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里的“中国声音”

　　11月8日，美国和以色列身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由于未能如期缴纳会费，双双失去在该组织的投票权。

　　而在3天前，54岁的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一届大会主席，任期两年。这是中国人首次担任这个拥有67年历史，以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各国合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大会主席。

　　有专家表示，这些年来，中国对这个组织的支持一直是很有力度的，我们交的会费排名第六。

　　时至今日，包括联合国及其所属专门机构在内的国际政府间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多边外交舞台。受益于中国背景，从而得以在国际组织中崭露头角的中国人已越来越多，他们将为世界，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作用。

　　温家宝“拉票”，吴仪授“面经”

　　在过去，中国人屡屡担任国际组织中的骨干甚至副职，但距离一把手一直有段距离。2006年11月8日，陈冯富珍成为第一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中国人，她也是联合国成立61年来，第一个出任国际组织最高负责人的中国人。去年5月，陈冯富珍获得连任。

　　作为前香港卫生署署长，她在1997年禽流感、2003年非典疫情中展现出来的敬业、果敢和干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使她获得了国际社会和世卫组织的青睐。在加拿大留学和在香港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沉着、细腻的个性，让即使以善于提刁钻问题闻名的西方记者也不得不佩服她深入浅出回答专业问题的职业水平。

　　不过陈冯富珍的成功，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力量。据中新社报道，温家宝总理曾坦言为陈冯富珍竞选“拉选票”——“我给世界各国领导人发了专门的信函推荐陈冯富珍女士，在这次亚欧首脑会议期间，我同亚欧领导人会晤的时候，都专门谈到她的事情，介绍她的情况，希望各有关国家对于她的竞选给予大力支持。”

　　陈冯富珍则回忆，吴仪也曾对她“面授机宜”，怎样当个好“说客”。“她经常提醒我，不要经常都摆出‘铁娘子’形象，要有一个比较温柔的一面。”回忆起与吴仪的见面，陈冯富珍说，“吴总理说，能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代表，在竞选中其实是有优势的。”

　　此外，时任国务委员唐家璇及外交部长李肇星先后表态，进一步协调支持她竞选的工作；国家更是首次成立专门的竞选小组，提供足够的人财物保障。时任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沙祖康则表示：“这个选举是很复杂的，我们都是登门做工作等等，把所有的世卫组织成员每一个国家，无论是高原缺氧也好，洪水泛滥也好，我们都去登门求票。”

　　最终陈冯富珍以多出对手14票胜选，这让沙祖康放言：如此高票在世界卫生组织历史上空前绝后了。

　　从幕后走向前台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1972年恢复联合国席位以来，中国长期未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高层职位竞选。

　　截止2006年春，联合国秘书长及次一级领导中，中国只有1名副秘书长沙祖康——因安理会成员国资格推荐而非竞选方式就职。在18个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总干事/秘书长中，来自发达国家的9人，其中日本2人，中国无人。

　　2011年，沙祖康在接受吴小莉采访时表示：“有日本候选人时，我们一般都票数比他们少，印度也比我们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台湾问题，台湾有二十几个‘邦交国’，一正一反就四十多票相差。因此我们过去竞选国际组织一把手，一般都是不成功的，基本就放弃了，不竞争了。”

　　但形势正在发生变化。2003年，史久镛先生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这是自国际法院1946年成立以来，首位担任院长的中国籍法官，但这仍属个例。

　　直到2005年，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竞选获胜，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才打响了中国参选并取胜的国际组织高层竞选“第一炮”。一年后，陈冯富珍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赵厚麟当选国际电联副秘书长；2009年，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在外界看来，中国选择参选的大多是低烈度国际组织。有声音认为，专门性国际组织往往不涉及国家利益方面的激烈冲突，它主要为技术、科教、卫生、度量衡、关税等各个方面的合作提供了便利。在竞选过程中，中方派出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卫生部部长高强、教育部部长周济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分别参加国际电联、世卫组织、教科文组织会员大会，大力辅选。

　　今年6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41届理事会选举新任总干事，中国政府推荐的候选人、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选举中胜出，这是内地中国人首次担任联合国专门机构主要负责人；8月，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易小准获准任世贸组织副总干事；9月，鞍钢总经理张晓刚当选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他反复强调自己执掌这个国际组织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影响力的增加。

　　有专家分析，如果说上世纪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得到的多是礼节性的会议主席位置，那么今日竞选得来的实质性职位，将检视中国从工具性学习到规范性学习的成果。

　　破例，破例，再破例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领导岗位的，有个特点，那就是常常破例。

　　作为中国杰出的体育外交家，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被同事称为“圣人振梁”，并被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十大体育领导人之一。

　　按规定，当国际奥委会执委有空缺时，任职至少4年的委员才有资格竞选执委，当副主席一职空缺时，一般是从资历较老的执委中选出，新当选的副主席只能担任第四副主席，直到三年后才升至第一副主席。然而何振梁从1981年当选委员起至1989年当选为副主席，8年内顺利完成从委员到执委、副主席的“三级跳”，并每次都以全票当选，这在国际奥委会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正是由于何振梁的个人魅力，使他在中国体育外交中拥有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和号召力。1991年的北京亚运会上，何振梁不但请来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还请来60多位国际奥委会委员，这在一个洲的运动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后来在北京艰难曲折的申奥过程中，何振梁更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家的强大，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与日俱增，除何振梁外，不少人都‘享受’了破例的待遇。当然，前提是他们足够优秀。”有专家接受廉政瞭望采访时表示。

　　如赵厚麟长期在国际电联突出的工作业绩，曾使他在几年内职务连升三级，这在国际电联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让他后来成为国际电联标准化局第一位非欧洲籍局长，显得顺理成章。

　　2011年，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朱民正式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他是进入该组织最高管理层的第一位中国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1944年IMF成立以来，首次打破管理层“一正三副”的模式，为朱民增设第四个副总裁职位。

　　不过，截止到今年6月30日，供职联合国秘书处非语言类(不是翻译)的中国籍专业人员是74名，低于联合国开列的116到157人这样一个恰当幅度，被认为是任职人数偏低的国家。而且在这其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中国籍职员有11人，低于美国48人，法国18人，日本14人，英国19人，德国17人。

　　对此，原国际展览局主席、资深外交官吴建民分析说，联合国多边外交组织中处于非常高职位的人，对于这个组织的规章和游戏规则非常熟悉，对它的历史、先例非常清楚。科菲·安南很年轻就到联合国去工作了，当了秘书长之后长袖善舞、驾轻就熟。我们往往到一定年龄才派进去，派进去之后担一任就退休了。“当然，我们现在这方面的人太少了，我主张从年轻的时候就派人进去。”

　　文/本刊记者 舒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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