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洲事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但留给社会的思考远没结束。很多人记住的是它急速反转的剧情：记者被长沙警方跨省刑拘，报社连续两天表达强硬态度，“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有两根”的表白激起无数同行的力挺，可随着被拘记者公开承认收钱写抹黑报道，报社立场立刻软了下来，在头版道歉，并承认把关不严。其后工作组对报社存在问题调查整顿，总编被撤，领导层换血。
舆论兴许把它当一场热闹看，但媒体人不能成为围观者，而应带着羞耻感看到自身所处的行业环境正在走向混乱和腐败，正视累积在这个群体身上的污垢。
“陈永洲事件”当然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警方的执法程序，央视让当事人在镜头前自证有罪等，都值得检讨，但最需要迫切反省的还是整个媒体界。
掌握着话语权的媒体向来以正义自居，“舆论监督”的使命令其拥有了一层道德光环。但记者收钱黑企业，使得行业里一些被有意掩盖的潜规则揭开，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人们不禁追问：媒体四处监督腐败，可谁来监督媒体的腐败？
一次次“跨省拘捕”的事件发生在记者身上，媒体圈总是“一边倒”地声援与声讨，大家抱团取暖，以共同体的身份在受害者的想像中“反抗”警察权力对舆论监督权利的粗暴践踏。很少有人会直面这样的事实：并非每一次记者都是无辜的。媒体腐败与记者滥权就这样在“舆论监督”的堂皇名义下被有意识地掩盖。
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舆论的权力也不例外。在越来越开放、信息传播越来越快的新媒体环境下，媒体权力是不断扩张的：一篇报道，就可能毁掉一个品牌；一篇评论，就可能让一家企业垮掉；一条不到140字的微博，就可能让一个官员的仕途终结；一个带有某种偏向性的标题，一段耸人听闻的描述，可能牵动的就是数千万元的利益，或者成千上万人的心理。这是多么可怕的权力，如果这种权力不受约束，可想而知会带来多大危害。
传媒业界的腐败，最常见的是“有偿”报道，它在部分不自律的媒体中已是常见的手段。
“有偿新闻”如果说的是事实，并没有夸大和编造，还算可以接受；“有偿不新闻”则违背职业道德，对公众知情权的侵犯；更严重的是当下流行的“有偿编新闻”，一方面编造新闻去替雇主虚假宣传，更恶劣的则是充当打手，中伤对手。
从“有偿新闻”到“有偿不新闻”，再到“有偿编新闻”，形式的变化见证了媒体界的生态恶化。
当然，腐败远不止于此。以舆论监督之名对报道对象敲诈勒索之实，逼其花钱消灾，也并不新鲜。更有甚者，媒体和记者直接在社会腐败的生态链中充当角色。
如近年来一些案件所披露的那样，有记者当起了权钱交易的掮客。官商之间信息并不对称，官员不是谁的钱都敢乱收，商人也不敢乱送钱，于是便有交际面广的媒体人出马，充当官商勾结最佳的皮条客，有的人上下其手，成为这种黑色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
还有记者直接参与了官场争斗。据我所知，某市区划调整需要合并两个区，两个区长都争着当新区区长。其中一方便找到某记者通过网络攻击对手，PS性爱图片，发帖泼污水。网友真假难辨，很容易受到误导……
媒体腐败由来已久，可始终没能受到重视。究其原因，是媒体垄断了话语权，又缺乏“批评同行”的勇气所致，整个行业便逐步退化了应有的自净能力。
媒体奉行着“同行不监督不批评”的默契，拥有了监督别人的特权和免于曝光的豁免权，当充满着道德光环的“第四权力”异化为话语霸权，则这个行业也一定会被打上腐败的烙印。
曹林：知名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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