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性杂谈

　　一个理性的社会，理性的政府是关键，但理性的公民和社会同样重要。中国人需要生存和发展，只有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中，这种共存与发展才有可能。

　　微博时代，信息繁杂、纷乱，各种争论和谩骂时时发生，让人不能不对社会理性有所思考。如何构建一种合作理性的文化心理，显然对未来中国尤其重要。

　　春秋战国时代，显然属于乱世，诸子百家对社会的评判多为礼崩乐坏。但社会的动荡，并没有影响到思想的多元发展。那时的诸子学说，目的就是为了让社会回归理性，比如墨家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非攻”。相对而言，儒者对社会治乱根源的探索，更为系统和深入。儒家即把人心之仁看作社会理性的基础与内在自觉，也把仪式性的礼，提升为一种对生活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和行动规范。仁义礼智孝这些思想规范，是为了促进个人的理性，进而推动由家族到国家和天下的理性。

　　那时虽无社会理性一词，但从儒家的学说中，读到的对社会理性的呼唤。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一方面看到了政与刑对民众的外在威慑，但同时也看了德和礼对社会秩序的重要。孔子主张先礼后刑，在他看来“不教而杀谓之虐”，也是执政者的一种恶行。

　　无论是儒家，还是墨家、道家，都体现了对社会的一种全新的学术想象力与认知力。这种想象力和认知力，让后来的人们知道该珍视什么，该放弃什么，该如何重塑人们对未来的信念。显然，今天社会同样在呼唤这种对社会的学术想象力，要求我们有更开阔的视野，从历史和社会的维度重新审视我们身边的各种危机。这种想象力，不仅需要每个普通人都进入思考者的角色，来增进每一个人对社会理性的理解，这种想象力更期望每个公民能恰到好处地把握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对今天来说，在全社会构建一种合作理性的文化心理尤其重要。因为人类社会是一种共存关系，互利合作可以说是一切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核心。一方面，人们在市场领域需要互利合作的理性，另一方面，政府与民众也需有一种合作理性。人类的各种社会形态，都是这种合作理性的产物。这种合作理性的基本观点是，理性的个人主义在发展个人的同时，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样理性的政府权力在为公共利益服务时，也会获得来自公众的信任与尊敬。所以一个理性的政府，必然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它追求有限与责任，追求法治与透明；同样，一个理性的经济体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能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它追求信誉与人道，追求互利与合作；而一个理性的公民群体，必然呈现出个体理性的成熟与公民组织的发达，面对社会矛盾，公民不会把责任全部推给政府，而是自发理性地进行反思，着手解决社会矛盾，更会避免因过激言行导致社会的混乱与失控。

　　一个理性的社会，理性的政府是关键，但理性的公民和社会同样重要。中国人需要生存和发展，只有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中，这种共存与发展才有可能。如果说民主、自由、正义是所有中国人梦想的话，那实现社会理性则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