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GDP，创新统计指标体系(下)

　　让“鞋子”去适应“鲜活的脚”——把经济统计植根于经济生活中

　　本文上半部分所列出的那个大型矩阵表格，现在还无法直接拿到实际统计工作中去，因为在使用它之前，要有许多的准备工作要做。我们要做的是转变我们的统计思想，改变我们的工作程序，培训我们的统计队伍，设计具体的实施方案，备好存储数据的数据库，备好处理这些数据相应的软件系统。而作为第一步，则是要改变我们对统计工作的认识--统计植根于生动的经济活动中，而不要像现在这样进行事后的调查和汇总。以前（哪怕十年前），我们是缺乏这样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储备的，而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这样做的条件。

　　如果把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比作人的脚，那么每隔五年进行一次的投入产出调查和十几年一次的经济普查就像是对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这双脚进行测量，然后依此定制鞋子。其实，如果我们有一套得心应手的经济统计指标体系，那么我们只须点击一下鼠标就可以随时知晓整个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根本不需要像搞运动一样先培训300万调查员，然后像撒胡椒面一样地派往各地去发动群众来参与这种由政府单方面发动的普查活动了。由于政府影响力的变化，比起前两次的经济普查，我估计第三次经济普查的预期效果更加难以保证。那种以人海战术为手段的经济普查，由于它的方式方法、它的临时性质就决定了它得来的数据不可能是精准的，更不能保证几次经济普查之间的联系性和连续性。

　　我国实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世界上的任意一国都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不针对自己的国情来设计适合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统计指标体系，这很难让宏观经济的决策人精准地了解我国庞大的经济实体的各种复杂情况。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时，为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发展指标是总产值，这是个从前苏联引进的指标，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指标，只要产品被生产出来，不管是上了市场，还是被调拨给其他企业，不用计算它的生产成本，它的最终销售价格之和就是那个企业的总产值，哪怕你只是一个组装工厂，所有零部件的价值都在总产值计价之中。

　　后来有统计学家提出用净产值指标计量经济活动的变动和发展，但是由于这个指标计算起来很麻烦，需要预先对产品成本进行抵扣，操作时偷手很大。好在当时大家都是为了“国家”而生产的，统计只是为了上报国家，与居民福利福祉的关系不大，这些指标就糊里糊涂地沿用了好长一段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人们匆匆引进西方的经济理念，看人家长期在使用GDP指标，我们也就把它用来作为测量经济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工具了。

　　以GDP为代表的现行的统计指标体系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一起进入中国的。它是人们给经济把脉的一个手段。使用它的一个条件是那个经济体应当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体，人们可以据此大略了解整个市场经济的的概况。在西方市场经济中，没有哪位私企老板或者国有企业的高管会因为GDP的非真实特征而得利，GDP的数据也不与人们的税负或收入挂钩，他们看中的是实实在在的效益而非简单的向上级报告的数字。但是在中国，就不是这样了。

　　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民经济的官本位特征的现实存在成为GDP失真的潜在原因。不受充分监督的地方官员和大型国企头目，可以利用手中的实权和下属的帮衬，让数字成为他们升官发财的得力工具。在数字造假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今天，官员们或者国企老总们随便略施小技就能粉饰自己所辖的地方或所控制国企GDP。GDP的弊病虽然让人头疼，但是由于没有更好的指标体系能取代它，人们也只能无可奈何了。人们无可奈何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经济状况和科技手段都难以成为更新统计手段的帮手。依靠强大的政府行政力，中国一直沿用层层上报统计报表的方法，编制一年年的统计年鉴，虽然方法非常落后，数据也往往失真，但是鉴于体制上的原因也只能如此应付了。

　　近30年来，我国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尤其是十几年来现代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数据采集、数据传输和处理技术，现代化的通信工具的普及，已经为创新统计手段提供了相对充分的条件了。网络科技手段和已经很普及的现代化支付设备为我们转变现行的统计方式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我们终于有条件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来改变以年报、季报等报表为主要统计数据载体的现行统计方式了。

　　西方经济体没有改革GDP的动力

　　西方人对社会经济的理解是，市场是一个自发的自然系统，人们只需自觉地按照自私而且守法的原则（即“经济人假设”）参与其中，那个自然系统就会自行运转，该发展时发展，该调整时它会自行调整，根本不需要政府在一旁指手画脚对这一过程进行干预。因此长期以来他们一直用GDP作为主要的工具来对社会经济进行事后的了解并对将来进行预测，对他们来说这也就足够了，这样的理解决定了他们必须实行“小政府”的制度，在他们那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不得人心的。自从罗斯福新政问世以后，虽然有了可以对市场进行有限干预的理论，但是从他们四五年一届的政府形式角度考虑，从增加政府行政的难度和因为开支的繁琐手续和必须履行的法律程序角度看，他们即使想要像我国这样加强对市场影响力也是很难的。

　　而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主张政府要对社会经济进行有效地（当然也应当是有益地）行政干预，这样，我们需要比西方政府更精确地了解社会经济发展和运作情况。如果我们在不能充分了解社会经济实情的情况下就自信满满地对社会经济进行行政干预，那么政府这只“毛躁的手”所起到的作用与“大跃进”时期的瞎指挥在本质上就没有两样了。

　　因此，西方人可以一直把他们发明的GDP统计体系沿用下去，而我们必须要找到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统计方式，否则，将来出现大的经济失调在所难免。当年苏联之解体的原因之一，就是苏联庞大的工业体系内各个部门间长期失调所引发的恶果，我们不能不察。

　　在中国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GDP的过度崇尚（例如把它当作对官僚机构和官员进行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的害处已经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起着越来越大的负面作用，党的十八大以后一系列决定中的一项很重要的决策就是一改过去“以GDP论英雄”的惯常做法，但是用什么新的方法来丈量经济增长、检验经济发展的质量，到现在还没有被发现。GDP统计体系被人们沿用已久，大量的经济数据都是在GDP统计体系范畴内的统计成果，要改变GDP统治和垄断统计工作的现状是一件极其复杂浩繁的工作。而现在，现代的科技成果，尤其是电脑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存储和传输技术的发展，已经为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另一个角度看创新统计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经济普查为什么是我们现在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控的必要方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对现行统计工作的漏洞和盲点进行修补。

　　我们既然已经有了全国成系统的统计机构，它的建设和运作也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而且我们还有80年代国家统计局组建的城市调查总队、农村调查总队和企业调查总队作为传统统计队伍的重要补充，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对索取上来的统计数据感到不满意？我的看法是我们据以开展统计工作的方法有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统计机构平时按照正常程序从市场和居民这两个部门得到的数据不完整，那些报表中填报的数据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经济的实际活动状况，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汇总上来的海量数据无法让决策部门真切地了解市场和居民的经济状况。原有的统计指标体系根本无法让我们及时掌握社会资金的流向、流量、流速，各种不同的资金是怎样被不同的社会群体运作的，这些有用的数据在原有的统计指标体系中几乎是个盲点。

　　这十几年的地方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地方官为了任期内的政绩起见，大肆设立地方资金平台，大肆实行土地财政，就是因为这样的行政行为是在没有透明监管的约束下进行的。有了全覆盖社会经济账户体系的宏观涵盖，上述三个问题都会清清楚楚地被以数字的方式反映出来，即使地方官有此冲动，也早就会引起最高层决策者的警觉，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的程度。

　　现行统计指标体系与全覆盖指标体系的差异

　　现行指标体系是建立在对静态的经济数据进行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的，一般数据所反映的是一个特定的经济实体在某个时点的状况。例如常规的年报季报和几年一度的经济普查。数据是在经济行为发生以后的某个规定时点（年末、季末等等）统一上报汇总的。如果我们用全覆盖账户体系进行统计，在市场上的资金发生流动和交易的同时，就利用网络传输到我们的统计部门了。

　　我们一直实行的是在规定的时间点进行统一的数据填报，例如年报季报等等。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呢？

　　作为行政机构的统计部门，他们最关心的是在这届政府有效管理时期，辖内的经济规模是否有所增大，社会分配是否趋于公平，社会产品是否更加丰富、是否赶上世界先进科技发展潮流，当然，更关心的是本届政府的政绩能否用统计数字表现出来。这就规定性地决定了，不管风吹雨打丰收歉收，也不管面对的是一天一结账的早点业还是一年一收成的农业，都要以政府的统计周期来进行上报。这是让复杂多变的市场被动地适应政府的工作周期，而不是政府的统计工作去适应统计对象的经济活动周期。在市场活动五花八门的交易方式和结算方式面前，统计工作以不变应万变，用几乎同一种统计手段（填制报表然后逐级上报汇总）来“收获”五花八门的经济数据。

　　从经济活动与政府行为之间哪个为主哪个为辅的角度看，显然是作为“主人”的居民群体和企业群体在将就作为“仆人”的政府统计机关。即使为了能让统计数据最准确地反映经济活动的真实和全面来看，也应当让统计工作对统计对象进行“量体裁衣”，依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统计方式。例如，要获知粮食产量，就要把统计工作放置在粮食收购入库这个环节，要取得证券交易的信息和数据，就应当把统计环节放置在实时交易和收盘时点，等等。

　　如果说在以往，人们以统计手段难以做到上述的“即时统计”为理由不敢有这样的奢望的话，那么在现代科技已经足够发达的今天，努力以“即时统计”逐步取代“年关统计”作为最主要的获取经济信息的手段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实现理想化的“即时统计”甚至可以在任意一个时点从信息中心调出所需要的任何一个部门、行业和企业的经济数据。这里的关键是要预先建立一个庞大的包罗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数据采集网络。

　　关于“编制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

　　最近我注意到了这样一篇报道：“编制中央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在三中全会之后终于定了调；然而，包括上海在内的多个先行地方在试点编制资产负债表超过一年之后，却还没有一个地方公布自己的资产负债情况。事实上，早在2011年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预算案中，就有“研究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探索试编政府资产负债表”内容。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石英华称：“在目前没有出台政府会计准则的情况下，试编工作是在探索未来应怎样改革。”（载于《华夏时报》2013年12月4日）

　　这篇报道所揭示财政部科研所关于政府资金管理方面改革的基本思路，与我的上述创意不谋而合。但是我不主张把用于企业的会计报表制度照搬过来用于揭示政府的资金运作。政府应当创制适合自己的资金流向和数据库，而用全覆盖账户指标体系就是一个很方便恰当的选择。

　　上述报道还说“财税体系中需要改革的内容非常多，包括核算BOT，是不是算在里面，算多少，怎么算，以及核算口径，这些都是应该在改革中明确的。”东方证券研究所首席策略师邵宇2013年12月4日对《华夏时报》记者说，他的团队不久前编制了一份中国地方资产负债表，解读了2002年至2012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总体的资产负债情况。但是，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中的每一个环节似乎都遇到了困难，而博弈背后则是政府资产负债过于“沉重”的现实。

　　我认为，政府负债过多并不是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第一障碍，最大的困难在于一向我行我素的政府机构不愿意成为一个透明体，因为这样一来，必然会让政府（尤其是那些手握调拨资金大权的官员）“为难”，他们从内心就不愿意接受这项消减自己权力的改革措施（至少会让他们这种一贯隐秘的行政行为变得透明化）。

　　因此，那篇报道的结论是编制中央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试点“开花无果”，我想，没有更深入一步的改革举措，那项工作永远是不会结出果子的。

　　资产负债表是所有企业需要编制和上报的，为的是有利于所辖地区政府管理机关的审计要求和税务监管。而地方政府毕竟不是企业，它的结构决定了它不可能一下子做到按照企业一贯作法那样把所能管辖的资金管理得那么精细，它是行政办事机构，不能像企业那样按照成本核算的原则办事--有利可图就做，无利可图的事情就不做，而只要是它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都要做。这样以核算为目的的资产负债表的程序，政府做不了，也不应当做。上面举出的那篇报道正好把这项工作的无法推行给予了明确的揭示。

　　目前较为严重的地方政府发债问题，是政府机构改革和机制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建立全覆盖账户体系不但可以给解决地方债问题提供条件，还可以为政府的日常行政管理改革提供思路。

　　依据“全覆盖账户体系”的设计，不仅可以掌握市场上所有的资金动向，还可以把政府操控的所有社会资金和它们的每一个流动过程都用一个透明、全面、及时的平衡表显示出来，会为解决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许多经济难题提供有利条件。

　　建立全覆盖社会账户体系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

　　全覆盖社会账户体系将是一个汇集全国所有经济信息的数据库，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是工程量巨大的系统工程，这个工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它的用途也将是极其广泛的，不但可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起到意想不到的促进作用，还会对提升政府的工作效率、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发挥极大的正面作用。

　　全覆盖社会账户体系能把上至最高经济决策层和全国国家机关，下至所有的企事业单位的出纳窗口、所有银行的存取款机、所有超市和一切收费服务的ATM机联成一体，国内任何地方发生的资金流动都能在第一时间反映在国家统计局信息中心的中央服务器上，诚如此，像现在所进行的经济普查和每五年进行一次的投入产出调查都可以被代替了，而且有这个全覆盖社会账户体系调出来的数据的真实性也是无可挑剔的。

　　对我国这样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来说，搞好统计工作是实现调控国民经济的第一步，而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统计手段又是做好统计工作的先决条件，只有先把统计这个先行的基础环节打好，才有可能取得真实准确全面的经济数据，进而才能真正做到对我国庞大的经济体进行科学有效的调控。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句空话和口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在原先的计划经济基础上自然生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又要克服掉政府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无知，还要用最前沿的学术理论和科技手段及时掌握全社会宏观的和微观的经济信息，基于此来实施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仅仅靠“摸石头”这样经验主义的权宜之计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与这个伟大事业相配的是一系列艰苦的工作和扎实的探索精神，其间也避免不了走弯路或遇到挫折。上述建立全覆盖社会账户体系的构想可能就是这种性质的一个必要的探索。

　　文/高续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