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在何处？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对2013年上半年的官员形象危机“风险地图”进行了分析，其主要包括五大风险项：“贪”、“渎”、“色”、“假”和“枉”。
2013年上半年这五大风险项，按照风险频次降序排列是：第一名“贪”（38%），第二名“渎”（32%），第三名“色”（15%），第四名“假”（9%），第五名“枉”（6%）。从动态来看，“贪”所占比重从51%降至38%，“色”从10%升至15%，“假”从6%升至9%，“渎”和“枉”有小幅上涨。
官员形象风险要素呈增长态势，多元化趋势明显。和2013年第一季度相比，第二季度风险要素增加7项，环比增长率为37%。
其中，“贪”和“渎”的曝光数量大、曝光范围广，往往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而“假”、“色”和“枉”曝光数量相对较少，但社会负面影响仍然非常恶劣。
从整体看，贪腐问题仍是当前官员形象危机的首因。
2013年上半年社会负面影响较大的高层官员贪污受贿案件有10起，同比增长率达233%，这既是“社会倒逼”加剧的结果，也是十八大后反腐力度加强的表现。公权力私用易导致群众的“被剥夺感”，并可能导致社会心态的失衡。
失职渎职问题包括玩忽职守、“慵懒散”和决策失误等，其曝光方式除了传统的媒体曝光外，还有多地党委通报本省、本市的“庸懒散”案件。冤假错案问题是上半年失职渎职的典型。这显示官员形象危机的“回溯性”：若干年前的官员工作问题仍会对当前官员形象造成影响。
2013年上半年发生多起官员强奸幼女案件，性质恶劣，尤其是官员与社会组织卖淫嫖娼的人员狼狈为奸、迫害幼女的行为放大了官员形象的阴暗面，使法律蒙羞，让民心失望。
“假”包括官员造假谋求晋升、“火箭提拔”等问题。上半年，64%的“火箭提拔”官员为“官二代”，该类形象危机具有连带性，导致其他相关官员“落马”，也给群众造成了“权力家庭化”、“权力代际化”的错觉，致使官员整体形象受损。
“枉”上，暴力执法仍是重要方面。今年上半年被曝光的暴力抗法事件中有3起致城管队员重伤或死亡，发展路径基本是：城管发现违法行为—进行劝导执法—相对人情绪激动—相对人袭击城管。“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则是城管在负面形象下的无奈之举。
如何转变官员形象？
破解官员形象危机，有哪些良方？
作为受人民委托行使公共权力的官员，其形象的底线是公信力。去年陕西“表哥门”事件后，福建、湖北、甘肃在随后2个多月相继曝出“露名表”事件，出现了一批“表叔”、“表爷”、“表嫂”等；广东番禺“房叔门”事件后，1个多月内，广东多个城市和山西、山东、浙江等省也出现类似事件。这说明了社会公众对官员形象的普遍焦虑，也反映了公信力所受到的严重质疑。
官员形象标准的具体设定应遵循“三结合”原则：结合党和政府的内部管理制度；结合官员本地的风俗习惯；结合国际规则。当前，官员总体形象的导向，可在公信力基础上因地制宜地树立群众需要的形象。
比如善治型官员形象，会“算账”和带领群众致富，善于切实提高当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群众型官员形象，善于回应群众的需求，擅长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满意；信任型官员形象，社会管理有理有据，言行举止尽责尽义，公共服务全心全力。
重视“形象比较效应”。官员形象经常在中外比较、行业比较、省市比较等对比中产生、夸大，甚至转变性质。因此，官员形象管理需要重视“形象比较效应”，一方面，科学树立“形象标杆”，另一方面，科学开展“形象解释”和“形象纠偏”工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解释某些官员形象的内在“苦衷”。
启动形象公关，引导社会心态。为了扭转和优化某些方面的官员形象，克服某些群众对于一些官员角色的思维定式，可启动形象公关，适时引入“换位思考”和“形象体验”，通过持续的、全面的社会认知和社会心态的引导工作，有助于官员形象的整体改观和优化。
文/唐钧 尚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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