮英国病的体现。阶层分化、教育缺失、福利错位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结果，比如高福利助长了只讲权利、不负责任的社会弊病，人们就算没工作，也能安逸地寄生在福利制度下，视秩序为荒诞。

　　在这一时期，不但失业率高涨，而且一种颓废的思潮成为社会的主流，这使得高楼林立的伦敦成为每个人的暗黑森林。

　　伦敦东区就曾经是一块让人敬而远之的地区。那里街道狭窄、房屋稠密，犯罪率居高不下。早期臭名昭著的“开膛手杰克”就曾经在这一带以残忍的手段连续杀害五名妓女，留下了一段扑朔迷离的百年悬案。

　　从1985年开始拍摄至今的《东区人》就反映了伦敦东区一个群体的生活状态。在伦敦东区虚构的阿伯特广场周围，有酒吧、超市、夜总会、社区中心，慈善商店、咖啡馆和各种小型企业，还有一个公园和其他配套设施。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受到经济衰退的困扰，周遭充斥着失业者，全家都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人，整个社区都处于一种压抑的气氛之中，所有人都看不到希望。

　　写实的《东区人》在2000年、2002年和2006年连续获得英国电影学院奖。在获奖的同时，人们也在思考应对这轮城市病的方法。对此，伦敦采取的应对方式是分散大城市功能，通过合理规划促进小型卫星城的发展。具体表现为通过引导伦敦人口分散，作为城市不景气的解决办法。

　　在规划中，对卫星城位置的选择条件非常严格，这些条件包括：有足够的水资源供应，但要避开水源地，良好的排水条件，靠近主要交通线，离城市建成区的距离合适，避开名胜古迹或风景区，避开优等农业用地等。

　　伦敦先后建设了8座新城，都是在原有村落基础上建设的，与主城区之间的距离在40公里左右。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新城和中心区相连，并且较远地区的土地价格相对便宜，新城建设容易实现收支平衡。新城人口的规模并不大，最大的也就10万人左右。

　　新城的设计要满足人们就业、生活、娱乐所需，因此，均拥有支柱产业和较大型企业，并配有学校、医院、体育、购物中心等设施。例如，海默尔汉姆斯蒂德有英国服装品牌雅格狮丹总部、服装品牌NEXT的分销中心、英国石油公司BP的飞机燃油部门总部；海特菲尔德拥有移动运营商T-Mobile总部；维恩则拥有罗氏制药公司英国总部。

　　卫星城的发展成为解决大城市病的泄压阀，吸引了一些在伦敦中心区找不到好机会的人前来工作和生活，这又创造了住房需求、基础设施需求、家具和家用电器的需求，所有这些都是新兴工业。卫星城同样给更高效率的工人带来了更高薪水，也创造了消费和新兴服务业。

　　推动卫星城的发展之初还想设计“自我满足”的地区，让人们在新城内部完成工作与生活，但事实上这一点并没有实现。伦敦政经学院城规系教授阿伦·马克说，这种想法被证明过于理想化，如今在城际间通勤的人仍然非常多。

　　按照英国政府发布的《聚焦居民与迁徙》报告，目前英国约有80%的居民生活在城镇中。作为城市化副产品的城市病，伦敦远未完全治愈，比如2011年夏天伦敦发生的大规模社会骚乱，就再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

　　在那次骚乱中，18到24岁的年轻人被贴上了“城市失败者”标签。

　　如何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上重塑本该朝气蓬勃的年轻群体，是伦敦最需要面对的问题。在骚乱发生一年后，奥运会在伦敦东区举行，但那场以“激励一代人”为口号的盛会在多大程度上抹平了年轻人的伤痛呢？直到现在，伦敦年轻人的失业率还在20%左右。

　　文|王亚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