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追求意义比追求成功更重要

　　以“仁”为思想根基的中国式慈善，不是仅仅建构在如何处理你的财富上，而是说，你在做人的时候先要把成功和意义分开

　　《中国慈善家》：追溯慈善的文化根源，很多人觉得洛克菲勒、卡内基代表了西方式的慈善传统，东方的文化中有没有这个根源？

　　杜维明：中国的慈善传统是：越有钱势，越有影响，越能够掌握资源、掌握信息的人或集团，就越应该对这个社会有责任感。能够为这个社会服务，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不可分割的条件，也就是说，个人的自我修为和社会之间并不矛盾冲突，而是同时进行。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了中国的“士”。“士”就是对老百姓有责任感的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他们兴建义仓，用所存的粮食救济百姓；他们还四处赈灾，当灾难出现时拯救大众。

　　现在我们学习得更多的是西方的慈善模式。西方的模式是发展“利他主义”，但中国人的观念则是“仁”。仁是推己及人的，或叫“等差的爱”。墨子的“兼爱”思想主张对所有人都一样，对待陌生人的父亲和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但孟子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样要求，让每个人对路人的父母跟对自己父母一样的爱，结果只能是对自己的父母跟对路人的父母一样冷淡。

　　慈善事业在西方的发展，和基督教有密切关系。基督教的传统是爱别人，人家打你，你以善心来回应。在中国，孔子提出“以德报怨”，却被人断章取义，其实孔子的主张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直”就是正义。所以二者是有分别的。

　　这种分别的重要性在于——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不能先顾个人，个人完成了再到家庭，家庭完成了再到社会。你必须动，不动就变成了个人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和狭隘的国家主义。你要推己及人，你的善心，从不忍到忍，慢慢往外推，这个过程，就成为儒家“行忍”的一个过程。所以，慈善应该是出自内心的恻隐之情，不是出自利他主义。

　　目前有一个让大家批评儒学的现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将“推己及人”一层一层往外推时，常常推不出去。假如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推不出去，大家可以原谅；但假如我是一个百万富豪，也推不出去，那是讲不通的，因为会面临社会压力。在儒家的思想里，我们都是在一个关系网络里运作着，个人的力量越大，影响力就越大，越表示其受社会的福祉更多。因此，慈善是作为一个人的修身哲学所必须的东西。

　　儒家“仁”的价值，首先是通德，所有儒家的价值，都和仁有关，假如没有仁的因素，有些价值会变成非价值。比如义，如果没有仁就变得比较苛刻；勇，没有仁就变成匹夫之勇；礼，没有仁就是形式主义；孝，没有仁就是完全没有经过反思、没有经过理解的服从；忠，没有仁就变成愚忠。同时，所有的价值，在儒家看来都能丰富“仁”的内容。 仁，一定要有智，没有智慧的仁，不是真正的仁。基督教里的“好人”，在儒家里可能是“恶人”，要恨该恨的，应该有选择。对于我们想发展的慈善事业，儒家人文精神里有很多资源可以调动，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慈善精神。这种慈善不是仅建构在如何处理你的财富，而是说，你在做人的时候先要把成功和意义分开。

　　什么是做人的意义？这其间包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追求意义而成功了，那我可以靠我的成功和财富发展我的意义；如果我不成功，不说独善其身吧，我还有满足感；如果我只是追求成功，成功之后一定有失落感。如果一个人成功了却没有失落感，那糟糕了，就像金融风暴中所出现的那些人，内心一点罪恶感也没有，对这个世界造成的祸害是不能小觑的。

　　《中国慈善家》：有人总结说，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的企业家追求成功，今后的三十年，中国的企业家将会追求意义。你怎么看？中国有儒商吗？

　　杜维明：如果不追求意义，即使成功了还是会失落。追求意义却不成功，你还有动力，有追求意义的气度和智慧。

　　我一直在关注儒商。中国的儒商从子贡始，这种价值太高。我不认为目前中国的任何一个企业家有资格算儒商，儒商的观念在当今中国已荡然无存，但是韩国和日本有儒商，而且有深厚的儒商传统。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就终生对《论语》推崇备至。

　　有三个日本人我认识且认为是儒商，一个是稻盛和夫，第二个是诸桥晋六——三菱商社前董事长，他和父亲诸桥辙次共花几十年时间主持编纂了《汉和大字典》，日本的“东洋文库”（世界著名的中国及亚洲历史文化研究专业图书馆），每年需要庞大的运营资金，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三菱。第三个人就是资生堂前任社长、家族事业的第三代传人福原义春，他曾在《朝日新闻》每隔一个月就发表一篇论述文化资本的文章。他的家族事业为什么叫“资生”？这来自易经“坤”卦卦辞“万物滋生”，他说，“我的产品不是让你贴在脸上，而是让你发展你的生机。”这些商人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也是真正能够代表儒商的。

　　台湾有没有儒商则很难说。台湾有非常善良的企业家，具有社会良知、理性、富有创意的商人也很多。但严格意义上讲，儒商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应该是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对宗教也有一定体悟。

　　在中国的企业界，以严格意义上的儒商最高标准来论，目前中国还没有儒商，因为我们的文化断了。但是，正走在成为儒商路上的人很多，因为在中国企业界，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人现在越来越多。

　　撰文 冯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