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49：从蓝图到现实的距离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就已提出过城市规划，并且在近十年来反复重申“科学、宜居”的规划理念。然而，尽管所有的方案都剖析了北京“城市病”的种种症状，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可蓝图上的城市未来，却一直是“蓝图”，具体的落实总被现实扭曲。

　　让城市蓝图成真，北京要走的路还有多远？

　　规划为何难以实施

　　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明确了北京的城市定位：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

　　把建设“宜居城市”作为目标，在北京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北京寻求转变城市模式的信号，规划提出了要改变“单中心”的城市结构，实施“多中心”与新城的发展战略。

　　如今，这个规划时限已过半，“宜居北京”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领衔规划修编工作的两院院士吴良镛认为，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落实进程中仍存在着很多问题。

　　师从梁思成的吴良镛是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界的著名学者，年过九十的他率领团队，主持了一项名为“北京2049”的空间发展战略研究，即从北京的城市定位出发，围绕《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编制完成后的规划实施、建设管理等具体情况，研究解决影响实现北京发展目标的关键战略。

　　吴良镛为“北京2049”撰写的研究报告归纳了北京在当前建设中存在的五个问题：市区大团继续膨胀，规划提出的“多中心”非但没有实现，反而让“摊大饼”的“单中心”越长越大；北京旧城的拆改力量依旧顽固，以前批下的市政等大项目仍在建设当中，中央单位仍在寻求“发展”；旧城拥堵有增无减，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不能落实；城市人口持续增长，总人口规模将提前超出总体规划所预计的底线（1800万）；土地占有已经透支，总体规划所制定的控制用地，也被迅速占用。

　　吴良镛的学生、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吴唯佳，是“北京2049”课题的主要参与人之一。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城市不是一次性用品，用坏了可以扔，城市出了问题就必须调整。世界上那么多城市，都不是说城市建完了就一点不动，要动就会面临一系列困难，而且牵涉着方方面面的利益。”

　　在吴唯佳看来，当城市发展过快时，就必须采取措施让中心城市的发展势头减缓一些，在城市外围组织一些功能。

　　这些调整的措施均需依靠城市规划来实现。但实现城市规划的美好愿景为何会遇到如此多的阻力？

　　吴良镛在文章《新形势下北京规划建设战略的思考》中作出了解释：“从规划文本的要求到成为现实还需要极大的努力。一方面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规划整体性原则与实施分散性的矛盾一直存在，一个好的规划并不意味着预期的结果唾手可得；另一方面，北京众多现状问题的背后往往有部门利益作梗，而问题的解决常常为体制所限，所以规划的真正落实必须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

　　“宜居城市”的规划与现实间的距离常常使吴唯佳的学生们萌生无力感，觉得“规划没用”。但吴唯佳不同意这种“规划无用说”，他对本刊记者说，“规划应该是一个持续渐进的阶段性进程，不可能我今天给个规划明天它就静止不动了，要客观地看待规划的作用。”

　　“梁陈方案”一语成谶

　　从梁思成到吴良镛、吴唯佳再到他们的后辈学子，这些城市规划专业一脉相承的学者们，见证了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百年变迁史。

　　纵观北京城市规划的变迁，让吴唯佳感到无奈的是反复犯同样的错误，“规划建设的问题也好，城市化也好，有很多定论的事。但现在还有人非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偏要逆着来，结果绕了一圈后发现错了，又回来了。”

　　梁思成与陈占祥在上世纪50年代所作的规划，即“梁陈方案”的命运，是北京城市规划“走弯路”的起点。

　　半个多世纪前，梁思成就预言了北京的“城市病”。

　　梁思成遗孀林洙女士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思成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拥堵、工业污染、人口膨胀。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梁思成所说的“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指他在1950年和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与梁思成合作的陈占祥，是英国享有盛誉的城市规划工程师，师从阿伯克隆比爵士。当时的英国正在被后工业化城市所伴随的诸多城市问题困扰，交通堵塞、人口拥堵、贫民窟、环境污染让伦敦不堪重负。阿伯克隆比爵士针对这些问题做了“大伦敦城市规划”，陈占祥作为其学生也参与其中，并由于在该项目的突出表现，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的会员。“大伦敦”规划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变城市“单中心”为“多中心”。

　　“梁陈方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整体保护和疏散旧城压力的角度出发，建议把中央人民政府---中南海，从北京的中心迁出去，保留旧城中心区为历史文化区。在北京的西郊，即公主坟以东，阜成门以西，当时还是农田的地方，建立中央人民政府。

　　林洙对本刊记者说，“思成当时的规划认为，中南海应该成为人民的绿化地带，而不是中央机构。钓鱼台也应组织为新的绿地公园。选址城外，避免了在城中心建立中央政府所要引起的大量拆迁，包括对古建筑、古城的破坏。而且中南海位于城市中心，发展空间十分有限。一个中央政府要成立，有各种部委，中南海那么小，没法建。”

　　另一方面，“梁陈方案”提出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形成“多中心”，每个区域有自己完善的工作、生活体系，防止跨区域交通带来的集中拥堵。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保峰将“梁陈方案”比喻为“在一大片绿地上撒上几颗石头---石头就是城区，城区之间全是绿化，石头的间距大于石头本身，这样的城市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用轨道交通把它们串联起来，区域间的交往也会非常快捷。关键是城市的品质会很好。”李保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梁思成对北京的定位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非“工业生产中心”。他觉得北京应该像华盛顿和巴黎一样，把中心老城区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完整地保留下来，并且在几十里的古城墙上辟建环城公园，这样市民们可以随意在城墙上散步，鸟瞰这座雄伟的都城。

　　1949年，在“梁陈方案”争论最盛的时候，苏联专家提出了支持行政中心设在旧城的论证，论据之一是借鉴莫斯科的经验，要以天安门广场为行政中心。中央最后采纳了苏联专家的建议。

　　陈占祥和梁思成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此后14年，两人未曾相见。据林洙回忆，一直真诚接受批判、反思自己“资产阶级观点”的梁思成，至死都没有意识到建筑界的“姓资姓社”问题，“思成也认为自己的建筑思想里有资产阶级思想，但他说如果他从头再学一遍建筑，还是会得出同样的结果，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了。”

　　上个世纪60年代，莫斯科修改了城市规划方案，在旧城区外设立多个配套功能齐备的卫星城，曾经被北京城市规划效仿的莫斯科从“单中心”城市转变为了“多中心”城市。

　　“大北京”的空间构想

　　“梁陈方案”折戟沉沙，北京在很长时间里都因循着工业发展模式，以及“单中心＋环线”的城市结构。人多地少就往外再加一环，城市的“大饼”越摊越大。而由于政治、经济、第三产业等功能大多都集中在中心老城区，外环住宅楼林立却没有完善的城市配套服务体系。中心城区的高密度开发，新城区缺乏产业支持，导致人们“城内上班，城外睡觉”，每天大量的长距离通勤让交通难堪重负。

　　然而，作为“梁陈方案”的亲历者，吴良镛在课堂上直言，“梁陈方案在思想上的指导价值固然大，但根据当前的现实，现在再过多讨论它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目前更重要的是立足现实，展望未来。” 吴唯佳也对本刊记者说，“梁陈方案里提出的迁址中央机构，在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可能了，而且也没有必要。”

　　“北京2049”中提出的“疏解城市功能”，并不意味着要把北京2000万人搬出去1000万人，或者把中心城区已有的功能给转移到外围去。“我们说的功能疏解，是指随着城市的慢慢长大，棋子越来越多，棋盘越来越大，这些新增加的棋子还有没有必要放在北京？所谓疏解，不是连锅端。”吴唯佳解释。

　　至于“梁陈方案”的第二个要素：“多中心”概念，则是《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和“北京2049”均强调的：“规划”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模式，“北京2049”则建议按“公共交通走廊＋城市组团＋生态绿地”的“多核”城市结构来组织新城。

　　但此时的“多中心”城市格局已不仅是北京范围了，它是包括河北、天津在内的“大北京”。无论是城市功能的疏解还是多中心城市组团的建设，都需要依托京津冀的区域联动。

　　吴唯佳向《瞭望东方周刊》描述了他们的“大北京”空间构想：在北京南边形成一个经济新区，把河北廊坊、涿州，北京的大兴、天津武清的一个部分，各自做几个组团，形成新城区。统筹布局产业规划，把意图在北京增扩规模而寻求用地的政府机构、企业引导在新区建设，为每个组团提供就业，完善新区的配套设施，让多数人可以在一个组团范围内居住、上班或上学，避免大规模、远距离的长期通勤。

　　同时，每个组团规模在100万人以上，几个组团之间通过轨道交通连起来，用绿地进行分割。中间有新机场和高铁车站，方便居民出行。由于它本身布局是扯开的，所以就不会形成像北京中心城区那样一个大饼压在那、麻线一般搅在一起，而是合理组织的松散的“群星荟萃”布局，这样就能使城市的问题少很多。

　　不过，这样的跨省市规划布局必然会牵扯到地区之间的协调，也就是说，怎么来解决哪些属于北京管，哪些属于河北管，哪些属于天津管的问题。

　　吴唯佳觉得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相对造成那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来说，执行这个办法不难。关键是市场和政府资源的流动，谁管都一样。这个事不能拖太久，拖太久你想要救它都来不及了。”

　　文/《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 丁舟洋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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