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造双胞胎再调查

　　药造双胞胎

　　编者按 虽然还缺乏权威统计，但中国多胞胎持续“高发”，已经成为一些医生的临床印象。

　　多位医务人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不同寻常的攀升已持续近10年。目前经常被引用的数据是，2004年广州妇婴医院双胞胎出生率较2002年增加近一倍。

　　据《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1月报道，2011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双胎和多胎分娩率为2.38%，不到50个产妇中就有一例双胞胎或多胞胎。据江西省妇幼保健院、昌大一附院、昌大二附院、南昌市第一医院和南昌市第三医院这五家医院妇产科不完全统计，2005年，这五家医院接生的双胞胎仅60余对，2010年上升到200多对。

　　鉴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多胞胎热潮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质量带来的影响，2013年6月开始征求意见的武汉新版《计划生育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施三胎或者三胎以上的妊娠分娩。

　　这种对中国基本国策的冲击，是如何通过小小的白药片实现的？这其中是否潜藏危险？

　　每个周一都是周志飞去临沂小商品批发市场进货的日子。“刚刚换季，有些应季货卖得很快。”下午从批发市场回到家，停好五菱牌小货车后，周志飞一个人用了40多分钟时间，一箱一箱地卸完了价值几万元的货物。

　　多胞胎动机

　　如果不是两年前妻子生下一对双胞胎，周志飞应该还可以像原来一样，花上几十块钱，随便找个装卸工人应付了事。“现在什么钱都得花双份，所以必须节省每一点钱。等她们上幼儿园，上小学、中学，如果再上大学，也都是双份。”周志飞说，双胞胎降生后确实带来了很多快乐，同时也给他的家庭带来不小负担。

　　妻子上班每个月有2000元收入，他的店铺纯利润每月通常不足一万元。除了养育双胞胎女儿外，每个月还有2000多元房贷。

　　当初结婚五六年后一直没有孩子，“头几年真是没在意，后来我们自己开始想要，但是一直没有结果，直到第七年还没有动静，我们才真是急了。”加上双方父母的压力，那几年家里“内战”不断，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压力甚至开始影响到了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

　　求医过程，周志飞觉得羞于启齿。不孕不育专科医院给他们开了药品。虽然到现在也没办法准确讲出这些复杂的名称，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按照医嘱吃到第二个疗程的时候，妻子就幸福地进入了孕期。

　　后来到医院孕检，竟然是双胞胎。这个不太善于言谈的汉子，稍微想了一会儿说，那时候“看见什么都觉得是笑脸，甚至那些没有脸的大桥墩子，也有笑脸”。

　　虽然稍微有些早产，但是在双方家长以及亲朋好友的一片祝福中，两个女儿呱呱坠地，并健康地开始了她们的新生命之旅。

　　34岁的周志飞说，他知道那是药物带来的结果，如果没有药物的帮助，他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现在是什么样子。

　　总之，他说，“无论如何，我们感谢这个药物”。

　　在周志飞所在的山东省，一些人羡慕他。

　　日照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基层官员向本刊记者介绍，当地对计划外生育一直采取比较严格的管理。计划外生育的父母，将来不仅要面对孩子无法上户口的问题，而且处罚力度也相当大，动辄近十万甚至十几万的经济代价，显然非普通家庭可以承受。

　　所以，如何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生育二胎，成为一些人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显然怀上双胞胎是这些人眼里的最佳选择。”上述官员说。

　　日照市的马朝忠就是这样的例子。“如果政策允许生两个，我相信没人愿意去想别的办法。”实际情况是，直到后来妻子怀孕生下双胞胎之后，马朝忠才知道当时服用的药物，也会有怀上多胞胎的几率。

　　27岁的马朝忠夫妻双方均为城镇户口，而且两人都不是独生子女，所以在政策上不允许生两个孩子。“很早就听朋友说到‘多仔丸’的事情，我确实想要两个孩子，至于具体是男孩女孩，倒不是最重要的。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让孩子有亲兄弟姐妹。”

　　自小在哥哥“庇佑”下长大的马朝忠觉得，孩子有兄弟姐妹，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仅增加很多乐趣，长大后也不会觉得孤单。

　　“不管现实怎么变化，血缘关系的纽带是一成不变的。”他认为这点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是重要的。

　　熟人的药品

　　在山东，“多仔丸”一般都在熟人间流传。在这个有点神秘的过程中，只有几元钱的国产仿制药会以数百倍的价格出售。

　　经多方打听并“不知道转了几手”之后，送礼求人，马朝忠用300元买到了两个疗程10粒“多仔丸”，“白色的小药片，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买到后没多想，就按照中间人介绍的办法吃了。”马朝忠回忆说，虽然“中间人”也明确说过，只能增加双胞胎的几率，并不能确定100%怀上双胞胎。但在一个疗程过后，妻子确实怀上了双胞胎。

　　看着满地乱跑的一对女儿，马朝忠现在对生活心满意足。直到后来看到新闻里说，有人服了“多仔丸”后一次生下了4个孩子，他才感觉到后怕，“多亏我们运气好，否则怎么办都不知道。”马朝忠说，如果当初就知道“多仔丸”会有多胎的风险，无论如何他都不敢冒这个险。

　　周志飞和马朝忠所服用的是同一类促排卵药物，名为克罗米芬，也写作克罗米酚，又叫氯米芬、枸橼酸氯底酚胺，英文名Clomifene Citrate。在南方有些省份则直接冠名为“多仔丸”，分为原装进口和国产仿制两种。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上，输入“枸橼酸氯米芬”，就会查询到目前在上海、广东、北京等地有7个制药企业在生产此药物，而类似进口药物有4种。

　　在医学界，它实际上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药物。不仅已经广泛应用数十年，而且在很多国家进行使用，其最主要作用就是促进育龄女性排卵，在一个服药周期可以产生一个或者多个优势卵泡。这正是孕育胎儿的最基础条件。

　　在潍坊市人民医院，本刊记者见到了这种扁长条盒子的进口药物：盒子的上侧为米黄色，下侧纯白，盒子上印着“枸橼酸氯米芬”。盒内一板白色药片共10粒，还有一张白色中英文双语说明书。

　　说明书上罗列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包括：卵巢增大和腹部/骨盆不适，血管舒缩性症状（非潮红）；恶心，呕吐，乳房不适和视觉症状；神经质，失眠，头痛，头晕，排尿次数增加，月经量大，抑郁，疲劳，皮肤反应（皮炎和荨麻疹），体重增加和短暂脱发。

　　注意事项中则明确提到多胎妊娠，“下丘脑垂体机能障碍或PCOS（注：多囊卵巢综合征）病人治疗后多胎妊娠的发生率约为8%，其中双胞胎占了90%”。

　　而这些副作用和注意事项，则在“中间人”拆掉原始包装的时候，也一并被丢掉。在浮夸宣传下，那些显然更加重要的信息则被有意地忽略。

　　潍坊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马华刚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该院出售的“枸橼酸氯米芬”进口自塞浦路斯，售价为17元人民币左右。一盒内的10粒是两个疗程的剂量，可以为适应症患者提供两个月的治疗，“这是一种处方药物，如果拿不到医生的处方，药店按照规定不能私自出售给顾客。”

　　实际情况却有所不同。潍坊市一位医药代表告诉本刊记者，这类药物在一些不孕不育医院，乃至部分正规药店都很容易购买。

　　更便宜的国产仿制药在拿掉正规说明书和包装之后，成为一些“中间人”手里的“多仔丸”，他们借此获得高额利润。“有些药店还有坐店的大夫，他们可以现开处方现卖药，”该医药代表说。事实上，马朝忠300元10粒的价格在整个市场中是偏低的。

　　而在互联网上，此类药物的销售更为简洁和方便。它们在部分网络商店、售药机构的网站上公开出售，其中一家网店显示：过去一个月中该药物已经售出30余单，售价多数在80元左右。一家网店的老板告诉本刊记者，在他这里购买此药并不需要什么手续，只要下单，付款，等待收货就行了。

　　事实上，卫生部2003年重新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就明确规定：“禁止以多胎妊娠为目的应用促排卵药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处方药，正规医院对其使用往往还会有更加具体的规定，比如医生在开药时，电脑系统会询问其开药目的。

　　有些不管用的“多仔丸”

　　北京大学附属第三院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刘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国内外的促排卵药物可以分为口服和注射两大类。

　　口服类促排卵药即临床上所谓的“一线”促排卵药，最常用的就是通常所说的“多仔丸”。该种药物主要是针对不孕不育症中的不排卵患者，如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月经紊乱患者，服用该药物可以使患者恢复自然排卵，从而获得怀孕的机会。

　　在医生眼里，它在同类药物中是最安全简单的，“在长期的临床应用中也基本没有毒副作用和致畸作用。”刘平表示。

　　此外，还有一种口服类促排卵药叫做“来曲唑”。在临床上，“来曲唑”不是经典促排卵药，但是近些年国内外都开始尝试用这种药来促排卵，因为它可以改善某些不排卵患者的排卵状态，特别是一些对“多仔丸”存在抗药性或效果不佳的患者。

　　刘平介绍说，此外还有一些中药也具有促排卵作用，但其作用既不太明显，药效也不太专一。

　　注射类促排卵药叫做促性腺激素。该种“多仔针”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使用，其注射天数和剂量都要由医生严格控制。

　　该类药物使用后，可以增加更多排卵机会，一次排出两个或多个卵泡的可能性较大。“但使用该类药物的危险系数也较高，一些不排卵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对该类药物非常敏感，即使注射少剂量，也可能发生‘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这种药物并发症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危及生命。”刘平说。

　　北京大学妇产儿童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徐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是否使用口服药品需要根据病人的适应症，“比如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病人，选择口服药物肯定是占绝大多数，否则可能会造成过度刺激；如果患者是要接受试管婴儿的治疗或者一些类型的排卵障碍，则要选择注射。”

　　刘平认为，用注射途径怀上多胞胎的比例，比口服药物可能更高一些，而且“现在促性腺激素使用得越来越普遍”。

　　虽然叫做“多仔丸”，但除了像马朝忠这样的“幸运儿”，更多服用者并不会实现最初的双胞胎目的。“大部分人吃了其实还是单卵泡发育。”刘平说。

　　但是，由于服用群体越来越大，其效果在数字上的统计也有明显增加。但另一方面，庞大的基数中也有相当多的服用者存在不良反应。

　　徐阳向本刊记者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一般正常人和有使用需要的患者这两个群体，卵巢对该类药物的反应也不一样。

　　“比如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她的卵巢很容易过度刺激，一支药下去会长出三个或四个卵泡。而同样剂量用在正常人身上，可能只长出一个卵泡，也有可能长出两三个，或者一个都不长。而且即使三个卵都排出去了，有怀一个胚胎的可能，也有可能两个，还可能一个都怀不上。”

　　徐阳表示，“也有一些专业水平较差的医生放松给病人的用药原则，尤其是作用明显的注射用药，致使患者怀上多胞胎。还有一些不孕不育的诊所推出所谓优惠项目如免费B超等吸引患者，并使患者产生对医生的较强依赖性。”刘平说，这样的后果就是在发生危害情况时，这些开药医生或诊所又不具备进一步处理的能力，病人只能再到正规医院寻求救治，甚至出现危险情况。

　　“这样的情况每年都会碰到，很多都是打针打的。”刘平说，有些病人本来为了治疗不孕症，因为对药物比较敏感等原因，结果排出多个卵泡，从而导致多胎。

　　她强调说，三胞胎以上还是有很大风险，“更多的多胞胎肯定应该减胎或要终止妊娠”。

　　然而，“对促排卵药物的监管，我觉得比较困难。”徐阳说，虽然这些药物都属于处方药，但是无法排除一些地下机构在滥用，“他们有可能大量购进后换一个包装，再去给病人服用。或者，利用病人的从众心理，现在不少人都想要双胞胎。”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特约撰稿于晓伟|北京、山东报道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