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如何缔造美国

　　2006年6月26日，在一座因慈善捐赠兴建的图书馆——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内，全球第二大富豪沃伦·巴菲特，将一份310亿美元的财产赠与许诺书交给身旁的全球首富比尔·盖茨的妻子梅琳达，此举意味着巴菲特的310亿美元已归至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名下。

　　巴菲特的捐赠，让盖茨基金会如虎添翼。这个600亿美元的慈善联合体，已经在“改变世界”的道路上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

　　盖茨夫妇促成了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该联盟的成果之一是研制出了一种挽救了数百万儿童生命的新型脑膜炎疫苗；

　　盖茨基金会在全球多地发放农业贷款和农具，无数农民因此摆脱了赤贫；

　　盖茨基金会投入巨资研发新药，例如B型肝炎疫苗的成本已经减少了99%；

　　持续致力于根除小儿麻痹症，现已只剩临门一脚。

　　作为商业巨子的比尔·盖茨，曾经打出旗号“让每一个人的桌上都有一台电脑”，如今，慈善家比尔·盖茨的信念是：“人人拥有平等的生命价值”。

　　作为当今世界个人财富值增长最快、也最注重效率的两大富豪，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不仅规定了自己的大笔慈善资金的使用方向，甚至还为善款的使用确定了日程表——巴菲特在自己的遗嘱中规定，在本人去世的10年以内，其慈善基金必须全部花光。

　　比尔·盖茨本来给自己规定的这一年限为50年，但当与巴菲特就慈善事业进行深入交流并合作后，也受到巴菲特的影响，将这一年限缩短了一半，为25年。

　　早在100年前，安德鲁·卡内基这样的慈善富豪们，已经秉持财富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理念。

　　如今，世界两大最富有的人将这一趋势更加推进了一步——不仅要用之于社会，还要在一定时限内用之于社会，以迫使变化尽可能快地发生。

　　在整个西方历史上，富豪一边聚积财富，一边将财富散播于社会，投入到自己感兴趣或是感觉身负使命的社会领域，推动社会建设和改变，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成为体现其存在价值的重要方式。这种由个人投入到社会、参与社会变革、进行社会实验的钱，可以被称作“有价值观的钱”。这种钱曾经是推动文艺复兴的重要力量，也是镀金时代崛起的超级富豪们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大手笔改造社会的工具。如今，在杠杆效应因为现代科技与金融手段被无限放大的时代，商人们更是以前所未见的热情和力量，参与到改变世界的事务中去，也使得慈善力量，成为政府力量及商业力量之外塑造和影响世界格局的一股重要力量。

　　如果把美国慈善比作一条河流，这条河流不仅源远流长，且不拒细流，越流越大。

　　盖茨和巴菲特的600亿美元慈善基金，只是美国慈善河流中一朵耀眼的浪花。这条长河从“五月花”号抵达新大陆的那一刻即已开始，至今近400年间，浪花不断。

　　追溯美国近400年来的历史，那真是一段慈善群星闪耀的历史，无数人怀着改变世界的梦想，在推动世界改善和进步的领域不遗余力地创新和实践，寻获其光荣与梦想。

　　1620年11月，102名在英国饱受迫害的清教徒，乘坐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帆船抵达美洲，在马萨诸塞海湾附近登陆，寻找他们新的人生。一个国家的历史由此开篇。

　　刚登陆的这批清教徒，面临的并不是幸福图景，而是饥饿、寒冷，以及终日在附近逡巡的狼群。面对困境，他们唯有相互帮助，救助老弱病残，及至后来，自治性的宗教团体，迅速成长为教育、卫生医疗和其他服务的提供者。

　　随着越来越多前来寻找财富的欧洲人源源不断地登陆，新大陆逐渐得到开发，财富的积聚和分配也随之进行，出现了贫富之分。有感于现实社会的弊端，移民中那些怀有改造社会理想的有识之士，开始了对缓解贫富不均的思考。

　　清教徒领袖约翰·温思罗普对最初的社会贫富不均有自己独到的思考，他认为，人一旦拥有了财富和荣耀，就有责任去帮助那些不幸的“兄弟”，从而改善社会，这是上帝的旨意。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创建者威廉·宾看来，人们应该勤劳致富，积累的财富必须用于造福社会。他认为，所有恶行中最坏的是坐拥财富而吝啬至极，“给予”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是最好的自娱方式。

　　此后，一个叫科顿·马瑟的人系统地抛出一套慈善理论：无论男女，无论个人还是团体中的成员，都应该持久地做有益于这个世界的事。他认为，行善是利人利己的事情，行善不仅能使弱者得到帮助，而且能使行善之人获得愉悦和荣耀，甚至对事业成功和身体健康也大有裨益。

　　科顿·马瑟还强调捐出去的钱要使用得当，善款应该帮助受助者提高生存能力，而不是培养好吃懒做之人。这也成为日后的慈善家极力强调的一个问题，甚至成了现代慈善公益事业的一般原则。

　　科顿·马瑟之后，一位真正的慈善先驱，同时也是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出现了，他被誉为“资本主义精神最完美的代表”。他还是位伟大的发明家，发明了避雷针。不过，他的慈善探索比他的科技发明更值得被铭记。他推崇富人用财富做慈善，进而用知识服务大众。他的口号是“促进人类幸福”、“提高普遍的知识水平”。

　　在慈善行动上富兰克林更是不遗余力。跟他有关系的公益慈善项目包括：美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在费城铺路、清道、建路灯以及警察巡逻等各种市政建设计划；建立宾州医院、成立宾州大学前身的高等学院和美国哲学会等。

　　在一次前往波士顿的途中，富兰克林注意到，该市的消防警备状况比费城要好得多。返回费城后，他于1736年组建了联合消防队，这是美国第一支志愿消防队。此后，志愿消防队的概念日渐普及，类似的消防队相继在北美其他殖民地成立。

　　1790年，富兰克林去世，他在遗嘱中规定，用自己的遗赠在波士顿和费城各建立一笔基金，专门用来资助学习手工艺和应用科学的学生。正是受到富兰克林等先驱的影响，今天，用遗赠做慈善，在美国俨然已成为一种风尚。

　　富兰克林去世100年后，以他的遗赠为基础资金，波士顿第一所理工学院成立了。

　　富兰克林的慈善项目涉及教育、医疗和社会科学，这也是近200年后慈善基金会捐赠的几个主要方向。

　　得益于富兰克林几十年在慈善上奔走呼吁和身体力行，富兰克林死后，费城的慈善事业继续蓬勃发展。 1793年，黄热病在费城肆虐，大量居民死于疾病，很多人开始举家逃离费城。危难降临时，无数的“富兰克林”积极行动起来，无论是基督教的教义，还是美国人信奉的“自由平等”，都让费城人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拯救费城。一座座医院迅速建立，以此为契机，城市的各种卫生设施也随之建立，费城得救了。这是费城人的胜利，也是慈善的胜利。

　　费城慈善家涉足的领域多样，且多属首创。

　　1800年，在费城，马格达伦协会成立，目标是帮助失足妇女回归正常的生活。这个协会的创立是有标志性意义的，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关注和帮助失足女性的基金会。

　　美国慈善捐赠开始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1845年，一个英国人在美国开了捐赠支持学术机构之先河。根据英国化学家詹姆斯·史密森1829年立下的遗嘱，美国政府在1845年用他的遗赠——一笔50万美元的资金，建立了名为“史密森学会”的学术文化机构。时至今日，这个学会仍然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之一。

　　史密森大概不会想到，他的一个决定，影响了美国慈善捐赠方向的转变。之后，一系列由私人捐助的学术文化机构在美国纷纷出现，渐渐地，美国在教育领域的慈善捐助重点开始由道德、宗教等向科学、文化转变。进入20世纪，文化教育成为美国各大慈善基金会关注的重点。

　　在史密森学会建立之前，已经陆续有私人慈善家把目光集中到高等教育上。有别于过去强调关注中小学教育的传统。

　　在美洲新大陆，私人捐赠大学最早的著名案例发生在1638年，那年，一位叫做约翰·哈佛的移民不幸逝世，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将自己半数的财产780英镑和400本图书捐赠给附近的一所学院。不要小看这笔钱，当年，政府给学院的拨款仅为400英镑。

　　哈佛逝世100年后，美国私人慈善家惊讶地发现：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关注竟然如此之低！有感于此，一大批私人慈善家把捐赠的重点转向大学。因此，美国的大学数量，从19世纪初到1860年代，短短半个世纪，从十几所猛增到500多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和慈善家的努力密不可分

　　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逐渐黯淡，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一批通过掌控石油、钢铁、汽车等新兴产业而崛起的商业巨头开始出现，其发家致富的速度和所获财富的数量，均创造了历史新高。

　　但是，在将如此巨大的社会财富迅速地集中到手中，如何面对这笔财富，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是这些财富拥有者面临的新课题。尤其是当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在他们快速致富的同时滑向贫穷深渊的时候，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令这些企业家思考手中的财富的意义。

　　在此形势下，美国的慈善事业有了新的动向。富豪们的慈善行动第一次显得如此集中，如此耀眼。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安德鲁·卡内基执掌的卡内基钢铁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钢铁制造设备和2万多名工人在卡内基钢铁公司日夜不停地运转、工作。卡内基钢铁公司的钢铁年产量超过英国全国的钢铁年产量，每年的收益高达4000万美元。

　　安德鲁·卡内基在事业上大获成功，可是在生活上，他是失败者。亲人和朋友陆续先于他去世，对他打击甚重。

　　几次沉重的打击促使卡内基开始深思人生和财富。关于财富，早在1866年12月，年轻的卡内基就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人生必须有目标，而赚钱是最坏的目标。没有一种偶像崇拜比崇拜财富更坏的了。”1890年问世的《财富的福音》，更体现了卡内基对财富的系统思考。彼时的卡内基，坐拥巨额财富却忧虑不安，他希望给财富找到一条出路。在《财富的福音》中，他分析了三种财富的归宿，认为“最后只剩下一种选择，就是把富人的巨额剩余财产在他们生前通过适当的运作用于造福公众的事业。”他还准确地为为富不仁者的下场作了预言，“总有一天，公众会给带着巨额财产死去的人刻上这样的墓志铭：‘在巨富中死去是耻辱的’。”

　　卡内基大概不会想到，他在无意中创造了“工具性捐赠”这个日后广为流行的概念。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卡内基坦言，他的慈善目标是通过规范的慈善行为实现系统的变革，这正是“工具性捐赠”的真谛。从这一目标出发，卡内基的慈善主要表现在兴建图书馆和创办大学。

　　从1893年开始，他开始零星捐赠。1900年，卡内基更是宣布：“我不再努力挣更多的钱！”并把卡内基钢铁公司作价5亿美元卖给金融巨头摩根，开始了规模更加庞大的慈善捐赠计划。此后6年间，卡内基的捐赠额高达7000万美元。1906年，他注册成立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该基金会1910年资助对美国的医疗教育进行调查研究，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医疗教育和医疗改革，推动建立了代表当时美国医学最高水平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10年，在自己75岁生日那天，卡内基宣布捐资1000万美元成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此外，他还有很多项捐赠。1911年，卡内基已经76岁了，还有1.5亿美元没有花出去。在好友罗拓的建议下，他把剩余的1.5亿美元的绝大部分拿出来，成立了“卡内基基金会”，基金会的宗旨是“增进和传播知识，并促进美国与曾经是英联邦海外成员的某些国家之间的了解。”

　　后来的无数慈善富豪，视卡内基为榜样和偶像，认同并实践卡内基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对财富进行合理的管理，富人和穷人之间应该是兄弟般的和谐关系。”有人戏称100年后在美国商业界和慈善界风靡一时的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等人为“卡内基的孩子”。

　　卡内基的慈善是有里程碑意义的。超级富豪慈善在他之前还不成气候，在他之后蔚然成风。卡内基基金会的成立，更标志着美国的慈善事业开始进入现代时期，各种慈善基金会开始争奇斗艳。

　　和卡内基同时代，无论光芒还是争议程度都远甚于卡内基的约翰·D·洛克菲勒，凭借自己一手打造的石油帝国，在19世纪末成为全球首位十亿美元富翁。从少年时代起，洛克菲勒就开始思考财富与责任的关系，从领到人生的第一份薪水起，他就固定地将其中的1/10捐给教会，直至去世。随着财富的急剧增加，他也感觉到了巨大的财富带来的沉重。他这样对邀请来的慈善助手弗雷德里克·T·盖茨吐露真言：“盖茨先生，我遇到了麻烦。面对各种资助请求的巨大压力让我无法承受。身负商业重担，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很好地回应这些要求。但只有当我认真地研究了这些项目之后我才能放心地资助。现在，我花在这些事情上的时间比花在公司事务上的时间都多。我能做的就是要么转移部分负担，要么放弃慈善，但我深知我不能选择后者。”弗雷德里克·T·盖茨给老洛克菲勒回复道：“您的财富如滚雪球一般不断积累！您必须坚持慈善事业！必须以比慈善增长更快的速度捐赠！否则，您的财富将会压垮您和您的子孙后代。”老洛克菲勒听从盖茨的建议，开始从事更大的慈善事业，主要在教育和医学方面，同时也涉足科学、艺术领域。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两位20世纪初的全球超级富豪，竟因为慈善而结缘。阅读了卡内基1889年发表在《北美评论》上的《财富》后，洛克菲勒给卡内基写信，他写道：“我希望更多的富人参与到你的事业中，虽然现实并未如此，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大有作为，富人们更加慷慨地资助他人的时代指日可待。”

　　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纽约成立，此时，洛克菲勒20年的慈善捐赠已是硕果累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宗旨是：“知识的获得和传播，预防和缓解痛苦、促进一切使人类进步的因素，以此来造福美国和各国人民，推进文明。”比起卡内基基金会的宗旨，这一宗旨的全球视野要广阔得多。

　　老洛克菲勒对科技的发展颇为倾心，对那些天才般的科学家和潜力十足的项目，他会毫不犹豫地答应捐赠，且往往会超额资助。有一年，在回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封500美元的资助申请信时，洛克菲特信心十足地对他的慈善顾问说：“咱们给他1000美元。他可能会成就一番大业。”

　　和卡内基类似，洛克菲勒对财富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财富就会幸福的想法无疑是错误的。像我们这样的富人，从财富中获得快乐，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帮助他人的能力。”

　　洛克菲勒对中国颇为同情和关注，著名的协和医学院就是在他的资助下建立的。

　　据统计，洛克菲勒生前一共捐赠了5亿5千万美元用于慈善事业。

　　如果要对卡内基和老洛克菲勒的慈善做一个小结，洛克菲勒的孙子戴维·洛克菲勒在《洛克菲勒回忆录》里的叙述无疑是最准确的，他写道：“有人说，祖父和父亲——以及安德鲁·卡内基——一起发明了现代慈善事业。这种说法可能是事实，但也可能言过其实。他们两人所做的，是强调有必要调整慈善活动的方向，从医治社会问题的‘病症’转向理解并消除其背后的‘病根’。这种转变促使他们两人都欢迎科学的方法，支持在诸多领域里的专家工作。”

　　当然，客观来看，卡内基和洛克菲勒都存在道德瑕疵。1891年，卡内基名下的霍穆斯德钢铁厂的工人罢工，远在苏格兰的卡内基遥控着属下雇用了300名警卫，镇压工人的罢工行动，最终发展成一场血腥的武装冲突。对于洛克菲勒而言，除去他极尽各种商业手段打败对手，1914年发生的拉德洛惨案，造成45人死亡，20多人受伤，20多人失踪，他也难咎其职。美国的慈善家就有这个特点，一边用各种商业手腕获取财富，有时甚至残酷冷血；一边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整个社会往善的方向发展。

　　作为一名女性慈善家，塞奇夫人的慈善实践也格外动人。

　　1907年，玛格丽特·塞奇继承了亡夫拉塞尔·塞奇的6500万美元遗产，建立了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它的宗旨是：“改善美国的社会和生活条件。”该基金会在老年问题、贫困问题、改善医院和监狱条件、劳工立法、推进医疗制度改革等领域颇有建树。它对20世纪社会科学的贡献尤其值得铭记，它发起了社会调查和分析，使社会科学得到长足发展。在与政府合作上，塞奇基金会堪称各类基金会的表率。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塞奇夫人为基金会选的格言是：“你为你最不幸的兄弟所做的一切都等于为我而做。”

　　卡内基、洛克菲勒和塞奇夫人对慈善的探索和实践具有启示性意义，一时间，美国慈善事业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1913年，美国开征个人所得税，4年后，美国国会就通过法案，规定捐款或实物捐赠可用来抵税，所得税可抵税部分最高达15％，鼓励民众捐赠行善。这项法律对美国的慈善事业影响巨大，有人这样评价道：“这项法律反映了美国人普遍相信：支持私人慈善应该得到允许，甚至得到鼓励。”由是观之，富豪们争相建基金会做慈善，一方面确实解决了部分社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推动政府对政策进行优化。

　　从1907年塞奇夫人建立慈善基金会开始，到1929年，据统计，美国慈善基金会的数量已经超过300家。有学者这样总结这一时期的慈善基金会：很少见到资本在1亿美元或1亿美元以上的新的大型基金会。而那些资本在300万美元至1500万美元之间，规模相对较小的慈善基金会，它们的数目确实增加了。

　　大萧条和“二战”，使美国的慈善基金会遭受重大打击，纷纷寻求自救自保，要么削减项目，要么停止设立新机构。在一片哀嚎声中，也有一些基金会逆势而生。

　　1930年，凯洛格基金会成立。“二战”后，该基金会开始兴旺，此后几十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1999年的资产近64亿美元。凯洛格靠经营早餐起家，当时人称“玉米片之王”。凯洛格本人对慈善怀有理想，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天赐我以大笔财富能够用于帮助别人，而我可能被认为是一名忠实的管家。”早在1927年，他就在自己工厂的女工工作区域设立了托儿所，建立儿童医疗中心，并配备一名营养师。大萧条期间，他非但没有裁员，而且还增加新雇员，并积极帮助家庭负担重的员工。

　　1932年，一位78岁的老人，从连续担任了12年的美国国家财长的职位上黯然离开，他就是安德鲁·梅隆，一位由商入仕的天才投资家。由于在“大萧条”前夕制定了不合理的税收制度，美国经济出现了难以收拾的惨痛局面。危机爆发后，虽然他聪明地通过慈善捐助转移视线，以个人名义给音乐学校的学生捐赠钢琴、给聋哑儿童收容院提供资金，以期挽救自己的信任危机，但愤怒的美国人没有原谅他。从他离职之日开始，就不断遭到“税务审讯”。

　　1935年最后一天的下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白宫会见了80岁的安德鲁·梅隆。梅隆向罗斯福表达了想在华盛顿修建一所大型美术馆的想法，且承诺自己愿为之捐赠一笔数目可观的现金。他急需得到总统的首肯及国会的支持。他希望这个计划能够得到迅速实施，此时的梅隆身患癌症，剩下的时日已经不多。罗斯福没有犹豫，立即全盘批准了他的计划。1937年夏天，浩大的美术馆工程开始动工建设，不久，梅隆离开了人世。临死前，梅隆将他的所有艺术收藏无偿捐赠给政府，且要求不留下任何个人印记。

　　天才总是异于常人，难以捉摸，卡内基、老洛克菲勒、梅隆，概莫能外。

　　大萧条后，美国政府对企业增加了税收，出于逃税的商业利益考量，一个日后在美国慈善界影响巨大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成立了。成立之初，它只是个地方小基金会，资助范围非常狭窄，远不能和福特创立的汽车帝国相匹配。直到后来在老福特的孙子亨利·福特二世精心打理下，基金会才骤然做大。1953年改组后，实力和影响力大增，其主要关注的焦点是：教育、社会科学、社会改良和种族问题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全球，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时也打响了一场漂亮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发动的。1940年，亨利·华莱士访问了墨西哥，当地人民的生活状况让他十分震惊：食物极端匮乏，很多人食不果腹。当时的情况是，墨西哥一半以上的小麦和部分玉米需要进口才能满足基本供应。亨利·华莱士回到国内后，旋即约见了时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的雷蒙德·福斯迪克。副总统向福斯迪克描述了墨西哥人民的悲惨生活，希望洛克菲勒基金会能为改变墨西哥普通民众的生活做出贡献。那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致力于贫困地区疾病的治疗，饥饿问题当然也会引起疾病。

　　于是，194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墨西哥政府达成协议，共同启动了“墨西哥农业项目”，开启了“绿色革命”的大门。之后的20年里，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墨西哥培养了700多名农业专家。1956年，墨西哥实现了粮食自给。

　　20世纪50年代后期，福特基金会也加入“绿色革命”。后来，“绿色革命”的“战火”从墨西哥燃烧到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所到之处，建农业大学、农业研究所，培养优良品种，当地的粮食紧缺问题都得到很大改观。在这场“革命”中，一位名为博洛格的科学家的贡献尤其重大，被人们誉为“绿色革命的缔造者”，他也因此荣获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尽管“绿色革命”后来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地球人口越来越膨胀的时代，它解决了全球上十亿欠发达地区人们的基本粮食需求问题。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喧哗躁动的社会空气中，一项致力于缩小教育鸿沟的慈善项目——“儿童电视工作坊和芝麻街”诞生了。当时，除了一档针对学前儿童的“袋鼠上尉”外，美国没有其他儿童电视节目。福特基金会作为美国教育类电视节目的主要支持者，关注的焦点是成人教育。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做出点改变了。最后，由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联手资助儿童节目的制作，公共广播公司和美国教育办公室也随即参与进来。1969年11月10日，芝麻街首次在公共电视频道播出，很快风靡全美，研究表明：观看芝麻街的孩子的学习成绩有了显著的提高。

　　“儿童电视工作坊和芝麻街”取得的成果远远超出了始作俑者的意料，它创造了儿童教育的新模式，它是一个以小博大的经典案例，起到了杠杆作用，这种效果是慈善家们梦寐以求的。

　　第三次科技革命在二战初期的美国发轫，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70年代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科技在不断寻求新的突破，慈善事业也在努力地寻求新的增长点。

　　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端到高潮，再到今天，美国慈善主要有两个群体在推动。一个群体是那些在硅谷的IT公司里敲打着电脑的科技天才，以及和这些IT公司相伴相生的风险投资家；另一个是那些坐在华尔街的摩天大楼里，指挥着全球金融帝国的金融家。

　　1977年，在硅谷，惠普公司的两位创始人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从CEO的职位上退休了，并转身走进慈善。他们把科技创新的思维引入慈善事业，引领了硅谷企业家的慈善风潮。而在东海岸的华尔街，一位金融大鳄也正在默默地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会。1978年，人到中年的乔治·索罗斯正在经历“中年生活危机”，彼时，他已经是1亿美元基金的管理者。一次在大街上心脏病发作的经历，突然令他对财富产生了怀疑，“它值得么？我要这些钱究竟做什么？”于是，他成立了慈善基金会。日后他坦言：“我知道我真正关心的是整个社会。”

　　除去硅谷和华尔街，“真正关心社会”的人大有人在。1979年，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尤努斯，创办了格莱珉乡村银行，开始为贫困的孟加拉妇女提供小额贷款业务。他延伸了企业的边界，发展了“社会企业”。他的理念是“慈善事业的资金是受资源限制的，而商业企业没有那么脆弱。”这意味着，把商业理念引入慈善领域，不失为一种好的尝试。如今，人们正在就此作出越来越多的探索。

　　也就在索罗斯建立基金会那年，比尔·德雷顿创办了阿育王基金会，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发现和培育社会企业家。德雷顿不仅在改变着传统的商业模式，还在改变着商业世界的缔造者，很多人为比尔·德雷顿的事迹震撼和感动，纷纷投身到创办社会企业的大潮中。戴维·伯恩斯坦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这样描述“德雷顿们”：“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构建一个理想世界的人。”

　　这么多人推崇德雷顿，意味着德雷顿的方法代表了慈善的一个新动向，这个新动向就是：社会企业家创办社会企业改变世界。

　　“社会企业家”之上，其实涉及一个更宏大的命题——社会创新。“社会创新”是被誉为“慈善资本主义教父”的德鲁克在1986年提出的。晚年的德鲁克，以管理学大师的敏锐眼光，观察到了公益创业的兴起。有人这样评价德鲁克在社会创新上的贡献：“德鲁克帮助形成了慈善、资本主义和宗教的混合，而这种混合是非常奇异的，但它也是这个时代的标志之一。”

　　所有的现象和趋势都表明，“慈善资本主义”的时代到来了，它的含义是：将资本投入慈善事业，自行监管以求获得最高的社会投资回报率。

　　20世纪末至今，得益于全球化的推进，贸易活动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体。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一方面为自己在全世界赚得盆满钵满而欣喜不已，另一方面却又为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而忧心忡忡。对财富有社会化视野展望的富豪、对社会有担当感的名人，不约而同达成共识：整合手中的资源，利用财富的杠杆效应，让慈善最大限度地发挥力量。他们是新的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历经几百年，很多慈善方式在美国和全世界已然无效，慈善也的确急需创新。这些新的慈善家要“用做商业的方法做慈善”。很多慈善家借鉴经商的方法，或者称之为慈善资本主义的方式做慈善，成绩斐然。

　　20世纪的最后10年，公益创投和社会企业正式产生。公益创投的最大特点是，捐赠者会广泛参与到所选择的受捐赠者的决策过程中，这和一般的慈善捐赠有质的区别。

　　1989年，社会企业家温迪·柯普创办了非营利组织“为美国而教”，该组织从美国一流大学招收毕业生，组织他们到贫困地区从事教育工作。这其实是一种缩小信息鸿沟的做法，后来的比尔·盖茨，在美国捐建数字化图书馆，初衷和“为美国而教”类似。“为美国而教”大获成功，现在，它的分支机构遍及全世界。它的成功，离不开一家名为“绿色回声”的创投基金的支持，这是一家由查克·费尼创办的私人资本运营公司，专门为社会企业家提供原始资金。

　　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曾在30年前提出“公益风险投资”概念——一种敢于冒险并承担风险，对一些不受人重视的社会事业进行融资的方法，终于在此时得到发扬。若要追根溯源，公益风投由美国半岛社区基金会在1984年实践，其初衷是将企业创投的做法运用于公益事业中。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公益风投开始和硅谷的风险投资搭界。此后，公益风投愈发盛行。

　　1998年，硅谷社会风险投资基金成立，它是久负盛名的硅谷社区基金会的一个创新性分支，目标是向新富裕的高科技企业家和其他人展示如何成为有效的慈善家。它试图为那些拥巨富而不捐者提供一个可以学习和了解同行的网络，为他们提供慈善模板。此前一年，桌面出版之父保罗·布莱内德创立了社会风险投资伙伴。

　　更为著名的是2000年由马里奥·莫尼罗创立的公益风险投资伙伴。早在1992年，莫尼罗有了足够多的财富之后，他就把目光投向了慈善。他观察到，在自己的故乡，随着制造业的衰退，原来的工人阶层的移民邻里关系已经被破坏，因此，他决定从学习和社区两个方面突破，用自己的力量扭转家乡的衰败。1994年，莫尼罗创办了莫尼罗研究所，专门研究互联网和网络经济如何带来积极的社会变迁。至2007年，莫尼罗已经将公益风险投资伙伴的第一笔共3000万美元的大部分进行了投资。莫尼罗的方法是将资金、专家和个人强有力地结合起来。不过，在美国，最成功的公益风投机构应该是克拉克基金会，它每年的公益风投资金达2500万美元，投资的项目多数获得极大成功。

　　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纽约商机基金也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公益创投机构，其特点是呼吁美国富人投资一些生产且低价销售给发展中国家急需商品和服务的新生营利性组织。从低价助听器、低价眼镜到低价蚊帐，应有尽有。

　　在私人、基金会对慈善进行大力创新的同时，企业作为慈善主体在慈善领域异军突起。

　　早在20世纪中期，随着通用电气基金会、IBM基金会等为代表的企业基金会建立，企业就开始意识到基金会可以向利益相关方传达更好的企业社会责任，以达到社会效益和商业效益的最大化。1998年初，eBay上市的前一年，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达和杰夫·斯科尔带着100万美元即将上市的公司股票，敲开了硅谷社区基金会的大门，把这100万捐给了基金会。一年后，基金会出售这批股票，套现4000万美元。从那时起，奥米达和斯科尔走上了慈善之路。

　　2004年，奥米达建立了奥米达网络，集中精力支持小额信贷的发展。那年11月份，奥米达和尤努斯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奥米达认为，与尤努斯的格莱珉乡村银行非营利的模式相比，奥米达网络运用营利的方式进行小额贷款，可以更快地让更多人摆脱贫困。尤努斯反击道：“人们是应该赚钱，但为什么要赚穷人的钱呢？”

　　同年，斯科尔创建了“帕提森媒体”，专注于制作具有社会意义的营利性电影，提出“改变世界，一次一个故事”的宣言。

　　无独有偶，另一家伟大的互联网公司——谷歌，也于稍晚些时候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早在2004年，谷歌准备首次IPO时，它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就宣布成立公司的慈善部门——谷歌公益。布林认为：“一家成功的公司除了要不断增长之外，还担负着更重大的责任。”谷歌上市后，向谷歌公益捐出1%的股本，2007年市值20亿美元，以及1%的公司年度收益，并贡献员工1%的工作时间。

　　此外，通用公司已经在支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上投入颇多，进行一个名为“绿色创想”的项目；沃尔玛发起了“超越汽油”的环保项目；思科尝试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信息科技教育，以填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信息鸿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要想在未来取得更大成功，就必须在社会责任上领先于民意。

　　除了慈善资本主义、社会风投、富人慈善、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时代还值得关注的慈善热点是名人慈善。

　　在美国，名人慈善的传统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名人慈善风潮的发轫期。电影明星马龙·白兰度在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决定将自己收入的12%捐给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以支持金博士的事业，此前，他就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资救济难民。

　　进入21世纪，名人慈善在美国愈发盛行。当然，名人做慈善，除了在金钱上占优势外，最重要的是天然的影响力。他们不但可以用自己的财富做慈善，也可以通过整合资源，利用自己的个人品牌为慈善事业募款，以达到安吉丽娜·朱莉所说的：“大家听我的”之效果。

　　朱莉称得上是美国最著名的名人慈善家之一，从2001年她给阿富汗难民捐了100万美元后，她在慈善上倾注的心血越来越多，2005年，她为美国国家难民与移民儿童中心捐赠50万美元，2006年，她和丈夫布拉德·皮特联手成立朱莉—皮特基金，她捐出了自己年收入的1/3，截至目前，这个组织已经为各类慈善机构捐赠了上千万美元。

　　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早在1998年就建立了“奥普拉天使网”，致力于激发全世界的人都去帮助那些深处贫穷境遇之人。2004年，她访问非洲的同时，为55000名儿童捐钱、书本和衣服。截至2005年，她的慈善捐款已经超过3亿美元。2007年，奥普拉又出资4000万美元在南非建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女子领袖学校。

　　克林顿从美国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后，靠在全球各地演讲和做咨询挣了不少钱，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慈善家。他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品牌效应，他在募款中意识到和其他慈善家联合会使慈善效益最大化。克林顿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不过更为瞩目的是他的全球倡议（CGI）。过去的几年里，全球倡议募款达几百亿美元之巨。克林顿全球倡议的目标是：“给人们提供一些渠道，同时也给那些想捐款的人一个讨论的平台。但这不是光说不练，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不仅要讨论一些事情，我们还需要知道能够干什么，同时来参加的人都应该承诺做些什么。”从2005年起，每年9月，克林顿都会邀请企业家领袖、社会活动家参加全球倡议大会，共同探讨慈善之道。克林顿的倡议无疑是成功的，仅2007年一年，就有600多个慈善项目的认捐。毫无悬念地，克林顿成为全球最有募款能力的前国家政要。克林顿对认捐的项目有严格的监控管理，一旦认捐者没有完成认捐项目，不被邀请参加下一届“克林顿全球倡议”即是对他的惩罚。当然，树大招风，克林顿的高调慈善也引来一些争议，有批评家认为，克林顿在慈善事业上的投资和商业行为之间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晰。

　　名人慈善如此耀眼，且成绩斐然。正如一些人所说，当后人回顾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他们也许会把它称之为“名人慈善时代”。

　　这个时代，比名人慈善更为耀眼的是富人慈善。

　　当然，富人慈善，有时会遭遇尴尬。正如罗伯特·布莱姆纳所说：“我们期望富人慷慨，否则会批评他们吝啬。不过，当他们捐赠时，人们却会怀疑他们的动机，谴责他们获取财富的方式，质疑他们以慈善之名获取功名。”伟大的慈善家是这样应对质疑的：对它置之不理，遵从自己的内心，只管做好自己的慈善。

　　理查德·布兰森，既是商业天才，也是慈善明星。2007年，他创立了人道主义组织“长者会”，这个组织里的人都是全世界最有名且德高望重之人，曼德拉、克林顿、尤努斯等都是其中的一员。此外，布兰森还向气候变化发出了挑战，承诺未来捐出30亿美元用于发展非碳燃料。

　　乔治·索罗斯在慈善上从不走寻常路，这和他的投资理念相符。索罗斯的慈善事业起步很早，不过直到1992年9月，他做空英镑后，他和他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才被世人所熟知。他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大力支持非民主国家的民主组织机构，为他们开展活动提供经费，当然，他的基金会也投入巨资关注教育问题，并在东欧预防和抗击艾滋病行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在美国，相对于其他慈善家，索罗斯在慈善事业上的确是个异类，他这样总结自己的慈善事业：“我热心致力于政治性慈善事业，设法利用金钱来影响政府如何花钱。”

　　新晋富人的慈善手笔也令人刮目相看。1984年出生的Facebook掌门人马克·扎克伯格于2010年9月24日在奥普拉·温弗里的节目中宣布，他将捐资1亿美元以帮助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改善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其实，仅2012年一年，他就捐赠了5亿美元。

　　纵观美国慈善，最大的玩家还是比尔·盖茨，特别是巴菲特给了他300多亿美元后，可以说他是在运作一个慈善帝国了。很多人不会想到，比尔·盖茨这个今天的慈善大亨，在1997年CNN的创始人特德·特纳宣布给联合国捐款10亿美元的讲话中，曾被点名批评是“为富不仁”。特纳对盖茨的批评可能不那么客观，1994年，盖茨就出资9400万美元作为老盖茨的威廉·盖茨基金会的启动资金。2000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成立，注资210亿美元。几年后，盖茨和妻子梅琳达打破了以往的慈善捐赠记录，宣布捐出160亿美元。2006年，盖茨基金会把慈善资助领域大致限定在三个领域：全球健康、全球发展，以及美国国内的不平等。

　　作为这个时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盖茨认为，慈善家投入教育的钱和政府相比微不足道，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有所作为的话，就要有所创新。他道出了当今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势。

　　布隆伯格肯定会非常赞同盖茨的观点，他是纽约市市长，同时也是位大富豪。他建立了自己的基金会，该基金会的最新动向是出资1亿美元，培育一种不会携带疟疾病毒的蚊子。这样大胆而新奇的慈善计划，很可能会遭遇失败，政府当然是不愿承担这种风险的。然而，很多慈善项目必须有人带头去突破，这个重担，只能由慈善家来承担。正如布隆伯格所说：“创新可能意味着，你在做一件结果不很明朗的事情，你不知道它将以何种方式呈现，你甚至不知道如何操作，如何推销。你也不能从中赚到钱，但是你必须努力去做。”

　　慈善如何更加有效？一代又一代的慈善家们为之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从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到硅谷的IT天才，再到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今天，站在慈善巨人的肩膀上，一些有效慈善的经验、理念和方法呈现出系统化的态势。除去有效慈善的具体内容，基金会本身是否有必要永久存在，逐渐成为争论的焦点。例如，存在了30多年的文森特·阿斯特基金会已于1996年寿终正寝。围绕一家基金会是否有必要永久存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有永久存在的必要，还是应该给基金会设定寿命年限？

　　反对永久存在的声音可谓言之有理。“公众面临的问题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大量而直接的帮助，因此，我们需要用我们手中的钱解决当代人的问题，而将以后要解决的问题留给下一代人。”

　　从公众的利益角度来讲，否定永久性基金会似乎也很有必要。建立永久性基金会，会大大减少基金会当下可以直接使用的资源。更为关键的是，永久性基金会的存在会使上层社会经济阶层攫取对整个社会的永久控制权。

　　然而，永久性基金会的支持者的呼声同样掷地有声。“只有拥有无限期限的永久性基金会能凭借其长远眼光，通过长期的研究和探索来解决那些持续存在的社会问题。”“只有永久性基金会才会利用现世资源为解决未来问题做准备。”“永久性基金会还在稳定社会、遏制激进主义、引导缓慢变革而非突然变革方面起重大作用。”

　　从对社会政策有利的角度思考，永久性基金会给民众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它带来的社会机会成本。另外，美国政府曾承诺鼓励建立多元的公民部门，由是观之，富人建立永久性基金会应该被允许和鼓励。

　　现在，是否需要建立永久性基金会的争议仍在继续，慈善家们的“上下而求索”也将继续。真理将在争议中逐渐浮出水面，其他所有和慈善有关的争议亦然。

　　不过，所有的争议都是值得的，它们必然将更好地推动慈善发展。

　　21世纪已经过去了12年，美国慈善的一些新趋势正在悄悄地发生。慈善捐赠将会显著增加，慈善的形式将会在20世纪的基础上得到创新，公益创投和社会企业将成为慈善的主流。

　　未来，慈善将更加大有可为，它代表着一个重要的时代发展方向，它会为世界带来更多更好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