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自然的时代

  一位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外国学者感慨道:“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很少不谈到自然,中国文人极少不歌唱自然。纵观整个中国文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认为只有在自然中,才有安居之地,只有在自然中,才存在真正的美。”

  中国人对自然之美的欣赏起源于南朝。南朝是一个歌唱自然的时代,是审美性的自然观确立的时代。在都市物质文化热火朝天的今天,我们不妨回到南朝去做一次“历史游”,放宽一点身心,缅怀一回祖先,体味一番那个初唱自然的时代的古歌。

  随口说一句“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歌咏自然之美,是很不准确的。《诗经》中有许多作品吟咏的与其说是“自然”,毋宁说是“自然物”。《诗经》提到自然物不是为了吟咏自然,而是为了利用自然物进行所谓的“比兴”。诗中所描绘的多是自然物的形状、状态,而不是形状之美。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楚辞》中的自然是幻想世界、神仙世界。虽然有一点客观地写景与借景生情,但不是主要的。到了辞藻华美的汉赋时期,赋中所描写的自然,范围也仅限于游猎场所、宫苑和都邑附近的山川,后代文学中所表现的山川池林的秀美、自然景物的千姿百态,在汉赋中是基本看不到的。所以,直到汉代,人对于自然美还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意识。

  真正的山水田园审美诗始作于东晋。而此前正是玄风盛行的时代。西晋以来,玄学(即老子、庄子、佛家的抽象论说)昌盛,诗歌多玄言,称“玄言诗”。比如:“缅哉冥古,邈矣上皇。夷明太素,结纽灵网”。“上皇”、“太素”是什么,今天的读诗人不可能明白,所以这样的诗不会在后世广泛流传。到了东晋,有些“雅士”以为宦场充满“尘垢”,因此到山水间“散怀”,开头还是“以玄对山水”,对出来的依然是玄情。比如“太虚辽廓而无阂,运自然之妙有。释域中之常恋,畅超然之高情”。这首诗叫《游天台山赋》,其实作者孙绰并没有趋身到天台山去,而只是“遥为其赋”,依托辽廓自然,解释俗恋,抒发一下超然高情。这里的“高情”还是玄情,并不是山水审美。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扭转东晋“庄老”玄言诗风,创山水田园诗派的关键人物是陶渊明与谢灵运。陶渊明开田园派,“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的诗平实上口,我们都能背出几句。谢灵运开山水派,他是名门望族,但喜好山水,经常到山水间摸索,甚至让人们误以为他是贼。谢灵运说自己:“山水,性之所适”。他不喜欢“华堂”的欢乐,而喜爱“枕岩漱流”,“敢率所乐,而以作赋”。于是自然本身之美在他的笔下渐渐显露:“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秀”、“净”、“明”是自然本身之美。

  由借山水“比兴”抒情,到径直咏山水本身之美,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自此,开出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即自然审美。从那以后,自然审美的情感总是填满中国文人的胸怀,而所流露出来的华章美赋,真是数不胜数。我们今天爱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方面,祖先发明的山水审美也是一桩大事。西方近代自然观是物理的、生物的;现在流行世界的自然观是生态的,强调人的生存与健康。这些都不是审美的。只有在中国的地理景观文化中,包含有“审美”这精彩的一章。

  回想南朝那个时代,人们欣赏自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是何等豪迈畅意!如今,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有人已经淡忘了对自然的感受,而只顾到大都市去寻找现代“奇技淫巧”的雕琢之“美”,作现代都市之蛙。我劝这样的朋友,即使没有时间出门,也要多读一些谢灵运、陶渊明以及其他古人的风景名篇,领略一下登山观海的畅意。

  文/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唐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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