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喀什，不允许留下上海的名字”

　　在巴楚县，当地政府曾给上海援建队提出过一个难题：在巴楚河上建一座外白渡桥，并在外白渡桥上建埃菲尔铁塔

　　高崎并不通晓维吾尔语。当他来到新疆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塔格吾斯塘村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语言。“语言沟通有问题，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讲汉语。”高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身为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十所所长的高崎，从上海远赴巴楚，是源于三年多前的一次会议。

　　2010年3月30日，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确定北京、天津、上海、广东、辽宁、深圳等19个省市承担对口支援新疆的任务。

　　上海对口援建的，是喀什地区的四个县：莎车县、叶城县、巴楚县和泽普县。

　　莎车县是喀什人口最多的县。明朝时的地位比喀什还重要，有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叶城县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取景地，也拥有世界上登山难度最高K2线的登山大本营，同巴基斯坦、印度相邻，与克什米尔交界；地处交通要道的巴楚县，是南疆的交通枢纽和喀什地区的东大门，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和“丝路明珠”；而泽普县位于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西缘，叶尔羌河冲积扇的中上部，著名的泽普骏枣就产自这里。

　　这四个县不仅地处边陲，还面临同一个问题---贫困。

　　喀什人的葡萄架

　　高崎到巴楚后，靠着翻译加上简单比画的肢体语言，陆续走遍了自己将要开展工作的几个地方。他的主要任务是帮这里的老百姓规划设计安置房。

　　“必须挨家挨户了解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想法，老百姓自己的一些意愿，所以要徒步走进去。”高崎说。那个地方确实辽阔，巴楚县的县域面积相当于三个上海市的大小。

　　高崎是上海市新一轮援疆工作中规划设计联合团队的工作人员之一。像他一样，团队里几乎所有人在之前都没做过如此偏远地区的规划设计。

　　这里需要的安置房不同于其他地方。葡萄架、牛羊畜牧甚至是农机具的摆放等等细节都要考虑。

　　维吾尔族人的院子里，都要有一棵葡萄架，葡萄架下还要有一张床。在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塔格吾斯塘村，当地居民每年几乎一半时间都是在葡萄架下度过的，在这张床上吃饭睡觉休息喝酒。旁边还有馕坑，用来烤馕。

　　喀什老城在综合改造前几乎没有排污系统，也没有完善的自来水系统。“很多居民家的厕所都是露天的。” 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规划建设组戴明博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3年，已经是他在喀什驻扎的第二年。

　　戴明用一段顺口溜描述了规划前当地的状况：污水靠蒸发，水管墙上挂，垃圾靠风刮。

　　保留习惯，调整布局

　　75岁的维吾尔族老大爷马木提2013年3月搬进了新居。场院里种些平常吃的蔬菜，后院的窝棚里还可以养羊。

　　在高崎等联合团队制订的《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塔格吾斯塘村村庄规划》方案中，居民的宅基地基本以保留为主，加之规划调整，适当地集聚。

　　“一户所占面积约有一亩地，其中住所占100平方米左右，剩下的空间都是院子。朝向门外、空气比较好的是前院，有一部分自留地种瓜果蔬菜，后院主要用来养牛羊。院子中还有一小块场地存放农机具。保留了他们的习惯，但是调整了布局。同时，预留了未来的现代农业空间。”高崎说，“这些都是提供给他们的选项组合，让他们自己来调整。”

　　除此以外，过去的旧式乡村中只有打谷场，如今也建起了生活广场。“维吾尔族人民喜欢交流，能歌善舞，在村子中提供公共空间还是很有用的。”高崎说。

　　在当地，也存在着老龄化的问题。在塔格吾斯塘村，便有十余户孤寡老人。“我们并没有在村子里设立养老院，因为他们不习惯这种方式。所以老年人住宅的集聚，成为我们规划时的选择，不仅方便照顾，也可以节省土地资源。”高崎介绍说。

　　2013年8月31日，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村镇司组织召开了全国村庄规划试点工作中期汇报会。2013年全国村庄规划试点村庄共34个，《新疆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塔格吾斯塘村村庄规划》是其中之一，同时也是新疆19个援疆省市中唯一一个入选的村庄规划。

　　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闵师林介绍说，上海始终把安居富民和定居兴牧建设，作为对口援疆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2010年到2013年援疆三年间，上海在喀什地区对口四县，类似多来提巴格乡的安居富民工程建设，已发展到12万户，涉及87个乡镇、1128个村庄，对口四县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受惠。

　　与此同时，上海还根据当地需求，投资3.75亿元由上海的专业队伍进行代建、设计、施工并监理五个重大民生项目，目前已全部交给当地使用。

　　外白渡桥上的埃菲尔铁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曾将上海援建比作“啃硬骨头”。

　　张春贤说，上海对口支援的喀什四县中，莎车县、叶城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巴楚县是喀什地区扶贫开发的重点县，四县中56%的乡镇是扶贫开发的重点乡镇，54%的行政村是扶贫开发的重点村。而这里的贫困人口56.78万，占人口总数的34.4%，占喀什地区贫困人口的60%，占新疆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是硬骨头”。

　　除了贫困，还有专业规划人才的匮乏。

　　“当地技术人员极为缺乏。当时我们规划建筑联合团队近百名设计师过去，国家注册规划师就有30多个。而整个喀什地区，国家注册规划师才3个。这3个人要负责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管理和技术指导，难度可想而知。”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总工程师、上海援疆规划联合团队总领队俞斯佳对本刊记者说。

　　高崎第一次来到巴楚县的时候，发现那里基本的测绘工具、电脑、打印设备都没有。没有测绘工具，工作就寸步难行。最后，还是高崎自己掏钱为当地买了两台电脑。

　　没有专业的规划人才，缺少先进工具使得城市规划成为喀什城市发展最薄弱的点。甚至可以说，喀什的城市建设几乎没有规划。

　　当地的干部有时喜欢复制建筑，觉得好的就直接拿来。在上海援建队伍到达前，泽普县的广场上就已经矗立起一个东方明珠塔。

　　在巴楚县，当地政府曾给上海援建队提出过一个难题：在巴楚河上建一座外白渡桥，并在外白渡桥上建埃菲尔铁塔。也就是，把上海的外白渡桥和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结合“复制”，作为当地的标志性建筑。

　　“我们给他们做工作，分析了各方面利弊，建议调整这样不伦不类的方案，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钦定’的上海专家顾问组也一致反对。最后，上海援疆指挥部请同济大学规划设计院出马，帮巴楚做了可行的方案。”俞斯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从上海到喀什四县交通非常不便利。上海没有到喀什的直飞航线，只能绕道乌鲁木齐。上海到乌鲁木齐五个小时，停一个小时后转飞喀什需要两个小时。而喀什到下面的四个县，最近的还需要再开两三个小时的车。

　　像戴明一样的上海援疆干部一年只能回上海两次，这是规定。

　　在戴明的工作中，他见过不少城市胡乱规划的事情。比如，已经审批的两幢高层突然增加高度，加盖一层；或者是原本建新住房的项目突破用地界线被开发成了商业大楼。“在我们去之前，这里的城市规划编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县市几乎为零。”戴明说。

　　为期三年以惠民工程为主的援疆工作结束后，为当地培养人才将成为重点。“要把当地的老师、干部、医生和专业技术干部送到上海来学习培训，为当地的发展注入可持续的管理力量。”俞斯佳介绍。

　　“必须充分尊重当地的传统”

　　“在当地做的工作，难度远远超过我们在上海做的事情。我们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规划这些项目，但这些工程能否得到当地人的认同，我们是没底的。我们希望能够给当地百姓的安居乐业带来实打实的好处。而他们的生活生产及城市环境也能够通过规划得以改善。”俞斯佳说。

　　三年中，一些项目得到了各方的认可，但是另一些看似很有生机的项目却早早夭折。

　　喀什四县的农产品质优价廉，上海援疆指挥部为此规划了农产品深加工走出喀什的产业。“可是一些好的产业没过多久倒闭了，是政策没设计好，还是没有尊重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产业，我们觉得能扩大就业，但是当地用工制度和作息时间和内地有明显差别。”俞斯佳说。

　　除了培养新的企业和业态，喀什当地独特的集市---巴扎也成为规划工作中的一部分。

　　在县城，每天有小巴扎，每周有大巴扎。有的巴扎是固定位置的，有的巴扎来得随意，就在路中间。

　　在巴扎上，每家每户拿出各种各样的东西交换，有的直接物物交换。

　　“必须充分尊重当地的传统。在做道路和广场的时候，有时就要考虑预留巴扎的空间。”俞斯佳说。

　　上海援疆工作早在16年前就开始了。现代建筑设计集团资深总建筑师、同济大学教授邢同和在新疆阿克苏地区留下了很多作品。

　　“当时我被安排了一个任务，帮助阿克苏地区设计建造博物馆。要求在设计理念上表现出民族融合，但既不是清真寺风格也不是汉族建筑风格的大屋顶。”邢同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最后取材于当地石窟壁画中元素而建成的阿克苏博物馆受到一致好评。

　　邢同和介绍，“援建工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要尊重当地的特点。把上海规划建设的先进理念带过去就可以了，千万不能照搬照抄或者留下不伦不类的规划设计。”

　　为了能够更好地为边陲四县提供更好的援建，“我们的指挥部一定是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工作的。”戴明说，“在喀什，不允许留下上海的名字。”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吕爽 | 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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