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梁济和梁漱溟

　　梁济如何结束自己的一生是解释梁漱溟事业开始的关键

　　1918年冬天，北京，一个蓝色的黎明中，梁济从他的书房中走了出来，花白的胡须衬着他的庄严。他在书房中度过了一个孤独的不眠之夜。此刻，他走向附近的净业湖，投身于冰水之中。

　　这一自称是为了垂死的中国传统文化殉难的自杀行为，使这个由忽必烈可汗第五子所传下来、绵延八世纪之久的梁氏一族文人仕宦的传承戏剧化地断绝了 。虽然祖先和家族背景对任何传记研究都有着社会学或心理学的意义，但对陷入文化危机的中国和这个为文化殉难的家庭来说，它们的意义就更特殊一些。

　　1893年10月10日，在北京紫禁城附近安福胡同的一间小屋里，梁漱溟---这个显赫家族的第23代子孙降生了 。

　　梁济如何结束自己的一生是解释梁漱溟事业开始的关键。但让梁济走上净业湖自杀这条路的原因是曲折的。

　　文化上反传统观念的梁济

　　1885年，梁济24岁时中了举人。但直到1898年才得到一个职位，任内阁中书。那时他已有了妻子和四个子女。在此以前，他一直在私塾中教书度日，为一个满族显贵做家庭教师，也曾为一些京官做私人秘书。他在内阁里一直工作到1906年，然后获调至新设的京师巡警厅，先后办理教养局、习艺所之业务。1908年因嫡母去世，他辞官服丧，从此再未出仕。

　　对梁济身处的时代来说，他显得非常激进。19世纪80年代，少数鼓吹自强的人与大多数昏庸保守的官吏展开了思想上的争论。自强论者鼓吹从技术上、经济上、外交上借鉴西方。攻击诋毁自强派最力的保守派是北京官场中号称“清流”的合纵连横的派系，他们敌视鼓吹自强的人，顽固地反对与西方实行任何妥协。

　　作为年方二十的青年，梁济不仅鄙视保守派的蒙昧主义，甚至比改良派更欢迎从西方吹来的改革之风。虽然自强论者承认西方技术的先进性，但他们仍然认为中国传统中的基本价值和制度能够应付现代社会中的问题。而梁济则在1883年已经作出结论：中国的经典不能解决西方人入侵后产生的问题。

　　梁济非常清楚对维新改良持这种态度在社会上和政治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郭嵩焘的结局便是一例，而梁济对其一直非常仰慕。但是他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者。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世人讥讪也。”

　　梁济的“务实”意味着任何个人、任何制度或政策都要根据它是否能使中国富强并取得实际效果来评价。他鄙视那些词章之士，那些人似乎相信只要以清高的姿态大谈儒家的道学，就能拯救中国。梁济把受尊敬的清流领袖张佩纶看成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谄媚之徒，认为他只求个人声誉而不求拯救民族，对改良及革新者只是妄加讽刺。像俞樾这类著名的经学大师同样没用，因为他们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相反，梁济欢迎1898年康有为激进的制度改革，把它看成是“变法图强之基”。

　　1900年，义和团运动波及梁济家，这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广大同胞的无知与迷信。在此以前，他一直把全部精力集中于自上而下的改良。这时他意识到，如果没有公民养成的教育事业去影响和凝聚民众，就没有民族的复兴。

　　1902年，他和友人彭诒孙创办了《京话日报》。这是第一份旨在对民众倡导民族主义和改良思想的中文报纸。为了影响更多的读者，他们采取了另一革命性的步骤，完全使用白话。此报实为创新，闻名北京，人称“洋报”。实际上，它成功地鼓动了发生在京城民众中的几次民族主义运动，如为偿还庚子赔款的国民捐款运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此报大开风气，因而得以流布北方各省，远至陕西、甘肃、东北。

　　梁济和彭诒孙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儿童杂志---《启蒙画报》。这是一种专门传播科学常识、世界时事和外国文化的画报。 梁漱溟后来对反传统的“科学与民主”的倡导者陈独秀说，是他父亲的报纸首先将陈独秀的“赛先生”介绍给北京人的。

　　一反惯例的子女教育

　　在教育子女方面，梁济所做的更是背离了贵族传统。

　　在那个世纪的末叶，作为士大夫的父辈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拘谨的，有着严格的礼仪和不可改变的规矩。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许多孩子与父亲谈话的机会几乎屈指可数，因而谈话时未免敬畏不安。能够容忍争论并与孩子进行自由讨论的家长是很少见的。

　　相反，梁济有意识地在他和子女之间建立一种友好的、自然的关系，鼓励他们与他自由交谈，并积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有目的地鼓励他们发展那些不同于俗见的独立精神，教导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可以反对父母的意见。

　　他也避免使用任何形式的体罚。他或许认识到：最严厉的责难与裁判莫过于内在的良心。 提早独立也提早带来责任感，半个世纪以后，梁漱溟仍然清楚地回忆起一件事：

　　9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忽然不见。多处寻问，且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也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也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

　　从梁济对其子女以及寄养在家中的侄甥们的教育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传统观念的反抗以及对传统方式的漠视。

　　1903年，京师译学馆成立，梁济送其长子焕鼐入馆学习。三年后，他把焕鼐送到东京学习商业，而商业当时是很受旧学界蔑视的。 他还把两个孤儿表外甥送到译学馆学习，后又送到英国攻读法律学位。

　　他曾为不能亲自出国学习而感到遗憾。 他冲破了双重俗见，努力使自己的两个女儿受教育，并且受的是当时的新式教育。

　　梁漱溟的早期教育也许是最彻底的一反惯例的了。他六岁开始受家庭教育时，完全是按照传统习惯请来了塾师。但是，他父亲要塾师一开始便教授一本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启蒙读物《地球韵言》，而不是去记诵《四书》。

　　然而，梁济仍然不认为这是很令人满意的“现代”教育。当北京第一所西式小学“中西小学堂”于翌年（1899年）开办时，他便送小漱溟进了这所小学的初级班。这一年，毛泽东在湖南乡间开始受教育，在塾师随身的戒尺和严厉目光的监视下哼着经书。在安徽上庄村，胡适也正在一家传统私塾中全神贯注地背诵着经书。而七岁的梁漱溟---这个未来的旧传统的卫道士却正忙着探寻英文入门读本的奥秘，他念的是ABC，而不是《论语》。

　　由于受的是全盘西式教育，梁漱溟在成年之前也从未背诵和认真研习过儒家经典。

　　道德贵族

　　梁济，这位站在革新前沿的讲求实际的民族主义者，一生中曾在接受西学影响方面开风气之先，他怎么会最终以一种反西方的姿态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自杀了呢？

　　答案在于他人格的另一方面：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和责任感这种家庭传统塑造了他品质的这一部分。

　　梁济一生执著于这样一项事业：将自己造就成一个内修其心外正其行的道德完人，并且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最严格的良好行为的标准---即使是一人独处也要正襟危坐，因为他以戒慎恐惧的心情履行着儒家经典中古老的训诫：“君子慎其独”，“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如果他步趋时风去拜访父辈中有权势的朋友，他无疑会提早得到官职，但这样做会有违于内心的端正。甚至在他授官之后，他也不去拜访顶头上司，认为这样做似乎是在溜须拍马。

　　梁济的个人生活中充满着为他所认定的为道义牺牲的精神。尽管自己处于贫困的境地，他仍把已故亲戚的寡妇孤儿接到家中，也曾拿出钱财借给贫困的同事。1908年，他母亲去世时，他依照最严格的礼节辞官守制，虽然当时他极需钱财，而三年服制也已久不时兴了 。

　　1902年，他不惜负债以支助友人彭诒孙经营困难的报纸。他这样做不仅是出于他和彭诒孙的私人关系，也是出于对社会的君子之责。1906年，彭诒孙的报纸激怒了西太后，遭到查封。翌年，彭诒孙创办了另一家报纸《京话报》。他的报纸揭露了袁世凯北洋军队的丑行，不久便激怒了袁世凯，被发配到新疆。在这两次事件中，梁济都没有考虑到朋友可能给自己的生涯造成的影响和打击。

　　同样出于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甚至当义和团得到了西太后的支持之后，他仍然不顾性命公开主张镇压义和团。他预料的灾难终于发生了，外国军队进了北京，大部分京官纷纷携着家眷财产逃走，而梁济则认为大义尚存而留在任上。

　　梁济也用人格的完整去评价别人。他用以判别的标准是情操而不是思想观点。他不尊敬他19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上司李文田，这并非因为李文田是排外的保守派，而是因为他在1894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和其他京官一样主张逃离京城。梁济鄙视那些置个人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文官们。

　　梁济对倭仁和梁启超怀有极大的仰慕，同样也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这似乎有些矛盾。因为倭仁主张华夏中心论，而梁启超则是西学的革命传播者。他们两人几乎在任何方面都是对立的，只有在道德的正直、个人的操守、无私地履行学者责任方面才是一致的。然而正是这一点对于梁济才是最重要的。

　　甚至在他热心地响应1898年的维新变法时，梁济还写了一份奏折，强调虽然变法为“自强之本”，但有效的变法则应以“正人心”为基础。没有道德复兴的政治改革，只会给那些执政的贪官污吏以更多的权力，得以增加其恶劣影响。结果，梁济奏折的主旨就和褚成博、朱一新这类极端保守派反对改良的理由相一致了，即认为好政府应依靠好人而不是好法律。

　　事事有定见

　　由于生长在北京，梁漱溟的幼年伴随着这样一些意义深远的重要事件：1894年到1895年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1898年百日维新的流产，以及义和团运动。而义和团运动大约是最直接、最可怕的一次冲击了。

　　1900年夏，刚在华北杀教民、烧教堂之后，这些“正义和睦的拳民们”涌进了北京城。在著名的围攻使馆区期间以及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意图消灭北京城其他各处的外国影响及受外国影响的人。梁漱溟的中西小学堂与北京的其他教堂一起毁在义和团自认为正义的火把中。梁漱溟也偷偷地烧掉了他的全部英文书，因为他害怕被发现读过洋书从而被认作二毛子。

　　漱溟幼年时似乎娇弱多病，六岁时还要别人帮助穿衣服。作为父亲的宠儿，他似乎更多地享有父爱。他幼年经常生病，生病时梁济甚至亲自照料他。1906年，当他第一次离开家去北京城另一端的顺天中学上学，他一定过了许久才适应。

　　梁漱溟的许多性格特征从他少年时代便可看出端倪，这些特征强烈地反映了他父亲性格的多面性。他高度发展了那种道德忧患意识，以至父亲给他取字“肖吾”。

　　和父亲一样，梁漱溟也非常执著于个人操守，自强不息地修善其身。在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有意义的接触之前，他已研究过了《德育鉴》---由梁启超编著的儒家道德自修的一部纲要。他非常关心其中“立志”、“含存”、“审察”、“克己”等条目。 但是，到了高年级，他不再把道德至善作为目的，而更多地把它作为手段，将自己造就成有用的人，以达到救国的目的。

　　专心致志的性格类型免不了有自负的色彩，这使得他的同学们送给他一个与众不同的别号---“傲”。梁漱溟亦以为贴切：“这种心理，可能有其偏弊，至少不免流露出一种高傲神情。”这种自命不凡的脾气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像一种学究的自以为是。它会得到一些人的赞美，而其他人则感到厌恶。至少在中学期间，他尚有机会和伙伴们一起外出喝酒。

　　梁漱溟的自负，加上他父亲培养的寻求独创和坚持己见的精神，造就了他另一个终身的性格特质---事事有定见。在做国文作文时，他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见，以致一位教师警告他：“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

　　梁漱溟年轻时的政治思想打上了他父亲的烙印。

　　由于父亲对报纸很感兴趣，他也很早便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也因此对时事很感兴趣。“如当地之《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等，外埠之《申报》、《新闻报》、《时报》等，都是我每天不可少的读物，谈起时局来，我都很清楚，不像普通一个中学生。” 而另一个不平凡的中学生毛泽东在这时也同样养成了读报的癖好。

　　由于怀着反对压迫、自强保种的愿望，梁漱溟和毛泽东都听信了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崇尚立宪、政党内阁、法治等西方政治制度。但梁漱溟认为，只有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汉民族国家时，这些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方案才有价值。他反复阅读了梁启超的立宪刊物《新民丛报》及其新文艺刊物《新小说》。他对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理解大部分得之于此。

　　此时的梁漱溟尚无任何道德上的顾虑，觉得无论用任何手段都应强迫摇摆不定的清廷推行这些改革。如同清末大多数青年一样，他深受俄国民粹派恐怖主义的影响。“在政治运动改造上，我认为可以用种种手段，而莫妙于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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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自称他青年的思想是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

　　无论从最好的或最糟的功利主义观点出发，梁漱溟都把艺术和哲学看作是损人利己的一派胡言：

　　我那时自负要救国救民，建功立业，实则在人生思想上是很浅陋的。对人生许多较深问题，根本未曾理会到。抱一种狭隘的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还知注意；若文学，若哲学，则直认为误人骗人的东西而排斥它。

　　在顺天中学上一年级时，国文老师讲授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他“最不喜欢”。“国文讲义，我向来不看，尤其不喜欢空洞的议论，如苏东坡之万言书。”对中国文学遗产中的珍品，他“全不以为然”。他尤其不喜欢老子这样的中国传统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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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他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十年后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捍卫者和西方道路的批判者呢？这一问题的答案至少部分地要归因于父亲梁济的影响。

　　文 |【美】艾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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