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锦松“财神爷”的慈善经

　　依靠强大的个人影响力、极高的“财商”，梁锦松大大推进了一个国际扶贫组织在中国内地的业务拓展。他对社会的强烈关注热情，在慈善领域找到了一个发力点

　　在北京香港马会二楼的一角，这位瘦高个子的男人用广东味浓重的普通话，与我们侃侃而谈。他平易近人的风格在一个小时的访谈接近尾声时突然有所转变——当涉及到立场问题时他相当严肃认真，在采访的最后他不同意我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他情绪有些激动地站起来：“你不必说服我，我也不必说服你！”

　　现年61岁的梁锦松，香港人直呼他“财神爷”——2001年至2003年，他任香港财政司司长。在这一职位上，他发挥了他作为一位资深金融从业者的秉赋，严控税收、节约开支，捂紧香港人的钱袋子，帮香港人克服了经济低谷和SARS肆虐的影响。在任香港财长期间，他还结束了自己离婚后的单身状态，迎娶著名的奥运会“跳水皇后”、比他小近30岁的伏明霞为妻，并育有两子一女，这又令他成为香港及大陆各大报刊娱乐版块的热门话题人物。

　　2003年7月，梁锦松突然由于“个人原因”辞去公职。此前不久，他曾被媒体曝光在他宣布大幅提高汽车购置税的前夕，购置一辆房车且未申报利益，涉嫌避税、以权牟私，从而引起调查和质疑。他的解释是：购车是出于养育子女的需要，没有申报是由于“疏忽”。他最后免于被起诉，但很快从财长任上辞职离开。

　　这个事件并未影响到一些朋友们对梁锦松的基本评价。上司兼好友董建华评价他“情操高尚”。他在公益界的一位朋友、国际小母牛组织中国大陆负责人陈太勇对他的印象是：谦逊、爱国、有爱心，对社会上身处贫困的人充满同情。

　　2007年，梁锦松在告别公职近四年后，重回金融行业就业——出任美国大投行黑石集团大中华区主席。在担任香港财长以前，他曾在花旗、摩根大通等银行工作近30年，被称作香港银行界最成功的华人管理者，年薪达2000多万港元，是名副其实的“打工皇帝”。而重回金融机构的梁锦松，早已多了一个公益身份——国际小母牛组织香港分会理事长。

　　“财神爷”做慈善，其身手的矫健，从这样一组数字中不难看出——梁锦松加盟以前，小母牛香港分会每年在香港筹款额为几十万港元，梁锦松加盟的2005年，筹款额达到200万港元，2011年，小母牛香港筹款3600万港元。

　　借助这种强大的筹资能力，小母牛在中国内地的业务迅速拓展至17个省。

　　梁锦松对“小母牛”项目的投入，远非做做姿态那么简单。每年，他都组织家人和朋友，来到内地的贫困地区，进行为期数天的实地考察，并利用一切机会，为“小母牛”筹集款项。他还让在整个中国公众知名度远超他本人的夫人伏明霞担任“小母牛”项目的形象代言人，以提升公众对“小母牛”的了解。极少接受媒体专访的他，在赴内地参加“小母牛”活动之际，欣然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畅谈他与“小母牛”之间的故事。

　　“不如我们做点事情吧”

　　成为“小母牛”的香港筹款人，缘起于2004年。从公职上退下来的梁锦松，与一个十多年来保持密切联系的朋友圈子经常聚会。有一次他在聚会上说：“不如我们一起做点事吧。”

　　一位从事地产开发的朋友响应了他，向他推荐了“小母牛”这么一个国际公益组织——其香港分会就设在这位朋友所开发的楼宇内。这个国际组织1942年由美国的一位农民设立，总部设在美国阿肯色州的小石城，运作了60余年，向全世界125个国家的农民提供了支助。它奉行“授人以渔”理念，通过“礼品传递”的方式帮助农民摆脱贫穷。它向贫困的农民捐赠奶牛、猪、兔、山羊等能生育幼崽的家畜，并向农民提供养殖技术培训等配套帮助，条件是要求农民在将家畜养大后，将生育的幼崽捐给别的农民，使家畜不断“传递”下去，惠及更多农民。

　　梁锦松对这种“授人以渔”的模式极为认同。他从上世纪90年代起担任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并在香港的一些学校里发起“开卷有益”公益活动（Readtofeed），鼓励孩子们多读书，每读完一本书，家长就奖励给孩子一定数量的“奖金”，孩子再将这些“奖金”捐出来做公益。“既鼓励了孩子们多读书，多长见识，又培养了他们的公益心、社会责任感。”梁锦松对此引以为豪。他认为“小母牛”和他发起的“开卷有益”一样，都旨在“授人以渔”。

　　小母牛香港分会成立于1997年，与其他国家的小母牛组织分会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它的使命主要是为“小母牛”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活动筹集经费。虽然国际小母牛组织早在1985年就在中国大陆从事业务了，但由于大陆地区的政策限制，它只能依托一个中间机构——海惠助贫服务中心——来开展活动，也不能在本地开展筹资活动（直到2011年，这一政策限制才有所松动）。

　　为了进一步了解“小母牛”，梁锦松还约谈了“小母牛”大陆地区的业务负责人陈太勇。梁锦松看到，这个组织对于捐款的使用是“有实质性效果的”，因此决心投入这份事业。

　　陈太勇记得，他第一次见梁锦松是在一个饭店里，梁锦松向他提了很多问题，包括小母牛的业务实际运作状况，以及他本人的个人背景。在这次见面的最后，梁锦松当场拍板，决定为“小母牛”做三件事情：第一，发动自己的朋友们，共筹集五万美元，用于捐助“小母牛”在云南的一个项目；第二，将自己在香港一些学校发起的“开卷有益”活动所筹资金，用于“小母牛”内地项目运作；第三，亲自出任小母牛香港分会理事长，并发动自己在政界、商界的朋友出任理事，以提升小母牛香港分会的社会影响力，增强筹款能力。

　　随着“财神爷”亲自扛旗，“小母牛”在香港的筹集资金状况发生巨大改变。短短六七年间，年筹款额翻了几十番。这位理财高手向《中国慈善家》透露了他的“筹资”之道。

　　首先来自朋友圈的筹集。梁喜欢跟朋友们分享的理念是：“只为自己赚钱，得不到喜乐，能有机会帮助别人，不仅是对社会的回报，也是一种福气和恩赐，带给自己满足感和快乐。”他的朋友们很多都认同他的理念。在他的朋友圈中，大家甚至将生日、女儿出嫁等喜事也变成筹资活动，“不要送礼，直接送现金，我会将现金捐给‘小母牛’。”他的不少朋友对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这样说。仅在2011年，就有两位朋友，通过这种方式各自为“小母牛”筹集了上百万港元资金。

　　梁在香港一些学校发起的“开卷有益”活动，现在也成为“小母牛”筹资的重要管道。在成为“小母牛”香港分会理事长后，他将开展“开卷有益”活动的学校从原来的几所发展到几十所，活动对象也由富裕子弟扩大到经济条件一般的学生。“我也想让经济条件一般的学生，培养帮助别人、为社会尽一分力的意识。这种意识的养成，比捐多少钱本身更重要。”梁锦松说。目前，“开卷有益”活动每年能为“小母牛”筹集到的资金在1000万港元以上。

　　争取商业机构的捐款也是筹资的重要方式。为了刺激商业机构的捐款积极性，梁策划了一些活动，并向捐款对象提供品牌宣传机会。其中最著名的活动是“竞步善行”，即组织香港市民进行团体性障碍跑，将之策划为令人瞩目的事件，对此活动提供赞助的公司将获得冠名权，品牌得到一次推广，同时，资金在被投入到“小母牛”的内地项目上时，资金提供者的品牌将会再次被宣传。“花一块钱，能够得到两次宣传机会。”梁锦松说。目前，举办一次“竞步善行”活动，能够获得600000万港元的赞助资金。

　　公众捐款也是“小母牛”资金的重要来源。

　　随着“财神爷”亲自扛旗，“小母牛”在香港筹集资金的能力迅速发生巨大改变。短短六七年间，年筹款额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

　　随着“小母牛”项目在香港公众中知名度的提升，也有公众开始给“小母牛”打款、写支票。看到这一趋势，小母牛香港分会开始加大对公众的宣传推广，并建立针对公众的捐款渠道，比如在街头、一些零售企业的入口处设立募捐箱；市民还可以开办银行户头自动扣款业务，每月有一定数额的款项从个人户头直接被划进“小母牛”账户。

　　“‘认中关社’，才是我的口号”

　　自从为“小母牛”扛旗以来，梁锦松每年要投入一部分精力参与到“小母牛”的事务中来。每年他还要组织一个考察团，到内地一些偏远乡村，考察接受“小母牛”资助的农民的现状。考察团必然包括自己的夫人、孩子，以及一些朋友和他们的家庭成员。

　　“通过这种考察，孩子们会了解到，这个社会还有这么多他们平时看不到的状况，很多人还活在那么贫困的境地中。就是我自己，对中国社会另一面的认识，也不断在加深。”梁锦松说。

　　通过这种考察，他对一些地区的贫困感到震惊。比如在安徽的一个山村，由于过度贫穷，孩子的母亲为了不给家庭增加负担，选择了自杀。“这在以前，我以为只是戏中才会上演的事。”

　　再比如，由于缺乏快速的地面交通工具，云南有一个村子的孩子只能划着小船走水路去上学，有一次送孩子的小船翻了，孩子们被淹死了。“如果他们的家庭能够买得起一辆摩托车，就可以避免这种悲剧。”

　　梁锦松还告诉记者，他有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由于给“小母牛”捐款而重新赢得了自己孩子的尊重。“由于以前只会赚钱，孩子们都瞧不起他，现在，孩子们很尊敬地对他说：‘老爸也有同情心了！’”

　　谈起“小母牛”行动所带来的改变时，梁锦松着重强调的是——农民所获得的自信。“随着受帮助农民物质条件改善，并由受助者变成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他们的脸上出现了自信的神采！”

　　谈起“小母牛”的种种趣事，梁锦松透着发自内在的热诚。这与他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1952年出生的梁锦松，在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对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热情。“从小家里就培养我要帮助社会和国家。因此我对国家和社会比较关注。”梁锦松说。

　　广为人知的是他对新中国创建者毛泽东的极度尊敬。他熟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将其用作现代管理。“我对毛主席是尊敬，不是崇拜。”他说，“毛主席创造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非常伟大。”

　　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像当时许多香港青年一样，亲赴红色圣地井岗山考察。这曾被当时的香港媒体称作“寻根运动”。“那是媒体乱讲的，‘认识中国，关心社会’才是我们的口号。”梁锦松说。

　　谈起那段岁月，他承认，他和那时许多香港青年一样，有一种反殖情结，“当时作为殖民地的香港，有很多不公义的地方。年轻人向往理想的地方，我们当时对新中国的许多地方充满了向往。”

　　直到今天，梁锦松仍然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命运抱有强烈关注。“许多人说我爱国。我当然爱国，我不爱国爱什么呢？”

　　他非常认可集中资源办大事、用国家力量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中国模式”——“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奇迹。美国学不来中国的高速铁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中产阶级，人们开始关注民主，要求权利，这也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梁锦松说。

　　金融家需要有狼性，这与慈善家的性格有些冲突。梁锦松是怎么协调这两个身份的？他哈哈一笑，“也许我狼性不足，所以做不好金融，来做慈善。”

　　然后，他又正色道：“做金融对社会也可以有贡献，就看你怎么做；做慈善也有为自己着想的。”

　　撰文 吴阿仑︱摄影 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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