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林夕

　　《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下称《21CBR》）记者坐在林夕对面的时候，感觉真实的林夕和文学作品中写尽世情的浪漫词人的形象还是有点距离。

　　面前的烟灰缸里凌乱着只抽了一半的香烟，常年夙寐夜兴的工作状态在他的脸颊唇齿间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印迹。惟有那双锐利慑人的大眼睛，还有双眸中警惕地捕捉着世界变幻的那点星光，在诉说这个活跃灵魂的秘密。

　　林夕很感激那些完全信任自己，“放心把自己交给我”的艺人，比如王菲、张国荣，视他们为毕生难遇的知交。作为与娱乐圈最亲密的局外人，目睹了无数巨星的升起与陨落的林夕，一直在燃烧自己的才情以安抚这个世界。只是寂静深处，又有谁来倾听和安抚他呢？

　　歌词是第一生命

　　林夕视歌词为第一生命，这是行内都知道的敬业佳话。纵横华语乐坛数十年，他曾一度认为歌词比健康更重要，并且为了创作患有不轻的焦虑症。不过现阶段林夕有了新的感悟，发觉健康的身体是为了更好地创作：“虽然精神上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但肉体上已经不比当年。套用毕加索晚年的名言，就是一个活跃的灵魂被困在疲惫的身躯里。”

　　关于林夕填词的种种神奇传说，他也很自得：“以前确实能够一边看日剧一边填词，想想要一边看字幕一边看演员表情还要填词，填好词我还知道整部剧讲了什么，是挺有难度的。现在做不到了，填词数量也相对少了。”

　　外界总是十分好奇林夕这么有名的词人，需要多长时间完成一首歌词创作？林夕给出的答案是因词而异，“有的词写了三天，这是花很长时间了，最快的只要45分钟。”他归纳超短时间的创作基本是三个原因：时间管理欠佳、歌手着急等用以及江湖救急。

　　“不过有些野心大的歌词，或者涉及到具体地名、事件、人群的歌词，我都会小心翼翼，思考自己的词会带给他们什么影响。以前我的歌词很多是十分感性的，但慢慢我认为歌词也要带给听众正面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发泄。”

　　对于文字创作者而言，既然歌词宛如自己的生命，改词似乎就是一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特别是要去改林夕的词。然而林夕告诉《21CBR》记者，其实要改动他的词并没有想象中困难：“这是外界很大一个误会。除非自己是监制，就拥有权力跟歌手讲不能改动。比如李宗盛跟罗大佑，他们自己也会做监制，歌手有意见也可以坚持不改。当然老板最大。”

　　林夕作为王牌词人，处理这个问题还是非常通情达理的：“（歌手要改词）要么是觉得这种情感的歌演绎不来，要么是怀疑歌词与自己的形象有冲突。在我的角度看来，有时候顾虑有些大了，但是我想一个歌手自己心里面不舒服，唱歌演绎得就未必好。因为写歌词不纯粹等同于写一首诗，好的歌曲需要一个完整的制作链条去配合。”

　　不过如果遇到他很看重的歌词，林夕绝对会据理力争，他幽默地将协商场面比喻成诸葛亮舌战群儒：“歌手、监制、编剧、录音、老板等等‘群儒’，真的是坐着满满一群人，都要去跟他们耐心解释。”

　　林夕合作过的歌手如夜空中繁星，数之不尽。每个歌手对自己的词都有不同的想法和要求，不过最令林夕头疼的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歌手：“有些歌手对歌词的想法是很抽象的，讲不出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比如，我合作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女歌手，试过一首歌的词改了8次，每次都是对耐性和自信心的煎熬与考验。”不过林夕习惯以乐观的心态看待这样的考验，“通过这样的训练，我知道怎么去引导别人表达出他想要的那种感觉。我有一个办法，虽然他们不知道什么东西行，但很多人都能斩钉截铁地说出什么东西不行！这样就可以用排除法，很快找到他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对于创作的理念，林夕多次强调，好的填词者需要雌雄同体：“因为只有能够充分从男性和女性的角度思考问题，写出来的东西才不会被视野局限。”当被问及哪些歌词最让他满意时，他用了个很有香港语境的比喻：“这就像每个都是我的亲生子，很难指定哪一个最好最适合接家产。”不过谈到那些灵光一现的好词，林夕就像得了心爱玩具的孩子般，连眉梢都有了笑意：“如果写出这样的好词，我会很得意，会沾沾自喜整天笑个不停。我希望自己词中的每一个字，都能打动人心。”

　　第一桶金靠炒楼

　　填词这个职业，古已有之，集大成者，凤毛麟角。在人们印象中，填词的人总是多愁善感，不尚商贾。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在香港成长的缘故，林夕给《21CBR》记者的感觉却多是理性而思辨，并不像大多数以文人自居者那样讳谈商业，而且对行业与投资理财也颇有一套心得。

　　林夕记得他刚出道的时候，填一首词的报酬是1500港元，后来跟随行情涨到了3000港元一首，“无论出不出名都是这个价”。再后来涨到5000港元一首，并且十几年都没再加价。对于合作，林夕非常豁达：“我觉得做生意最重要是双赢，要合作双方都开心。如果只有一方爽了，下次未必还有合作机会。唱片业陷入低谷很多年，生意不容易做，也没必要加价。如果作品写得好销量好，我也一样会有分成。”

　　但是听到《21CBR》记者问及内地音乐不容乐观的版权现状，一直温声细语的他，音调忽然提高了不少：“你现在问我整个内地音乐行业是否重视版权，收不回来的钱怎么收回来，我怎么回答你？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代人的事，这是整个社会的基本道德。有时候听他们讲这些事情我也一头雾水，哪些钱收不回来了，或者哪些钱收了中间又被人家拿走了，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

　　做了几十年职业填词人，林夕坦言在技巧上已经炉火纯青，填什么样的词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基本可以预判：“比如哪些词对白领胃口、哪些词像打鸡血一样令人振奋、哪些词可以引起哪一类感情问题的共鸣，我基本上都很了解。还有一些旋律，一听就令人想起钱的感觉。我有一个朋友在一部电影里听到几个单音，他觉得这几个音令人觉得像听见钱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就硬是根据这几个音写了一首歌，那年大卖。”

　　不过林夕并不喜欢只为钱和生意去工作：“我最怕听到唱片公司老总说这首歌要成为今年的金曲，要大卖，这样给我的压力就很大。我不想成为金钱的奴隶，一直提醒自己注意从中找到平衡。”

　　有不少词人成名之后喜欢成立工作室，但这在林夕看来只是吹嘘自己的谈资：“我不知道为什么纯粹的词人要成立工作室，除非他同时也是制作人、唱片公司行政人员，或者负责编曲。”林夕也跟《21CBR》记者强调，自己从来没有代笔：“做一个人一定要有品，要有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尊严，也可以说我是‘大鸡不吃细米’。别说用我的名字，就连歌词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

　　虽然林夕在填词方面已经登峰造极，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居然是靠投资香港的房地产：“在香港人们永远最关心两个产业，房地产和金融。我年轻的时候存了点钱，当时大家都说香港地少人多，就觉得有个房子比较好，先后买了两个房子。一个在97年泡沫破裂前卖了，赚了一倍，另一个卖的时候也翻倍了。其实真正有钱的人都是租房子住，不一定要拥有，这样也可以让自己早点过上好的生活。”

　　所谓爱，最后皆是陪伴

　　林夕当年以9A的成绩进入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是那一届的香港高考状元。然而这个羡煞旁人的优等生却生长在一个并不快乐的家庭里。“我的父亲性子比较暴躁，小时候我不时目睹家里桌子上的所有东西都打翻在地、一地呯呯砰砰的场面。有时候洗澡洗久一点，他会站在厕所门口骂粗话。高考的时候，父亲也不太支持，常骂‘读什么大学呢？想毕业？失业就有份！’之类的话。”

　　林夕的家是个相对旧式的大家庭，父亲有三个妻子。因为这样的环境，他说家里的孩子都很早离开了。自己是离开最晚的，直到读硕士才搬到宿舍去的原因，是因为放不下母亲：“我舍不得我妈，但她无限度的忍让也造成了一些后果。不过我也不恨父亲，他只是不懂得如何表达爱。”

　　PJ世相

　　林夕认为自己是个很理性的人，很少有流泪的时候。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次流泪，是在为一首叫《七友》的歌填词的时候：“当时一边写一边哭，因为那首歌的词基本上是在写我自己。我常常要听电话，听别人倾诉，为他们的感情问题疗伤。当他们的伤好了之后，就会渐行渐远。但是我个人的感情问题都是自己默默消化，最多事后向朋友抱怨两句。不过信佛之后，这方面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成名多年，香港乐坛的四大颁奖典礼上已鲜有林夕的身影，时尚或者商业活动也绝少有林夕的踪迹。他开始大隐隐于市，只有类似在广州太古汇举办的“进程中国.当代中国人物肖像摄影展”这种与艺术或社会相关的活动才会露面。

　　林夕信佛已久，犹记得为《上海滩》填词的黄霑曾指点他去看《金刚经》：“但当时我完全看不进去，现在看进去了。所以有些时候我给歌手写与佛教有关的词，也先跟她打电话说看不懂不要紧，先唱。将来如果有缘，你会明白词的内容。”

　　写了那么多悲伤失恋的金曲，经历了人生层层叠叠的分离，林夕对感情的感悟已入化境。他对感情的随想在《21CBR》记者听来，如果要一言以蔽之，即所谓爱，到最后皆是陪伴：“爱情或者璀璨若烟火，或者平淡如细水。有些人说可以有时候爱有时候不爱，但这需要很高的境界。如果爱情没有杀伤力，一定不会刻骨铭心。看透一切，说明世界上已经没什么事情能让他感受到刺激新奇，有时候这也是件挺悲哀的事情。”

　　文/本刊记者 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