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性教育入校之难

　　我国法律规定，要保障儿童能够接受到与性相关的健康教育，切实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然而，“切实”实难切实，法律条文执行不力，缺乏监督和强制措施，儿童性教育难以实现。

　　儿童遭遇性侵事件余波已了，余悸犹存。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的通知，对性侵儿童事件实现“司法零容忍”。

　　而早在9月3日，教育部就联合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四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将儿童性教育工作要求列为文件之首，并且明确要求教育部门多形式开展儿童性教育工作。

　　然而，据记者了解，由于缺乏针对该《意见》实施情况的监督措施以及相应的惩罚机制，此文件有沦为“一纸空文”的危险。记者调查发现，在很多学校，由于没有相应的师资配套，以及性教育观念上的落后，儿童性教育进校园、进课堂存在很多现实困难。

　　红枫的“尴尬”

　　7月的一天，带着厚厚的一沓资料和图书，刘凤琴心焦地赶往湖南某地一所农村小学。就在两个月前，该小学发生了一起老师性侵学生的恶性事件。

　　作为北京民间公益组织红枫妇女热线的心理咨询师，刘凤琴曾经接触过一些类似的案例。她明白，这样的事件会对儿童造成多大的身心伤害。因此，刘老师特意制作了适合儿童观看的PPT和动画片，准备了大量相关读物，期冀对孩子们能有所帮助。

　　“只来了4个孩子和两位家长，其余的全是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人员。”谈及那次讲座，刘凤琴至今仍“尴尬不已”，“突然不知道怎么讲了，本来是讲给孩子们听的，结果底下坐的全是大人。”

　　“教育部门怕出丑，这个是关键。”刘凤琴认为，此次湖南之行，当地教育部门存在抵触心理。“我们去进行性教育，似乎只是因为发生了负面事件，因此对我们充满了不信任，沟通也存在困难。”刘凤琴说。

　　“发生性侵等恶性事件之后，必须对孩子们进行心理干预，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观念，非常有必要进行性教育知识的科学普及。这样，孩子们遇到类似的情况，就能有保护自己不受侵犯的意识。”刘凤琴表示，在一些学校特别是偏远的农村中小学，这样的教育极为缺乏，甚至是空白。

　　红枫网站的文字显示，在经济较发达的成都，有机构曾针对448名中小学教师及学校领导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有71.7%的小学未开设性安全教育课程，初中未开设的有51.5%，高中则为56.4%。

　　早在2011年，红枫就开始了有关儿童性教育的公益活动。“那个时候，开展起来比现在更难，不敢叫‘儿童性教育’，只能说是‘儿童安全教育’。”红枫儿童性教育项目组副主任郭林对《民生周刊》记者说。

　　2012年9月，红枫终于通过私人关系在河北赵县某农村小学，以“儿童安全教育”为名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儿童性教育活动。期间，红枫项目组每月开设一次儿童性教育讲座，不仅针对学生，而且对老师进行培训。

　　断线隐忧

　　目前，红枫的“尴尬”状况正在慢慢终结。“黑色五月”之后，一系列儿童遭受性侵事件的报道成为红枫开展性教育宣传的“契机”。

　　郭林坦承，随着媒体的宣传和人们安全意识的提高，性教育越来越被公众所接受。对于项目组而言，资金和项目落地点也不似从前那样难找。

　　近日，红枫在赵县另外一所小学启动了一个有关性教育的项目，这个项目不再借用“安全教育”的名号，而是直接冠名“儿童性教育”。

　　不仅如此，9月以来，红枫在北京陆续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在学校、社区宣传儿童性教育的意义和有关知识。“下一站是海淀区冷泉小学。”郭林介绍，这所学校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95%的学生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校长和主任对此非常欢迎。”

　　但是，此前的“尴尬”消除后，新问题又出现了。红枫项目组最初在赵县开展的项目，尽管老师们也接受了培训，但儿童性教育并未在该学校延续下去。

　　正在出差的红枫赵县项目负责人郭永水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学校没有继续开展有关儿童性教育的课程，也没有老师继续讲授性教育知识，原因不详。

　　“断线”的课程让郭林感到深深的忧虑。她明白，仅靠一家公益组织一个一个学校“跑”下去，显然力量有限。“最好是性教育能进课堂，就像‘开学第一课’一样，或者能跟其他学科一样，老师必须讲授，而且有课时的要求。”

　　“让孩子早一分钟接受性教育，他们就可能早一分钟远离性侵害。”郭林说，如果性教育进了课堂，红枫这方面的工作也就可以“终结”了，“这是天大的好事。”

　　依法治教

　　红枫的遭遇，在刘文利看来并不奇怪。“做与不做都一样，这是地方开展性教育积极性缺乏的一个重要因素。”

　　刘文利是我国儿童性教育进课堂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2007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负责人，刘文利带领她的团队在北京大兴区行知学校开展儿童性教育。课题组成员在该校每个年级每学期讲6个课时，并编写了各年级的配套教材，“这在全国来讲是第一次。”刘文利说。

　　要想避免儿童遭受性侵害，性教育课程就一定要进课堂，写进课程，规定课时。刘文利对《民生周刊》记者表示，“教育本身不是万能的，但能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儿童受侵害的风险。”

　　她认为，教育部门“依法治教”，是预防儿童遭受性侵害的根本措施。作为儿童性教育方面的专家，对于保护儿童免遭性侵的相关法律和文件，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法》、《计划生育法》、《儿童安全教育纲要》、《儿童发展纲要》（2010—2020）以及此次出台的《意见》，刘文利都仔细阅读过。

　　我国法律规定，要保障儿童能够接受到与性相关的健康教育，切实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然而，“切实”实难切实，法律条文执行的力度并不够，缺乏相应的监督文件和强制措施，儿童性教育因此难以实现。

　　刘文利说，“全国没有哪一个教育主管部门、学校领导因为不开设性教育课而受到质疑或被起诉的。”拿着《儿童发展纲要》，刘文利指着其中一个条款：要“将儿童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她表示，这就是明确要让儿童性教育进课堂。

　　针对教育部《意见》的出台，刘文利认为，虽然《意见》要求学校应以各种形式开展性教育，但实际上应该强调课程建设，也就是课时规定。

　　师资匮乏

　　进课堂意味着要配备相应的师资。那么，承担性教育课程的教师情况怎样呢？刘凤琴的观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在湖南与当地老师沟通后，刘凤琴发现，当地已经开展了安全教育和青春期教育，但也只是给学生一本书去看，老师们对“性话题”大都采取回避态度，根本无法与学生在课堂上正常讨论。“即使想谈，也不知道怎么说，没有正确的性教育观和相应的师资力量，这是一个难点。”

　　显然，在某些地方的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甚至是一些县城中小学，师资不足已经成为儿童性教育进课堂的最大阻碍。

　　据记者了解，在这些中小学，或者根本没有与性教育相关的课程，或者由学校心理辅导老师、生物老师、生理老师兼职承担儿童性教育任务。

　　受我国师范类学校专业学科的局限，心理学老师对生物学意义上的性教育知识存在短板，而生物学意义上的性教育又缺乏心理层面的配套。

　　目前，我国师范类院校一般都是按学校学科建制开设专业。《民生周刊》记者调查发现，由于中小学校没有儿童性教育课程，大学里也没有相应的培养专业、课程及计划。比如，师专类院校是以小学课程建制为基础，他们就会设立科学、思想品德等培养方向。

　　有关儿童性教育的辅修课程也只有首都师范大学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开设。即将成为中小学校老师的师范类本科毕业生和师专毕业生，并没有多少机会接受性教育培训和辅导。

　　今年9月，刘文利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展了“人类性学”课程，目的就是让师范院校的学生能够有机会学到有关性教育方面的知识。她计划在一年之后，直接开设“性教育”这门课。在刘文利看来，“性教育应该作为一门课进入学校，哪怕只设置一些课时，师资培养必须做好前期、长远的规划。”

　　要想彻底改变性教育缺乏的状况乃至推进我国儿童保护工作，刘文利说，不只是教育部门，全社会都要从儿童发展的角度去思考，这必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努力让每一个儿童觉得，生在中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记者手记

　　儿童性教育学校应“兜底”

　　有关儿童性教育，一直存在两种声音：家长教还是老师教？“家长亲切，老师系统”，似乎都有道理。

　　笔者认为，儿童性教育，学校应该承担更大责任。

　　而目前，过于强调家庭教育在性教育方面作用的观点，有削弱学校教育责任的嫌疑。对于儿童性教育，学校的力量明显要强于家庭。中国家长在儿童性教育方面的观念仍处于初级阶段。资料显示，1988年，原国家教委和计生委曾联合发出《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学校性教育才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多数父母甚至年轻的“80后”父母都没有接受过健康的性教育。“你从哪里来？”有人曾在网上发起这样的话题调查。对这样一个简单问题，父母给孩子们的解释五花八门，凸显出他们在这方面的尴尬。显然，只有父母接受过系统正规的性教育，家庭才有可能承担教育责任。

　　也有人说，我国学校性教育课程“还远未开始，更谈不上规范”，大家对于学校如何开展性教育及怎样教育孩子争议更大。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学校性教育缺省的理由。因为，性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教育，要从认识和保护自己的身体开始。这样的教育越早开始越好，它不仅能帮助儿童从小树立自我保护意识，而且能帮助他们自然而然地过渡到青春期。

　　我国目前有5800万留守儿童，这些孩子的父母大都不在身边，跟随年老的祖父母长大，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只能来自学校。在家庭教育缺失或不科学的前提下，学校教育必须“兜底”。这是我国当前的国情所在，仅从这一点来看，性教育的责任必须也只能由学校承担。

　　性教育关乎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从教育的实践和规律来看，留守儿童的家长往往缺乏正确的性教育理念，即使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他们也没有能力给予孩子科学的性教育。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留守儿童接受怎样的教育，就意味着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接纳一个怎样的群体。他们将来走什么样的路，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未来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程度。

　　一定意义上说，性教育更是一种心理健康教育，而不仅仅是科学层面的生物学教育。有专家说，性教育是跨学科的，是爱与感恩的教育。国外有部电影叫《新泽西未眠夜》，一位单亲爸爸独自抚养上小学的女儿。当这位父亲对女儿的某些话语“不知所措、尴尬不已”时，女儿的大方表现令他惊诧。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孩子受到的良好的人生、性别教育。导演凯文·史密斯或许正是意识到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重要性，因此让孩子来教育大人。这位爸爸后来改变了自己原本消极的人生观，开始积极向上，正视人生的各种难题。

　　□本刊记者 崔银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