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生态保护：投入75亿之后

　　说起三江源，人们的脑海里常会浮现这样的场景：天高云淡，鹰击长空，绿野莽原上，野牦牛、藏原羚、白唇鹿等野生动物或奔跑或徜徉。目前，在三江源的局部地区，如此壮阔的景象确实可以看见，而整体上看仍有不少地区还存在生态退化现象。

　　2013年8月上旬，本刊记者来到位于黄河源区的玛多县，沿唐蕃古道向黄河源头所在的曲麻莱县出发。沿途经过的草原上时常可见一片片牧草稀疏的沙砾滩，大风刮过，这些沙砾滩即刻成了沙尘源。

　　“这就是‘黑土滩’，荒漠化的前兆。”在花石峡，玛多县农牧局局长朵华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于地处世界屋脊的三江源地区来说，这种“黑土滩”现象如不及时“治疗”，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并危及周边草场。

　　据统计，三江源区的1.5亿亩退化、沙化草地中，失去生态功能的“黑土滩”面积达7000多万亩。庆幸的是，在玛多县境内已经有一些“黑土滩”长出了两三厘米高、纵向排列的矮草。

　　“这是人工补播的青海本地草种。”2013年4月，通过5524万元的投资，玛多县对境内55.24万亩的“黑土滩”开始了这样的治理。

　　“黑土滩”治理属于国家项目。从2005年国务院正式启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以来，青海境内大规模的“黑土滩”治理也陆续进入高潮。按照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国家计划投入75亿元，利用7年时间，使三江源区域的退化、沙化草地得到治理和恢复。

　　除了“黑土滩”治理，75亿元的投入对象还包括封山育林、草原防火、森林防火、鼠害防治、沙漠化治理等项目。

　　眼下，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正进入最后的评估验收阶段。三江源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了一定控制，局部有所改善。

　　而在青海省境内，对于这样的成效人们多抱有“审慎乐观”的态度。在国家连续投入7年之后，哪些经验和做法是值得继续的？生态保护和民生保障是怎样的关系？三江源地区要发展怎样的经济和产业？国家的生态补偿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

　　牛羊是天生的牧场管理者

　　进入黄河源区的高原牧场，铁丝网围栏随处可见，草原上还堆放着成捆的铁丝网，准备拉起新的围栏。

　　在玛多县，当地牧民告诉本刊记者，这些围栏要么是用于退牧还草，要么是用于保护湿地、封育草场，总之是国家为了恢复三江源的草原生态而进行的努力。

　　围栏计划初衷是好的，但期待中的草场恢复却不一定顺理成章。在曲麻莱县，牧民扎西多巴在围栏禁牧后发现，铁丝网内围起来的草场里，草越长越高，越长越密，能长到20厘米左右，但全都是黄草，而围栏之外允许放牧的草场早已是绿油油一片。

　　站在围栏边缘，把铁丝网内20厘米高的黄草扒开，可以看见草的上半截是黄色，下半截是黑色，而最底部则露出稀疏幼嫩的绿草。

　　“围起来保护草，结果怎么把草保护坏了？”扎西多巴无法理解。

　　这个疑惑在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吴玉虎看来是有答案的。吴玉虎毕业于内蒙古农牧学院草原系，又曾在黄河源区做过5年草原站站长。

　　他告诉本刊记者，去年的黄草长得高，今年的草还没长，因为长出来一点儿，就在去年的草里捂着，一下雨、天一热就烂了。

　　“牛羊没有吃，黄草还在，绿草就长不出来。”吴玉虎说，牛羊是天生的牧场管理者，它们健康或生病的时候会啃食不同的草，这种选择性的啃食使得草场能够维持较高的生物多样性。

　　吴玉虎说，牛羊吃草对草有刺激作用，它们是协同进化，不是牛羊一吃草草就死了，草受到被吃的刺激，也要想办法再长。牛羊对草场的适度踩踏则控制着一些草原动物如鼠兔、草原鼠的种群数量，减少对草场的破坏，它们的粪便更持续地为草场提供天然养分。

　　64岁的青海省玉树州玉树县甘达村村委书记叶青有另一种担忧。他说，过去牧民住得很分散，但每家每户都会各自保护自己的草场。实施了围栏计划，进行退牧还草和生态移民工程后，人们的搬迁对草场的恢复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与此同时，外来人员对草地的挖掘、开采和破坏没有人及时阻止，也给了野生动物偷猎者可乘之机。

　　在三江源地区的高海拔草原上，这样的围栏不但限制了牛羊的活动范围，也制约了野生动物的活动，一旦遇到猎食者追捕，它们仓促逃生中难免不被网围栏挂住。一些被围栏阻隔的藏原羚，为了到湖泊边去饮水，更得设法穿越数道围栏，增加了它们的生存风险。

　　主因是过牧还是气候变化

　　在青海省境内，像吴玉虎一样对围栏禁牧做法有不同意见的专家并不多。他表示，这是一项从国家到省内贯彻执行多年的生态保护政策，生态恢复效果受到很高评价，但为此也投入巨大。实施到今天，更要从青海的本地经验出发。

　　“禁牧之后，特别是牧民移出的一些草场，现在恢复得比较茂盛，但如果长年不利用，各方面养分跟不上，草场质量就不高，也会造成资源浪费。如果区别开，在一些草场恢复已经很好的区域可以适度利用，放牧也有利于草场的更新。”当地基层政府的禁牧工作人员朵华本，以当地经验这样分析。

　　围栏禁牧政策的前提是“过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周告诉本刊记者，目前，牧区的主要问题仍是过度利用导致的草原生态逆向演替。在这一趋势尚未扭转的情形下，适当地采取休牧、轮牧、禁牧等措施是有必要的。“显然还不具备调整政策措施的条件。”李周说。

　　而吴玉虎认为，三江源的草场退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然因素，而不是近年来所说的“过度放牧”。“过度放牧在牧民的定居点周围存在，只是局部的。”

　　中科院兰州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沈永平也向本刊记者表示，主要是气候变化导致黄河源区的生态恶化。该所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曾明确指出：气候变化是黄河源区生态恶性循环的根源所在。

　　朵华本则告诉本刊记者，在玛多县境内，“过牧现象”存在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延续着农业学大寨和牧业学盐湖这样的口号，实际的体现就是养很多牲畜，当时确实对草场有破坏。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牲畜在减少，草场还是不行，主要原因是雨水越来越少，干旱明显。

　　“1979年，玉树和果洛两个州，牲畜的数量出现一个高峰，后来猛降，特别是 2000年以后，生态保护措施上来了，一直是处在减畜的过程中。”参与三江源保护的民间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负责人吕植，根据青海省社科院院长景晖的研究结果，比较了玉树和果洛两个州的数据，得出以上结论。

　　减了这么多的牲畜，为什么主流的观点仍然说是因为过牧，草原需要围栏计划吗？吕植表示，生态系统有一定的缓冲和恢复能力，一旦越过了这个阈值，生态状况就可能走下坡路。所以有这样一种可能：从总体上来看，尽管减畜了，牛羊比原来少了，但牛羊的数量仍然超出了三江源生态系统能够承载的数量。

　　“草地生态修复一定不能忽略牧民的需求，但也不能据此作出草地生态系统不能没有放牧的推论。放牧毕竟是人的需求而不是草地生态系统的需求。草地生态系统循环所需要的食草动物可以是家畜，也可以是野生动物。不放牧不利于草场生态修复的看法有片面性。” 李周说。

　　李周也承认，过度放牧和过度保护，都会扰乱草原生态系统的生物链，造成草原生态功能退化。“如何运用适当的方式和强度，使生态系统的功能越来越强，既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当下政策研究的急迫、重要任务。”

　　草原上的招鹰架

　　牧民、基层政府的执行者以及地方学者，对围栏禁牧效果提出不同意见，更多是基于经验。这种经验是否可靠？能否依赖于此，适时作出政策调整？

　　“这些保护的经验是从当地人的生活实践中逐渐总结出来的。尽管这些知识看起来可能有些混乱，甚至被贬低为落后，但却在数千年中保护了当地的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晓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吴玉虎表示，围栏保护的做法是从内蒙古沿用而来，但是三江源地区与内蒙古的地形、气候有极大差异，需要区别对待。

　　“三江源的发展政策制定当中，需要发现千百年延续下来的放牧制度，即游牧文化的合理内核，顺应文化演进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国家民委监督检查司民族管理处处长胡敬萍在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平衡发展论坛上说。

　　胡敬萍认为，草场的形成、植物群落的分布，都与放牧的牛羊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生态系统。如果这个关系被打破，将来带来的还有整个社会组织结构与关系的失衡。而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把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在剥离，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护草原的生态，保护三江源的生态。

　　事实上，基于黄河源区当地经验的调整，已经在基层实施。

　　在三江源地区采访，一路走来，时常会见到草原上每隔几百米就竖起一根3米多高的木杆，顶端固定着一个小木箱—这是草原上近来兴起使用的招鹰架，目的是防治鼠害。

　　“玛多县鼠类危害面积占到全县可利用草场面积的50%以上，用剧毒化学药物杀灭鼠兔，结果鼠兔的天敌老鹰、沙狐等却因为二次中毒越来越少，而鼠兔却越杀越多。”朵华本说。

　　鼠兔作为三江源地区高原生态食物链的一环，“灭鼠计划”如今改为了“鼠害防治”，招鹰架不失为回归自然的做法，其实就是给鹰提供一个人造平台，既扩大了鹰的视野和控制范围，也为鹰提供了产卵孵雏的巢穴。

　　在玛多县境内，翱翔的雄鹰时时可见。防治区平均有效鼠洞数由实施前的每亩1500个减少到了60个。

　　措池村的授权保护

　　三江源2003年建立国家级保护区，保护区面积是15.23万平方公里，与其他自然保护区不同，它被分为六大片，18个保护分区，牵涉17个县市，70个乡镇。

　　对于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张德海而言，最头疼的问题是“由谁来保护这15.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区”。作为林业系统的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8年来，人员编制基本维持在13人。保护区管理局下属管理分局、保护管理站，保护管理站下面管的点等机构和人员现在还没有配备齐全。黄河源头所在曲麻莱县保护站，都是当地政府抽调的一些临时工作人员。

　　要在海拔4000多米的三江源雇人做保护工作，因为诸多因素也难以实现。“首先外来人员对高海拔不能适应，对高寒地区的环境也不了解，即使能适应，外来人员也没有办法长期在那里工作。”张德海说。

　　几重困境下，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决定作一个尝试，让当地牧民来当保护者。

　　试点选在了可可西里以东，长江源头临近的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措池村。这里是野牦牛成群、藏羚羊四处奔跑的保护区。早在2002年，措池村就自发成立了生态保护小组，其主要工作是记录当地见到的野生动物种类、数量，制止外来人员盗猎野生动物。

　　“有了巡护证，再有人跑来采矿偷猎，我们就会出示证件，这就显得比较有威力，我们已经制止了很多例。”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措池村书记嘎玛告诉本刊记者，在保护工作中，授权很重要。

　　自2006年起，政府与当地村民签订保护协议，明确各方责权利和保护成效，实施协议保护，村民基于传统文化的保护意愿得到了政府认可。措池村从此开始实行社区自愿保护。

　　在措池村，每户不仅负责管理自己的草原，定期监测，冬天增加保护巡护，规定放牧要照顾野生动物的生存，还要负责清理公路沿线的垃圾，阻止打猎，甚至还有处罚权。

　　如今，12户牧民自愿退出草场用于保护野生动物，野牦牛栖息地从之前的曲麻莱地区扩大到了通天河南岸，野牦牛、藏羚羊、野羊数量都有了增加。

　　“希望未来在牧区的地方，不断加强保护，授予‘保护权’是我们保护草场最好的武器，希望协会和政府部门给予我们更多处置权。”嘎玛对本刊记者说。

　　在青海省委党校教授马洪波看来，仅靠政府单方面的力量来保护，显然不能对三江源广袤保护区域实行有效保护。“三江源地区存在社区基础。牧民不但天然具有保护生态的意识，组织程度也比较高。”

　　“保护权是核心，谁运用这个权最有效？还是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民。”张德海透露，眼下，措池村的授权保护做法还在继续探索，青海果洛县的两个乡也开始了尝试。

　　75亿元够不够

　　在青海玉树州曲麻莱县麻多乡，当本刊记者看见清冽的一弯溪水从约古宗列盆地淙淙流过，几乎无法相信这涓涓细流就是孕育了整条黄河的源头所在。

　　三江源生态保护的效益，也是超越想象的。

　　从保护的面积来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所辐射的影响区域包括三大流域的面积：长江流域是180万平方公里，澜沧江流域是16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是75万平方公里。可以说，三江源辐射的三大流域有27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国土面积的近1/3。

　　而其作为世界第三极，也是自然环境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极，其对气候和我国水资源的影响毋庸置疑。

　　那么，三江源的生态保护到底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外界首先观察的就是投入的资金。2005年国务院正式启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工程后，计划投入75亿元，这样的投入力度曾一度引起争议，有舆论认为多了，有舆论认为少了。

　　“与三江源生态保护的任务相比，其实这个数字是太少了。”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在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平衡发展论坛上指出，还是要更加突出三江源的重要性。2010年他曾致信中共中央，信中明确写道：这75亿是远远不够的，在“十二五”期间，不应该是75亿这样的概念。

　　韩启德的观点在孙发平等人所著的《中国三江源生态价值及其生态补偿研究》中得到支持。根据孙发平等人的估算，三江源的生态服务价值已经占到全球生态服务价值的5.12%，据国际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专家Constanta估算，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约为160000亿～540000亿美元。如此，75亿元的投入远远不够。

　　复杂的生态补偿

　　针对三江源作为国家的主生态功能区，也有不少业内专家提议，应当在技术操作层面作出改变，以地方基层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为标准来划拨中央的生态补偿基金，按照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补偿。

　　在青海省境内，各层级的政府官员也认为生态补偿将成为三江源生态保护的核心问题。

　　然而，生态补偿本身仍是复杂难解的。

　　韩启德认为，现在中央政府的补偿问题，不能再以工程项目来补偿，而应该从长效财政的机制上整体的给予补偿。要分隔计算，最后在科学的基础上给予测算和整体的补偿，而不要再分隔成一个个项目进行补偿。

　　“但是，以中央财政来看，到底应该怎么来计算？大概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另外给了生态补偿以后，它的管理、监测和考核的机制至少现在来讲不够完善。”韩启德说。

　　“这样，只能引起人们对生态补偿的重视，但却导致无人埋单。”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提醒，生态效益评价指标逐步纳入补偿标准已是国际趋势，但国内在操作上仍有困境。在国内，地方市场上根本没有这笔账，也没有一个标准，如果像国际上一样，把所有的生态效益指标算进来，往往会得到一个天文数字。

　　无论中央对于三江源地区的生态补偿将采取何种方式，三江源地区的保护工程仍在继续。

　　张德海向本刊记者透露，投入75亿元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第一期即将结束，第二期也已进入实施阶段，而中央对于第二期规划的批准还没下来，为了政策的延续性，今年是由青海省先行垫资执行。（特约撰稿付汶卉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李静 青海省果洛州、玉树州、西宁，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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