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孀林洙：后来读懂的梁思成

　　朋友常对她说：“你好命苦。”作为梁思成第二任妻子，她显然错过了梁公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文革”期间，外界或已无暇再去揣度她是否有“成为建筑界第一夫人”的野心，她一次次被训话，被要求与“反动学术权威”离婚，但她心甘情愿陪着那个“被抽空了灵魂”的孤独老人。如今，她也是85岁的老人了，但仍不遗余力推介着自己丈夫的学术思想，以让更多人看到它们的光芒，而她自己则始终活在光芒之外。她是他的“洙”，他的“眉爱”，她所有的不遗余力，也不过都是因为爱

　　林洙从来没有想过，那么温和体贴的丈夫，会如此严肃地和自己讲话。

　　“不管你的问题多大，贪污了多少钱，只要你彻底坦白，我愿意也有能力帮你退赔，并且不会影响到今后我们之间的感情……但是如果最终你的话和组织的结论不一致，那我还是相信组织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完了。”

　　听着梁思成说完这些，又委屈又冤枉的林洙大哭一场。

　　那是1963年，她和比自己年长27岁的梁思成结婚不过一年。

　　由于年龄、学识上的差距，外界对梁思成续弦非议颇多。资料员的身份、与前任丈夫的离婚，也是人们诟病林洙的主要理由，也有人揣度她的“野心”--取代林徽因，做建筑界第一夫人。而在那段日子，梁思成一直宽慰鼓励林洙，他承担了所有的责难与诟病。

　　好不容易“挨到”婚姻议论渐渐平息，林洙却在“双反运动”中，不明不白地卷入让她更加难堪的“贪污事件”，因而也就有了梁思成与妻子的严肃谈话。

　　梁思成越严肃，林洙就越委屈，但几十年后向《小康》记者再度忆起往事，林洙说，丈夫当初的态度也让她感到了踏实：“他说，即便我犯错，只要承认，都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更何况，我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贪污。”

　　在那次严肃的谈话后，梁思成选择相信妻子。“他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林洙说，几乎全系、全校、全建筑界都在猜测、耻笑梁思成的妻子是个贪污分子，他却能泰然处之，没有冷落她，反而对她更关心、更爱护。“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他，向我伸出了最温暖的手。当时我就想，为了这样一个男人，我可以付出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2013年8月的一个午后，清华大学西南小区，林洙向记者缓缓诉说着过往岁月。采访所在的单元房，据说是几年前学校租给她，被她当做会客室。房间茶几上、书柜里几乎都是和建筑、和梁思成有关的书籍。林洙大部分时间则和儿子一家挤在对面楼里属于他们的住房，唯有当客人来时，她才缓步移至此处。

　　85岁的林洙走路很慢，用钥匙开会客室门时，也花了一点儿时间。但她谈起梁思成，谈起他的学术研究，思路却异常清晰。

　　或许，传播丈夫的思想与精神，是林洙的快乐所在。

　　梁思成1972年去世时，林洙只有44岁，但她没有动过再婚的念头，反倒是在丈夫去世后一年，她开始全力以赴整理他的遗稿，参与编辑、写作他的书籍，一做就是40年。

　　近日，林洙的最新作品《梁思成心灵之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的前半部分是梁思成的古建调研报告，后半部分则是他与林洙的通信。虽然，那时的梁思成已年过六旬，但对妻子仍充满激情与真诚。他的细腻与温柔，甚至带些孩子气的可爱，全部跃然纸上。

　　因为爱着你的爱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梁思成带给林洙的幸福，即便是外人，也能从他们婚后一封封往来信件中略感一二。

　　考察鉴真纪念堂地址时，梁思成在信中告诉他的“眉爱”（“眉”为林洙小名），“一到扬州招待所，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发电报。”

　　在布拉格考察时，梁思成则“汇报”妻子：“使馆大厅门口有一个相当准确的磅秤，来此第二天，午饭后，我的体重（连衣、鞋）是42.25公斤，昨天已长到43.3公斤了。即此一个现象，就可以告慰。”

　　当林洙1966年赴延庆参加“四清”工作后，梁思成写信嘱她，“关于收音机如何使用”：“收音机内有一根小小的天线，收听时要尽可能使它与播出的电波的方向平行……开了之后，将收音机转来转去，转到声音最小，差不多听不见时，再转90度，就听得最清楚……”

　　在新疆考察时，梁思成担心妻子在延庆参加“四清”工作“冷得很”，特别买了一件薄皮毛背心给她。“因为大了一些，已将你的白布褂为准，请姥姥（林洙母亲）改一下，改好就托司机带去。”就是这件皮毛背心，梁思成在此后的信中又几次提到：“既然有虱子问题，那就给你缝上里子。”“说到那背心，送来后我又看到它的两个口袋开得太低，在腰部，而且很浅；若放进东西，一弯腰就可能‘倒’出来。忽然想到可以加一块布把它加深，所以又让孩子拿了回去加工。”

　　梁思成的细致让林洙觉得贴心，但“深究”起原因，老人却说：“因为当年林徽因身体非常不好，思成要从各个方面照顾她。”“每天定时为她注射各种药液，为使她坐得舒服些，他给她安放各种大大小小的靠垫和垫圈……”

　　无论林洙愿意与否，林徽因都是她无法绕开的名字。

　　1948年，20岁的林洙第一次见到了林徽因。那年，她在上海结束了中学教育，父亲写信给正在清华大学执教的福建同乡林徽因，托请她帮助林洙进清华大学先修班学习。因为先修班那一年没有办，林徽因亲自辅导起林洙英语。

　　“林徽因这种女人，几百年也出不了一个，我则是个很普通的人。”林洙自称是“没有学历没有官职的小小资料员”，她对记者说，“尽管林徽因有很多人爱慕，但梁思成对她的爱，是非常非常深的。这一点，我很欣赏。因为对一个人的爱，是人一生中很重要的。”

　　因为爱，所以爱。

　　正因爱着梁思成，林洙也全无芥蒂地赞美着林徽因，就如同她谈及一些问题时，常会说：“这一点，我绝对站在思成这边。”她评价林徽因是自己“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最有气质的女人。”“是热爱与崇敬的师长。”

　　林洙还记得，1963年春天，她已和梁思成结婚。一日中午，她等丈夫回来吃午饭，但直到下午一点才见他捧着一盆仙客来进门。饭后，梁思成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说：“我到八宝山去了，给徽因送两盆花。事先没有告诉你，让你久等了，你不生气吧？”

　　林洙一时语塞，她甚至自责。“我在欢乐中竟忘了这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我应当事先为他买好花，也许我应当陪他去。”但很快，林洙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她说：“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不能做的。我没有权利介入他和林徽因之间。不懂得尊重感情的人，是不懂得爱的。”

　　在林洙面前，梁思成从不刻意谈，或刻意避谈林徽因。一切，都自然而言。就像他在写给林洙最初的“情书”中，也引用过林徽因的诗句“一串疯话”。他也会和林洙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而“普普通通”的林洙，带给晚年的梁思成，或许是另一种感受。他们婚后的合影并不多见，唯有的几张中，梁思成穿中山装，林洙穿花布棉袄。他们留最普通的发型，对着镜头，普普通通地笑。如所有寻常夫妻一样。

　　他们的恋爱过程，也普普通通得可以。

　　1959年，林徽因去世已有四年。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馆的管理员，林洙担当了为梁思成整理资料的工作，因此也就常常与他聊天。

　　过去，林洙与林徽因交谈，都是林徽因说她听，而与梁思成谈天，则是她说梁思成静静听。“我原来是不大能说话的人，也很少敢于对什么事物妄加评论，可在他这个大人物面前，我居然毫无顾忌地大谈起来。”林洙甚至对梁思成讲了她的婚姻、她恋爱的烦恼。“他能让你走到他的心里，他也能走到你的心里。这样的人，他是我唯一遇到的。”

　　当年的林洙还恶作剧一样，帮梁思成回了一封来自远方的“求爱信”，她自顾自地写：“接君来信激动万分。请君左手握鲜花一束，右手挥动红色手帕，使吾不致认错也。”而梁思成看后，则假装板起脸，说道：“对老人开这样的玩笑，是要被打手板的。”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在这相处的点点滴滴中，从“量变”到了“质变”。

　　终有一日，梁思成鼓足勇气，半是忐忑，半是自嘲，给林洙写了一封大胆的“申请书”：“真是做梦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正式向你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信末署名“心神不定的成”。

　　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花前月下，梁思成与林洙只是从此决定：生活在一起，做一对平常夫妻。

　　晚年的林洙回忆往昔时，仍觉得“只要抛开世俗的烦恼，我们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这是我过去从没有体会过的，和一个人在一起，可以那么快乐。”“他是那么尊重我，爱护我，保护我……我们毫无顾忌地交换思想与看法，我们纠正对方的错误，也接受对方的批评，这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享受到的。”在林洙眼里，梁思成给她的热情胜过任何年轻人，“思成那么乐观、诙谐、朝气蓬勃。”“他有说不完的笑话和小故事”。比如，梁思成会一本正经地告诉林洙，自己的“官衔”--“瘦协”、“废协”副主席。瘦协，是瘦人协会；废协，是废话协会。另外，他还告诉妻子，自己是个“无耻之徒”（指牙齿）。“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往往我刚要启齿，思成就替我把话说出来。他了解我每一时每一刻的思想。”

　　没有风雨躲得过

　　没有坎坷不必走

　　所以安心地牵你的手

　　不去想该不该回头

　　然而，“文革”来了。梁思成与林洙那些寻常美好的小幸福再难继续。

　　“文革”期间，外界或已无暇再去揣度林洙是否有“成为建筑界第一夫人”的野心，她一次次被训话，要求她与“反动学术权威”离婚。梁思成迫于压力，也对她说：“也许你和孩子们还是离开我好。”（林洙和前夫育有一子一女）

　　那时的梁思成已停发工资，患心力衰竭，病入膏肓却无法住院，林洙与北医三院几位大夫暗中保持着联系。

　　她没有离开他，而是竭尽所能，保护着他。

　　一天晚上，几个戴着红袖箍的彪形大汉带着手枪和匕首闯进梁家勒索财物。林洙与壮汉理论，不料激怒了对方，其中一人举起手中皮鞭开始抽打她，而梁思成猛然扑过来说：“你们不能打人……你们凭什么打人？……”“思成脸色发青，呼吸困难，我自己则大喊；‘救命！打死人了！’那些人怕出人命，留下一句‘明天中午等着我们！’就匆匆走了。”

　　林洙说，次日梁思成要求她离开家，由他一人对付昨日歹徒。“我自然明白他的考虑，我也就更加一步不肯离开他。”

　　“文革”中，一轮轮的揭发检查，首先垮掉的是梁思成本就病弱的身体，再之后，他失掉了曾经的风趣。

　　1969年10月7日，住在北京医院的梁思成被安排接受英国作家韩素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访谈，组织一再叮嘱他“随便地谈谈体会，不要像检讨似的。”但谈话还是失败了。梁在笔记中这样写道：我辜负了党的信任。

　　林洙曾久久地想，为什么过去活跃、诙谐的丈夫，却变得谈起话来空洞乏味？

　　“因为他一直在和自己打仗。”林洙说，梁思成始终坚信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因此他毫不怀疑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与必要。“而他认为自己受了资产阶级教育，他怀疑他在学术领域领错了路。他的‘建筑观’与‘教育思想’被砸得粉碎，这使得他成了一个被抽掉了灵魂的人。”

　　“他认定自己错了，但他不知道错在哪里。”林洙记得，梁思成在最后的岁月里，曾黯然地说：“如果再让我从头学一遍建筑，也许我还是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他想搞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建筑观’，他想和自己的学生朋友讨论‘教育革命’，讨论‘怎样在建筑领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是，他病房的会客牌总是静静地挂在医院传达室里。”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去世。就在几天前的元旦，他听完《人民日报》的社论后对林洙说：“台湾回归祖国我是看不见了，等到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

　　几十年来，总有朋友对林洙说：“你命好苦！”因为她与梁思成共同生活的年代，大部分在“文革”时期，但是她说，自己心甘情愿陪他走完他一生中最坎坷，苦难最深重，也是最悲惨的一段路程。“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并感谢上帝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

　　因为路过你的路

　　因为苦过你的苦

　　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

　　追逐着你的追逐

　　梁思成去世后，林洙时刻都在想他一生的功与过。

　　在她看来，丈夫留下的古建调查报告，是后人继续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据。于是，在“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后，林洙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有两点：其一，要求修改《辞海》中有关梁思成“反动权威”的条目。其二，她希望整理出版梁思成遗著。

　　邓小平很快将信批复有关单位，“梁思成文集”编委会随后成立，林洙负责选配文集中所有图片。

　　“最困难的是为《中国雕塑史》配图，雕塑史是1930年梁思成在东北大学的讲课提纲，只有文字，没有图片。”林洙说，当时她读着丈夫的讲课提纲，看着上面标注的“见（O××图）”一筹莫展。直到一日，见到笔记中Oswald一字，她断定“O”必定是Oswald简写，于是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求助，“我找到咨询部一位老先生，但其实特别难为情，我说，我要找一本外国著作，但不知书名，不知作者，只知作者姓名打头字母是‘O’，而且书应当很厚，因为图片标到了几百号。”老先生听后，当即给林洙找出了Oswald Siren所著的《中国雕塑》，上、中、下三大册。林洙对着笔记一张张核对图片，竟全部对上。但三本书不能外借，于是她天天泡在图书馆，泡了一个多月。“就像思成常说的，‘笨人下的笨功夫’。”

　　林洙类似的“笨功夫”下得不少。当年，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地管理处，都收到过她的信，问对方能否帮忙拍摄照片。“很感谢那些不知名的朋友，拍了清晰精美的图片寄给我，不肯收一分钱。”林洙笑着说：“不过那时，我确实也拿不出多余的钱。一个月工资62块，养活两个孩子还有母亲，多拿一分都没有可能。”

　　林洙说，梁思成在她的心中并非一个固定的形象。“文革”前，她看到的，是丈夫的温柔体贴；“文革”时，她则体会到他的正直严肃。“永远实事求是，从不落井下石。”“这样一个人，我如获至宝。”

　　当真正开始通读梁思成的著作后，林洙发现，“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形象，实实在在矗立在自己眼前。”

　　“为什么他能准确地判断古建筑的建筑年代？这与他深厚的国学根基和对各个时代书法、绘画、雕塑、陶瓷器皿的研究有密切关系。他常说，调查古建筑要有敏锐的时代感。”“他的《大同古建调查报告》，长达22万字，通过这份报告，可以看出他已经吃透了宋辽时期的建筑，并已读懂了《营造法式》这本‘天书’。”“1946年，他赴美考察讲学，回国后决心办一个世界第一流的建筑系。过去建筑系就是设计房子，他则提出‘人居环境’。”“他对北京市的规划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和学生说过‘我到现在为止，不认为梁陈方案有什么错误。但我不希望你们再继续说这个事情，这样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 “……

　　谈起梁思成，林洙有说不尽的话。

　　她说自己最悔恨的，就是1969年北京拆除城墙时，梁思成听说西直门发现一个元代城门，像孩子一样恳求她去拍张照片。当年的林洙不假思索地说，”你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林洙忘不了，当时，梁思成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

　　那一刹那，林洙以为自己理解了丈夫，“但其实远远没有。当我今天重读《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以及《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时，我才知道，当年我对他的理解很不够……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我才终于读懂了他。”

　　与谈起梁思成时的兴奋不同，林洙说起自己，话不多。或许，她只是觉得，她做了为人妻分内之事。

　　林徽因的母亲一直和梁思成、林洙住在一起。梁思成走后，林洙照顾老太太，直到她90多岁去世。“她最爱吃核桃，谁给她带核桃来，她就高兴。她的脑子有点糊涂，记得的事情，全部都在袁世凯时期。”梁思成去世后，作为外孙女，梁再冰曾想接外婆一起居住，“她不走，说林洙对我好。”

　　老太太对林洙“大大地表扬”，在梁思成当初写给正在“四清”工作组的妻子的信里，也有提及。他写道：“（老太太）说你‘一点也不懒’，‘细心’，‘会体贴人’，‘做事有条理，手脚麻利’……”

　　至于梁思成如何看待妻子？在新华社记者王军所著《城记》一书中这样记述：梁去世前，拉着好友陈占祥的手，极其恳切地说，“这些年，多亏了林洙。”

　　虽然后半生的时光，几乎都在推介丈夫的理论与思想，但林洙仍觉得，梁思成的成绩并没有得到足够肯定。“他不光是一个古建筑专家，还是一个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城市规划学家、美学家、哲学家。”只是林洙也说，于自己而言，关于梁思成的研究，年龄精力上，她“已到此为止”。

　　偶尔，她会“催促”《城记》作者王军，把关于梁思成的著作快些写完。不然，她怕自己看不到了。

　　偶尔，她也会幻想，能再和梁思成在清华的校园中走走，“哪怕一分钟也好”。

　　2013年8月13日，林洙接受采访的当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

　　采访完成后，林洙从会客室缓缓走回家。

　　与她错身而过的，是清华园里不时走过的一对对情侣。他们手中捧着盛开的玫瑰花。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梁思成心灵之旅》（人民文学出版社），《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中国青年出版社），《梁》（中国青年出版社），等）

　　创立建筑系

　　1946年，梁思成赴美讲学，并考察美国战后的建筑教育。回国后，他提出“体形环环设计”教学体系，决心办一个国际尖端水平的建筑系。

　　以下为梁思成所做《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节选。

　　以往的“建筑师”大多以一座建筑物作为一件雕刻品，只注意外表，忽略了房屋与人生密切的关系；大多只顾及一座建筑物本身，忘记了它与四周的联系；大多只为达官、富贾的高楼大厦和只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厂房、机关设计，而忘记了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大多只顾及建筑物的本身，而忘记了房屋内部一切家具，设计和日常用具与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换一句话说，就是所谓“建筑”的范围，现在扩大了，它的含义不只是一座房屋，而包括人类一切的体形环境。

　　所谓“体形环境”，就是有体有形的环境，细自一灯一砚，一杯一碟，大至整个的城市，以致一个地区内的若干城市间的联系……

　　清华大学“建筑”课程就以造就这种广义的体形环境设计人为目标。这种广义的体形环境有三个方面：第一适用，第二坚固，第三美观。

　　文｜《小康》记者 罗屿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