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行业可以颠覆吗

　　6月19日，在由安永中国联合长江商学院进行的首次《中国企业创新指数调查》讨论中，一些企业界人士，如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奇虎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文一波、时尚传媒集团总裁刘江等，进行了一次关于企业创新和社会责任的讨论，本刊择其精华，以飨读者。

　　在商言商，都要吃饭

　　主持人：中国电影业有什么办法可以拥有创新能力，又持续增长呢？

　　王长田：电影在世界上有100多年的历史，十年前，中国电影市场重新市场化之后，我们回到了轨道，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创新，而是学习。

　　中国电影市场每年增长30%，去年是170亿，今年6月份已经超过100亿了。实际上，现在的增长是因为观众和影院增多，我们接下来首先还是要去学习好莱坞的这个电影制作，尤其是类型片，战争、爱情、戏剧、科幻、魔幻、灾难等品种。

　　最近看到的《泰囧》、《致青春》、《北京遇上西雅图》等都是这种类型，接中国地气。

　　这几年的商业模式变化也非常大。比如华谊，成立了12个工作室，如果没有问题，很快就做大。但是走着走着，这些人的关系就不紧密了，后来一个人就能够成立一个公司。所以，如果关系不紧密，或者文化向心力不够强，一些人就会离开。

　　一些公司创立了另外的模式，签演员，给股份，像盛大新丽公司等。另一种是签演员，然后演员的工作室可以分成。还有一种商业模式是商业联盟，作为一个资源平台，提供资金，旗下有很多联盟子公司，你可以不做，但是我们之间有协议关系，是合约关系，这种联盟关系可能会更加有效。

　　主持人：在商言商，都要吃饭。如果有一个好的回报，对创新是有帮助的。在电影业和教育方面，有没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王长田：中国电影工业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人才，这个行业有点像美国当年的西部，大家都跑马占地那种感觉。我们原来依赖的很多港台导演，大部分已经很难适应内地的形势，他们的标准不高，题材创新的手段也不行。老板给我钱，就开工了。

　　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内地导演，市场至少需要200个成熟的导演，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只有大概五六十个而已。这些导演从哪儿来呢？从演员做导演做起，像周星驰、姜文、徐铮、赵薇，接下来，邓超、吴秀波、黄渤，以后都是可以当导演的。但总体来说，还很不够，一般来说，一个导演拍三部电影才能够得到市场青睐。

　　我们的演员也是极度欠缺。原来我们依靠港台演员，现在我们发现港台演员有一个大问题—售后不够好。他们去演电影，后来要他们站台的时候，得装一堆的钱。按小时算，要收费。从香港和台湾，一上飞机就开始了。然后每一天，24小时多少钱，要带一个团队，比如一拖六，化妆啊助理啊什么的。一个香港的演员，过气的，从香港到广州，要两个公务舱（没有头等舱），三晚五星级。这让我们很无语，香港到广州还要坐飞机？

　　很多小公司上来就把大公司的想法给颠覆了。每一个行业在碰到困难之后要找方法，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找一个演员来做导演。

　　创新都是被逼的

　　主持人：互联网的竞争力也是非同小可，现在互联网上面有更多的创新，怎么看竞争对其的影响？

　　周鸿：一些大佬，很有钱，但确实看不到他有任何创新的动力，反过来弄很多虚假广告、竞价排名等等。我觉得创新都是被逼出来的，创意公司相比大公司，你没有他有钱，你也没有他有资源，你也没有他有实力。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创新。打破既有的规则，反其道而行之，比如说他的产品很复杂，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产品做得很简单，他的产品很贵，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产品做成免费。

　　中国互联网缺乏创新，是因为大公司拥有先发优势，形成了用户垄断和流量控制以后，就有办法来对付这些小的创新公司。对大公司来讲，他觉得我去购并，别说花上亿美元，花上千英镑都觉得亏，我可以自己投点资让员工照着你做一模一样的东西。

　　一旦形成垄断，你就会发现垄断消灭了所有潜在的竞争力，控制了市场的主要资源，再大的市场，创新也不够。

　　我们中国互联网这些大公司不仅本身实力强大，他们自己还是媒体，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中石化、中石油控制了新华社，控制了《人民日报》，那将是什么样的竞争情况？

　　巨大的两难：“欲想成功，必先自宫”

　　主持人：对于行业颠覆，你有什么看法呢？

　　周鸿：国外法律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但是它不会保护商业模式。所以，柯达是被手机和数字相机颠覆的。但是在中国讲到了“颠覆”这个词，大家就觉得这个是比较反动的词，总觉得“颠覆”是去破坏别人的商业模式，是不是不正当竞争呢？

　　把大的企业商业模式破坏掉，但是给消费者创造了新的产品，创造了新的市场机会，给消费者创造了利益，这就是最高的衡量标准，否则柯达到了法院去起诉谁啊？但是中国的国情就不一样，他不考虑消费者，他经常考虑行业之间如何融洽、如何和谐。

　　在中国做创新，不是智商，也不是情商，而是要有胆商。你必须要有胆商，你要有点“二”的精神，不怕别人来骂你，来告你。

　　我们今年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个搜索，第一不搞竞价，第二不接医疗广告，甚至还消灭这种虚假的医疗广告。我这个商业模式不挣钱，我也不让对手挣钱，这会给对手带来巨大的压力，至少让北上广深地区看不到老军医之类的广告了。

　　只要我免费的搜索坚持做下去，免费把中国好的医院、好的大夫让你搜，你搜高血压、冠心病他就先出来了，而不是那些花钱的某某医院排在前面，我会给竞争对手带来一个巨大的两难，这就叫做—葵花宝典“欲想成功，必先自宫”。他不宫呢，我就站在制高点，他要是宫呢，就会输掉收入。

　　电影公司活下去的三条路

　　主持人：对于企业家来说，你会建议他们如何才能保持创新的动力？

　　王长田：电影行业一个特点就是项目化运作，每一个项目都是独立的，你这次成功了，不代表下次还能够成功，一直是波动的。

　　在这么多年商业发展史上，大家一直在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最后发现从结构上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就是电影公司和传媒公司的结合。

　　电影公司可能瞬间需要很大的现金流，比如说1个亿一下就投进去了，所以存在现金流波动的问题。比如，米高梅独立发展，最后几年前破产了，被收购了，他就是因为拍摄了几个片子失败了。而传媒公司呢，往往建立渠道之后就往里面装内容，就有了收费，是一种持续性的运作。所以把这两个公司绑到一起去的时候，这个公司就会比较稳。

　　第二种解决办法，是发行商连续推出产品，这些产品也许不一定是我生产的。现在大的电影公司都无一例外变成了发行公司，这个跟游戏公司也有关，我发现游戏公司一个游戏一个游戏地去开发，大部分情况下第二款游戏和第三款游戏没有那么理想，包括手机领域，有没有可能诞生发行公司或者运营平台呢？这样的公司是有价值的，它跟游戏制作公司捆绑在一起的时候，风险就降低了。

　　还有一种模式就是系列运作。系列片比如说《007》，米高梅公司垮台了，但是它仍然很有价值，因为它拥有《007》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每一个都能够赚钱。美国前十位大概有七八个都是系列片，系列片能够把推广成本降低，观众的期待值提升，可以不断推出一些演员，等等。

　　我之所以能够有创新，很重要的就是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这是每个企业家必须做的，你每天要关注哪些信息？这些信息之间有什么关系？当然信息不仅能够从媒体看到，你还要和企业家沟通。

　　我现在每天除了上网，就是每天都见很多人。上班或者不上班，喝酒、抽雪茄、喝红酒、住豪宅等等，要么就是在骗人，如果只有这种生活的话，我认为他下一步就没有这种生活了，对吧？

　　如何用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主持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环境问题严重滞后，企业家的责任从创新角度有什么操作空间？如何用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环境的问题？

　　刘江：我们是做媒体的，媒体属于文化创意产业，这个产业消耗是最低的，我觉得我们对社会的贡献是意义在先的。经过20年的努力发展，我们从一本杂志发展到了现在拥有18本杂志，网络电视、投资影视话剧、读书出版等一系列，公司规模做大了，但是我们当初的出发点是给人们提供精神食粮，这个就是意义在先，同时利益就来了。

　　文一波：中国是一个重化工污染的国家。我前几天参加了一个会议，中国的地下水65%受到了污染，中国六分之一的大米是重金属污染，还有其他的污染，层出不穷。污染严重，对于我们来讲是商机，虽然我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环境变化从量变已经到了质变，肯定有一天要爆发，而且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公司在2000年之前是解决工业废水的，但是那个时候城市里水污染了以后，很多地方政府说没有钱，没有技术，北京搞城市污水厂没有建成。2000年的时候，中国老百姓的银行储蓄已经超过10万亿，有钱！我们设立一种商业模式可以把民间的资金用起来，投入就会有一个稳定的收益。

　　我在江西南昌做污水处理厂的时候，要投4亿，我说市场商业模式不用花一分钱，后来建好了，很赚钱，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同时解决了环境问题。2002年开始国家看到这个模式可以，截至去年城市污水收集率已经达到了80%。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环境问题，怎么解决？我们行业里面，这种既能挣钱，又能解决问题，又不让大家有过重的经济包袱的路子，还是有可能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浦奕安|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