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的中国试验

　　一份对中国文化艺术的痴迷，带来一场以中国为基地的伟大社会试验，催生了一间著名的医学院，谱写了一部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土地上可堪载入史册的慈善大剧

　　1921年，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在日记中提到自己参加的一次典礼活动：“是日典礼极严肃，着学位制服参加列队者，约有一百余人，自有北京以来，不曾有这样一个庄严仪式——罗氏演说甚好。”

　　这里的“典礼”指的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创办的协和医学院的开幕典礼，这里的“罗氏演说”指的就是小洛克菲勒在典礼上的开幕词。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最得意的一项事业——协和医学院，经过整整七年筹备、耗资750万美元建成后，迎来此次开幕典礼。典礼从9月15日一直持续到22日，可谓隆重。开幕典礼上，中美两国政界、科学界、教育界要人齐聚，时任总统徐世昌派来颜惠庆代表其发表演说。

　　小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乘坐轮船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从美国赶来出席此次典礼，

　　以享受属于他的荣耀时刻。他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Sr.）的小儿子，性格内敛，处事谨慎，爱好艺术。他受父亲委托掌管家族的慈善事业，时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协和医学院就是由他一手筹划、并且不惜重金打造的一项慈善事业，并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剧烈变动着的中国的一个重要社会试验场。

　　瓷器缔结中国情结

　　洛克菲勒家族最早接触中国的历史可上溯至1863年。那一年，老洛克菲勒将他的第一桶煤油卖到了中国，那时他年仅24岁。

　　随着其石油帝国的扩张，老洛克菲勒成为美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十亿富豪。伴随财富的积累和名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和团体向他寻求帮助。而他也十分慷慨，到19世纪90年代，他每年捐献已超百万元。但是他渐渐意识到，即使散尽家财也不足以消灭世上所有受难者。此时，他所钦佩的一位好友盖茨（Frederick T. Gates）向他建议，“以永久慈善事业的法人团体的形式将巨大财富作最后处置”。洛克菲勒父子采纳了他的建议，于1913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不过，洛克菲勒父子对中国的兴趣早在基金会成立之前就存在了。

　　小洛克菲勒对中国的钟情缘于艺术。青年时代起，他就经常拜访百货巨头本杰明·奥特曼（Benjamin Altman）的寓所，因为那里收藏着各式华丽的中国瓷器。小洛克菲勒也因此成为一名中国清代瓷器的狂热爱好者。

　　1915年，银行家J·P·摩根（John Pierpoint Morgan Sr.）生前收藏的所有中国花瓶被公开拍卖。尽管此时的小洛克菲勒已经39岁，但是他不得不向父亲贷款，因为这批花瓶的价格高达两百万美元。为获得这笔贷款，他写信对父亲说：“瓷器是我唯一的爱好，也是我唯一想要花费金钱的地方。尽管这项爱好花销不菲，但它十分安静，低调而不张扬。”这封信让本来对此持反对意见的父亲也被感动了，最终将这批瓷器完全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儿子。

　　几十年后，小洛克菲勒的儿子戴维（David Rockefeller）依然清楚地记得父亲全神贯注地端详这些中国花瓶的样子，“直至今日，仍有这样的画面印在我的脑海，那就是父亲用他的放大镜小心翼翼地检查着那些他打算买下的瓷器，以确保它们未曾破损、修复过。”

　　不可否认，小洛克菲勒对于中华文化的这份迷恋，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选择将先进的美国科学和医学传播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洛克菲勒父子曾通过一个国际基督教团体，了解到遥远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社会变革。小洛克菲勒更是于1902年资助该团体一名人员赴中国旅行，并从这次旅行的报告中，了解到教育和社会改革之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的重要性。

　　1906年，一封来自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资助下创办）校长贾森（Harry P. Judson）的信更加吸引了小洛克菲勒和盖茨对中国的注意力。贾森认为应该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大学，“我们深深地认为，中国应该及早建立一所大学，一所完全无教派的，有着最高理想和最大宽容的大学。”贾森的想法让有着雄心实现一番大事业的小洛克菲勒和盖茨十分激动。此时的中国，从行为方式到思想观念，正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同时又正向西方开放，不断吸收新事物。这给了他们一片广阔的天地进行试验。

　　小洛克菲勒随即将这个伟大的想法写信告知父亲，并说服父亲拿出一大笔钱，用于派团前往中国考察。1908年，在芝加哥大学教授伯顿（Ernest Burton）的率领下，“东方教育考察组”远渡重洋。一年后，考察组得出结论：“西方大学所体现的科学理性可以解中国现代化成功之谜。但是，办一所像芝加哥大学那样的综合大学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行不通，建议转向医学。”因为医学正好是科学与教育、改造社会与改造思想的结合点，又是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特别是在政局动荡不安的中国，医学最没有争议。因此几年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后，便向中国派出了医学考察团。

　　高标准打造协和

　　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刚成立不久，便立即派出了第二个中国考察团。根据第一次考察的结论，此番考察专门针对医学和教育。在四个月的时间内，考察团遍访中国十几个城市的学校和88家医院。在此期间，考察团曾就新医学院的标准广泛征求意见。当时有两种看法：一种主张标准低一些，以适应目前需要；另一种则主张从长远利益出发，办高标准学校，培养顶尖人才，将来占重要的领导位置，发挥更大的影响和作用。考察团同意了后一种意见。

　　而这一决定也与伯顿第一次考察后的结论不谋而合。伯顿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突破持续多年的教会教育十分必要。他引用了一位曾经在中国传教的浸信会传教士的话，“过去，传教士已经做了他们能做的最大努力，但是，从底层推动教育是极度愚蠢的。顶尖的教育才是需要的。将顶层的人教育好，由他们教育层次低一些的人，再依次向下，这样才能推动教育的发展。”

　　次年，第三个考察团来到中国，对社会状况、教育、卫生、医学校、医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察。三次考察的结果让洛克菲勒基金会下定决心，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创办一所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为了建造和运营这所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还专门设立了洛氏驻华医社，后更名为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简称CMB）。

　　同年6月，基金会便用20万美元购买下教会学校——“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并将新的医学院定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此后，“高标准”便一直贯穿在协和的方方面面，从最初的选址和建筑就是这样。

　　在民国总统黎元洪题名的《协医年刊》中，写到协和初办的情形：“收买豫王府旧址，计面积六十余亩，建筑新屋十四座，外则画栋雕梁，玉栏碧瓦，集中华建筑术之大观，内则设备周密，器械精良。”

　　“中西合璧的，有着宫殿式外观的校园和医院群建筑”是协和的建筑师柯立芝（Charles H. Coolidge）的设计目标。这位在美国声名赫赫的建筑设计师第一眼看到“豫王府”，便被中国建筑的壮丽所倾倒，决心修改自己原先的设计稿。在外观上，柯立芝保留了许多如“拱顶”和“琉璃瓦”这样的中国元素，而建筑内部则是一水儿当时最为考究的西式设备，连水汀管、门锁、抽水马桶都是从美国运来的。

　　不过，这样的考究和设计带来的花销是惊人的。协和医学院的建筑预算本只有100万美元。到1919年底，建设学校的所有费用竟已达到750万美元。但柯立芝清楚地记得，小洛克菲勒对设计中的中式建筑细节有着强烈的兴趣，并坚持要求他“不惜一切代价”完成。

　　如果说建筑只是形式，那么协和医学院的教育则实实在在地践行着更为严苛的高标准。

　　为保证生源质量，协和规定，正式入学前需先读三年预科，这一要求比同时期的美国还多一年。协和的医预科不仅时间长，范围也广，从自然科学、英语到看似与医学无关的人文科学都被包括进来。而且，这些预科课程还被安排进综合性大学。协和的医学预科生必须用三年的时间坐在燕京大学的课堂里听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讲《史记》，听聂崇岐讲《中国通史》，听沈乃璋讲《普通心理学》，听赵承信讲《社会学基础》？.协和如此重视人文科学，是因为它认为培养一个好医生，首先要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而人文科学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在结束医预科学习后，学生并不能直接升入协和医学院本部，而需要通过入学考试，并参考预科时的各门成绩和老师的推荐语。协和毕业生张之南回忆，当年考试过关后“还要经过很特殊的面试，教授请考生到家吃饭，边吃边谈，谈家庭、志向、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等，一律用英语对答。在此过程中，了解考生的举止、言谈、表达和英语会话能力。”

　　最终能够升入协和医学院的只是少数。毕业于协和、日后成为中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的吴阶平说，“1933年我考入燕大医预科，全班共有52名同学，到 1936年考协和时，却只有15人被录取。”

　　考入协和医学院本部后，等待学生的是更为艰苦的征途。吴阶平形象地描绘了自己经历过的协和一年级医学生的作息时间表：“早 8 点从宿舍到学校，12 点过后才下课，赶回宿舍午餐，午休不超过半小时，又赶到学校，下午 2 点开始实验课。虽规定 5 点结束，有时却拖得很晚。记得有一次，直到午夜 1 点做出实验结果才罢手。一般情况下，6 点晚餐，然后到图书馆自习，晚 10 点图书馆闭馆，回到宿舍继续学习到 12 点以后才能休息。考试前更是紧张，有的同学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地复习功课。”由于学习过分紧张，学生的健康状况普遍下降，还有一些学生得了结核病。学校方面为此提高了伙食标准，并补贴了伙食费。

　　如此这般的用功背后，是协和残酷的逐级淘汰制。老协和流传的说法是：“一门不及格必须补考，两门不及格要留级，三门不及格就要扫地出门”。而这里的及格线，不是六十分，是七十五分。“我们上一班读完一年级后，因学习成绩不合格离校的有4人，留级的有4人。”吴阶平回忆。

　　严苛的高标准教育终于没有辜负小洛克菲勒在开幕典礼上的期望。协和，成为中国最早、最现代化的医学院和医院。教学上，培养了如林巧稚、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顶尖名医，为日后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种子和骨干。科研方面亦成绩斐然，比如从中药大黄中成功提炼麻黄素，成为研究中草药成功的典范，此外还有对中国常见寄生虫病、黑热病和斑疹伤寒的研究等。这一时期，协和成为了亚洲医学和研究方法的最高标准，对日本和印度的高等医学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最重要的是，它使中国的西医从高起点出发，而不是跟着一些单以治病为目的的教会医院缓慢前进。

　　从精英走向乡村

　　不过，协和医学院高标准的实行也遇到过麻烦。比如初办时就曾发现，当时的中国，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能够达到协和期望的医预科水平。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资助13所综合性大学，提高教学水平，并整整持续八年。

　　意外的是，这项资助竟启发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自然科学发展的兴趣。最初它资助的只是生物、化学等与医学相关的学科。如拨25万美元建立燕京大学的医学预科，及资助清华大学建立生物楼，担负一半经费4.15万美元。此后，中国的考古学、遗传学、农学的研究，也得到了基金会的帮助。这其中最有名要数周口店“北京人”的挖掘和研究项目。自1927年项目启动，基金会便开始拨款，直至1929年底，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在协和解剖系，由中外学者合作鉴定出来。

　　192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又将范围扩展至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例如在燕京大学设立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培养了如吴文藻等一批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家。后又帮助中国社会学者赴英美学习。吴文藻最初在美国会见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就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安排的。随后，吴在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做研究两年，归国后于云南大学开办社会学系，其田野考察站亦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

　　在基金会对高等学术机构的资助正如火如荼之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会长冈恩（Selskar M. Gunn）在一次自巴黎往纽约的旅途中，经过中国，并停留了七周。这是冈恩第一次造访中国，他从广州到沈阳参观访问了40所学术机构和医院，并根据洛克菲勒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的建议，前往河北考察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实验”。

　　在这里，他与晏阳初进行了恳切的长谈。这位平民教育家告诉他，“很多哲学博士怀抱教育农民的观念前往定县，最后却转而为农民的学生”，这给冈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怀疑基金会继续投资高等学术机构的价值，担心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过分根据外国的原理和方法进行研究工作，而不适用于国家的需要。这些见解，都体现在了他向基金会提交的报告之中。这份报告很快引起了基金会的重视，并派他东来作进一步研究。

　　1932年10月，冈恩再访中国，这次他居留了15个月，详细考察之后，带着长达97页的报告返美。冈恩在这份报告中说：“基金会今后对华任何计划都应该依据中国人民的急切需要而设。”基于这样的观点，他甚至对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总共达一千几百万美元的协和医学院也予以坦白批评，认为协和只是“在自己的范围显得重要，就全国来说却只是极有限的效用”。

　　为此，他提出了“华北计划”，即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给“平教总会”、燕京大学、南开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华北工业协进会六个机构，进行乡村建设工作，同时训练人才。193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正式认可冈恩的“华北计划”并出资支持。自此，洛克菲勒基金会从金字塔尖端的精英走向了中国最需要帮助的广大乡村。

　　然而，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基金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尽管有过沮丧和犹豫，但1938年，董事会通过特别决议：基金会将继续为在华工作拨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迁往内地的乡村建设项目。次年的会长报告，对基金会得以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与中方合作、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表示惊喜和自豪，认为不论战争结局如何，这一领域的工作必将对中国的未来起重要作用。

　　1947年内战时，基金会仍抱乐观态度。1947年的会长报告中说：“中国此刻正处于悲剧中，内争似乎不可调和。不过从长远看，前景不一定那么黑暗。此时此刻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这里的“帮助”指的是继续拨款资助一批大学的复校工作。

　　1949年中国的革命即将胜利之时，基金会仍未打算放弃工作。3月，有关负责人的通信中还表露了这样的意思：“基金会的某些工作必须通过所在国的政府进行，但不等于支持这个政府的政策。现在国民党显然已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因此基金会已经把人员和财产撤离中国大陆以待事态发展，希望能在任何一个新政府之下建立更好的工作计划。”

　　然而，事实证明，在当时形势下，这只是一厢情愿。1950年11月，中国参加朝鲜战争。1951年1月，时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的李宗恩致函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总部：协和已收归国有。至此，基金会停止了最后一笔拨款。负责建造和运营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1928年以后独立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但仍接受其资金支持）也被迫离开中国，转而支持亚洲其他国家。

　　几个月后，心情沮丧的小洛克菲勒写信给一位朋友，对协和医学院脱离洛克菲勒基金会表示遗憾，但他希望这所学校将继续执行它的使命，“我们不应认为这所学校的用武之地提前终止了，其实不过是换了一种管理而已？.让我们希望、祈祷和相信，所有的一切必将有最完美的结果。”

　　此后，在与中国隔绝的几十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对中国保持着关注和兴趣。此前的部分项目，如乡村建设和农业研究，移至台湾。改革开放后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便率先恢复与中国的合作。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也回到中国，将其80%的资金都用在中国。

　　此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工作已不是按国别分，而是依领域划分。它所一贯关注的领域——农业、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若干项目中把中国包括进去。比如，致力于农作物改良的“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在中国就有大面积的试验田，其最新成果是培育出了抗旱、抗盐碱、抗虫的转基因稻种，在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对环境和土地没有危害。再如，基金会对中国的计划生育从精神到物质方面都大力支持。与美国国内某些舆论不同，它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是成功的典型，反对美国国会以中国为由削减给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金，并帮助中国研制高品质避孕药。

　　2000年前后，洛克菲勒基金会逐渐淡出中国，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则继续在中国开展慈善项目。

　　从小洛克菲勒与中国艺术文化的结缘，到协和医学院的群星璀璨；从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到新世纪的倾力合作？.在中国地覆天翻的一个世纪里，洛克菲勒基金会始终不懈地探索和改进，以适应中国国情的方式，进行着现代化的社会实验。

　　今天，在北京的东单三条，协和建筑群的雕梁画栋与俄式大楼、现代大厦交杂在一起。一块标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门牌，显示着这里的丰富历史。而从外表上，已难以看出，100年来，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与它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

　　撰文 黄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