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之松柏 一代之大儒 探访哲学家冯友兰故居

　　曾经看过一篇介绍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文章，文章中朴槿惠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史》”。

　　这句话让我对《中国哲学史》的作者冯友兰燃起了浓浓的兴趣。这是怎样的一个人，能够写出一本书可以改变人们的内心和思想。

　　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甲子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现在的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顺着北大燕南园东面的小路一直走，尽头是一个不大的院子。两尊石狮蹲在门旁，守护着小小的院门。这是一处中式小院，院子被花墙包围着，小院门口一簇翠竹郁郁葱葱。院中最显眼的，自然是那几株四季苍翠的油松，虬枝如指，把阳光播弄得碎成一地跳跃闪动的亮斑，小院正由此松得名：“三松堂”。这就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寓所。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冯友兰就搬到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如今女儿宗璞一家还守护着这里，仔细寻找那三株松树，可怎么看高大粗壮的就只有一株而已，莫非是另外两株自冯老去世后，也随之而去了？

　　冯友兰曾经说过，他一生中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吴清芝；一位是他的夫人任载坤；还有一位就是他的女儿宗璞。1982年，宗璞随父亲冯友兰访美，在机场冯友兰做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1895年冯友兰出生于河南唐河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冯友兰他的父亲是位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可谓“书香门第”。但在冯友兰12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和弟妹含辛茹苦地支撑住家庭。在冯友兰的人生之初，母亲的影响是很大的，让孩子努力读书是她最大的愿望。冯友兰的弟弟景兰后来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妹妹恭兰成为著名的文学家，都与母亲从小给予的倾心关注是分不开的。辛亥革命后，母亲还当上了唐河县一所女学的学监，她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吴清芝”，还很正规地印了名片。她教导学生说：“叫你们来上学，是教你们一些新知识、新本领，并不是叫你们用新知识、新本领代替旧规矩。”这种“新旧相辅”的认识，对冯友兰日后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没有人能说明冯友兰为什么会喜欢上了哲学。冯友兰自己也没有作过太多的说明，他只是说：“对于逻辑的兴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别想学西方哲学。”

　　当时，全国仅北京大学一所高校设有哲学系，因此，1915年冯友兰中学毕业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报考北大。

　　冯友兰北大毕业的那年，与他生命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女人任载坤结婚了。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载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二人双双拿到了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开封结婚。此时冯友兰23岁，任载坤24岁。

　　冯友兰的岳父任芝明是辛亥革命的前辈，思想开明，把几个女儿都送到外面读书。冯友兰一生中曾经两次加入国民党。1924年国民党在各地发展组织，派到河南的人是冯友兰岳父的老战友兼亲戚，冯友兰第一次加入了国民党，还被选为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由于他没有参加两年后国民党进行的重新登记，等于是自行脱党。1939年他担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时候，教育部命令所有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因此他第二次加入了国民党。说来他两次加入国民党都并非自己主动，而且都是国共合作十分密切的时期，本来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几十年后，却因为这个“历史问题”而被整得抬不起头。当然，都是后话了。

　　1926年，冯友兰留学归国，到燕京大学任教，两年后又到清华，这是他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大约有10年时间，主要成果是他的《中国哲学史》。他自己认为，自己的这部书有一些基本的观点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而后来也不能改变的”。这并非自视过高，因为对于这部书，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数十年以后仍给以极高的评价：“冯著是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最为博大精深的作品，必将长期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冯友兰也随学校南迁。途中冯友兰不慎左臂骨折，这件事情后来经冯友兰的好朋友金岳霖以一个哲学家所独有的幽默进行了“艺术加工”：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冯友兰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

　　抵昆明后，冯友兰担任了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8年抗战，颠沛流离，当时联大的教授夫人们不得不靠变卖衣物甚至谋求“副业”维持生计。有的人制作蛋糕托人代销，有的人开小饭馆赚点费用，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想出的办法很是独特：支起油锅炸麻花，生意还算勉强可以。而对于冯友兰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他的《贞元六书》，这本书尽管还有一些问题和缺陷，但它却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哲学体系，冯友兰作为哲学大师的重要地位也为世人所公认。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许多人纷纷南逃，但他选择了留在北平。自此，他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四个阶段。

　　解放初期，冯友兰的地位上上下下，很有些跌宕起伏的味道。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住进了燕南园，直到1990去世，他在这个院子里度过了48个波澜起伏的春秋。院子里有三棵松树，冯友兰晚年把自己毕生的著作命名为《三松堂全集》后，这三棵寻常的松树，便有幸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冯友兰解释过得名的缘由：“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寥寥数字，足见对三棵松树的眷爱之意。

　　一生心血托付“三松”，仅仅是因为庭院中碰巧有这三棵树？其中或是另有深意。

　　世所公认，冯友兰为一代大儒，是上世纪屈指可数的几位建立了自己体系的哲学家之一。但同时不容回避的是，他也一度放弃了独立思考，“修辞”不能“立其诚”，为学界诟病。世人投向燕南园57号院内的目光，很长一段时期里是仰慕、惋惜、期待并存的。

　　1976年“文革”结束后，冯友兰再次受到批判审查，就在这时，与他相濡以沫近60年的夫人任载坤不幸病逝，使他在凄苦中又平添了更大的悲痛。批判之苦、丧妻之悲，似乎使冯友兰从持续多年的迷失中猛醒，他又重新回到了起点。同时，他也开始认真地进行对自己“人生的反思”。1981年，已经86岁高龄的冯友兰经他人协助，采用口述笔录的方式，仅用8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近30万字的《三松堂自序》。

　　冯友兰生命中的最后10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上。由于“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因此冯友兰只能靠自己口述、助手记录的方式写作。所幸的是，他具有过人的记忆力，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能在半盲的状态下写出共7册、总字数达150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巨著的原因。

　　冯友兰有4位子女，其中多年相随身边的主要是宗璞，尤其是在他晚年的时候，生活起居几乎完全依赖于她。从1989年开始，冯友兰的身体状况日渐下降，经常住院。此时的冯友兰，已经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对女儿宗璞说：“我现在是有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他所说的“事情”，就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就是这件“事情”支撑着他顽强地活下去。

　　1990年7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定稿完成，“事情”终于“做完”。定稿完成后4个月，95岁的哲学家冯友兰从容停止了他的思想。

　　冯友兰的个人经历，是一个从实现自我到失落自我、最后回归自我的思想历程，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很有代表性，有人归结为“冯友兰现象”。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三棵与他朝夕相伴的松树，可以看作是冯友兰最终人格的象征。

　　栏目主持 图片提供：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