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遭遇“霾伏”，等风来

　　10月21日，“史上最严重雾霾”“袭击”哈尔滨。“混乱”成了当天的关键词：城市交通处于瘫痪状态，两辆公交车迷路走丢；学校停课，许多来不及被接走的孩子滞留在学校；飞机停飞，3000多人滞留机场，把候机楼挤满……

　　哈尔滨之后，11月8日，上海达到重度污染；南京“拉响”大气污染橙色预警；就连“中国空气最干净”的三亚，也受到影响，一些市民戴上了口罩。

　　中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之最。

　　雾霾之于政府，已经不亚于重大突发事件，而且谁都可能遇到。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笼罩在雾霾中，政府会作如何反应？

　　都是天气惹的祸

　　特殊天气下，民众总希望政府能有特别的作为，更何况，这已经开始与“乌纱帽”挂钩。但当政府遭遇“霾伏”，仓促应战，可做的其实很少。

　　当然回应民众关切是必须的。但这些回应中，无一例外指向气候。

　　对于哈尔滨“史上最严重雾霾”，相关专家的解释是：入秋后10℃以上的昼夜温差在市区形成了逆温层，使得污染物不能有效扩散，积累形成了雾霾天气。

　　今年1月，河北几乎每天都是雾霾天气，成为不折不扣的“雾霾之月”。其原因被归为为气候的“三宗罪”：冷空气该强不强，太行山脉致风速减小，降雪多湿度大。

　　10月，这个“理由”再次被搬出来。国庆期间，石家庄再遇雾霾，其市委书记孙瑞彬专门到环保局、气象局探讨，得到的答复是“近期冷空气较弱，地面风速小，相对湿度较大，造成了连续的雾霾天气。”

　　回应有时候也会将责任推出去。

　　11月8日，上海达到重度污染后，给出的回应是，一方面是因为秋冬季节上海气象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北方进入供暖季节造成的污染输送。

　　北方指代还比较模糊，6月，上海就曾明确指出责任在江苏。

　　当时，江苏南京、安徽合肥、上海均遭遇“十面霾伏”，空气质量严重污染。三地环保部门均称，此次灰霾天气主要源自周边的秸秆焚烧散发的烟雾。不过对于烟雾的源头，三地相关部门却互相推诿。

　　上海市农委人士表示，夏收期间，当地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焚烧秸秆的情况，此次污染指数上升，是苏北大面积焚烧秸秆所致。

　　对于上海的“指责”，南京官方微博与新闻媒体则是齐齐将矛头指向了邻居安徽。南京环保部门声称，当日在南京及周边并未发现秸秆焚烧的火点，判断污染源可能来自安徽。

　　6月11日，安徽环保部公布卫星遥测结果，显示在安徽境内并未发现秸秆焚烧的火点，反而在江苏省镇江发现一处秸秆焚烧的火点。

　　“安徽农田比较多，全部禁烧确实有难度，但是也不能说都是从这里飘过去的。”距离南京最近的滁州市环保局一名人士称。

　　“应急预案”能应哪些急？

　　既然雾霾已经不亚于重大突发事件，制定一个预案就很有必要。

　　今年初，中东部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后，环保部紧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做好重污染天气条件下空气质量检测预警工作，制定应急预案。

　　此后，东北、华北、西南等地一些城市相继制定有关预案，大致规定了雾霾天气，政府应当做什么。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预案当中的各种“限”。

　　4月上海制定的应急方案，就规定学校、幼托机构停课、黄标车（除公交车、公路省际客运车外）将被禁止上路行驶、全市公务用车的30%也将被要求停驶等。

　　北京的预案比上海更加严格：橙色预警时，全市烟花爆竹停止燃放，露天烧烤停止经营；最高红色预警时，公务用车整体停驶80%，运输渣土、砂石等易扬尘的车辆将全部停驶。

　　在这之外，部分省市的直属部门、企事业单位、重大活动都制定了各自的应急预案。

　　也许是因为“限”得太多，这些方案并不轻易使用，即便达到重度污染。

　　11月8日，陷入雾霾困局2天后，上海才启动应急方案。对于为何“姗姗来迟”，上海环保部门称问题主要出在预测上。

　　根据相关流程，启动应急方案需要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不会明显好转。7日，上海做出的预测是“大气扩散条件预计转好、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不料，当晚风向突然转变，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

　　这些应急预案即便实施，效果也与期待相差较大。

　　1月，北京空气质量达到极重污染，启动应急预案。对于预案中的措施，全部执行到位后对空气污染会有多大影响，北京市环保局大气处处长于建华没有信心，只称理论值无法讨论，因为客观气象条件一直在变，“我们只能说希望大家了解，空气污染是流动的、相互影响的。”

　　北京大兴区环保局副局长陈东升更直接地说，不管是停驶公车，还是区内十几家企业减排30%，对于空气污染总量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

　　在他看来，外界最关注的是公车停驶，而实际上应急方案里最重要的“其实是宣传”，发布数据，广泛宣传，让大家都知道空气污染严重，尽量少外出，引导大家更重视环保问题。具体到要解决这次的极重污染问题，还是要靠风。

　　逼急了的结果

　　是的，不管应急预案如何贯彻实施得力，陷入雾霾中的政府都在盼着风的到来。

　　如果没有风，那就引郊区的吧。

　　近日西安市规划局局长惠西鲁在谈及治污减霾行动时就表示，西安将在2020年之前，打通“城市风道”，引郊区风进主城区，改善城市微气候环境，“西安的风向主要是东北风和西南风，我们将充分利用这一主导风，将东北、西南盛行风和秦岭上下山风引入城市，将新鲜空气顺着‘风道’输送到主城区。”

　　不止是西安。为把郊区的风引进主城区，把雾霾“吹”走，杭州市规划局、市环保局等部门最近也在研究“城市风道”。

　　尽管目前通风廊道研究才刚开始，还没出成果，但杭州市规划局表示，杭州至少需要规划6条生态带。

　　当被问及，引风进城吹霾到底有多大效果时，杭州市环境气象中心主任马万里没有正面回答，只表示将重点研究不同的风力、风速究竟可以吹散多大面积的霾、速度有多快等具体问题。

　　目前杭州共有高层建筑4000多幢，阻挡着风的形成，因此，打造“城市风道”需要打通很多东西向的街道。质疑声随之而来，马万里不得不重申，“建这个不用大拆大建”。

　　“城市风道”容易招来争议，“全民洗城”同样如此。

　　10月27日，以“清洗降尘”为主要内容的“全民洗城”在河北邢台拉开。

　　所谓“全民洗城”，就是在当地主要领导带领下，邢台市各区及市城管执法局干部群众行动起来，对市区内道路、交通护栏、建筑物立面及屋顶、绿化带、门头及广告牌匾等进行集中清洗。

　　用邢台日报的话说，这是“为全市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但环保学者杨斌指出，如果是作为一个宣传，来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那是一件好事；如果说用于治理空气污染则并不具可持续性。

　　“根本没有相关依据。让老百姓去洗？是自愿去洗，还是雇佣去洗呢，如果雇佣谁出钱呢？”杨斌说，这也暴露了很多地方政府环保政策实际上不具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

　　文/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