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我十三年来第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言。安理会的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0年9月的世界似乎与现在非常不同。那时，我们试图构建柏林墙倒塌十年后新的安全秩序--当时我们在谈论根除发展中国家的贫苦问题时，氛围很轻松，甚至可以说很乐观。
而如今，气氛变得阴暗起来。翻查任何一天的新闻摘要，你都能发现恐怖主义和暴力因为错误的宗教观而层出不穷。这是人类在二十一世纪的新的斗争。我们需要标本兼治，才能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
如今，从远东到中东，再到欧洲和美国城市的街头，夺走无辜生命、给社区留下疮痍、动摇国家稳定的灾难比比皆是。这是一个不断演化、增长和突变，并让我们很难对付的威胁。
传播这种暴力的极端分子拥有与年轻人沟通的网络，也知道教育的力量。极端分子把“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更是上帝的敌人--的观念灌输给年轻人。
当然，政治在其中也起着作用。极端分子最善于利用政治仇恨，但他们播撒仇恨种子的土壤是被无知的肥料滋养的。这就是我们需要开始把教育视为安全问题的原因。
极端分子以上帝的名义为杀戮洗脱罪名。这是对正常宗教信仰的卑劣的扭曲，这不仅直接造成伤害，还间接造成极具破坏性的思想分歧和宗派意识。深陷这类极端主义困扰的社会有着真正的恐慌，这种恐慌会让正常生活陷入瘫痪，并且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远。
如今，我们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互相联系得更紧密，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和与他们不同的人发生联系。因此，人类更需要尊重与自己不同的邻居，但是，把邻居视为敌人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教育事关我们所有人的安全问题的原因所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要向那些容易受恐怖分子影响的年轻人证明，有更好的途径让他们的声音得到倾听，也有更有意义的方式让他们参与到世界中来。
好消息是，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以我的信仰基金会为例（仅仅是一个例子）：我们的学校教育计划促进全世界十二至十七岁学生的跨文化对话。我们的项目进入了二十多个国家，通过安全的网站让学生们互相联系，他们可以在训练有素的教师的指导下在课堂中互动。通过视频对话，学生们从各种信仰和观念的角度出发，共同讨论全球问题。他们从中获得了对话的技能，可以通过打破对宗教和文化的刻板印象而避免冲突。对最贫困地区的学校，我们会做特别的安排，因为他们靠自己的能力无法接触到互联网。
托尼·布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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