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测评的基础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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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5-22 10:35
下一代的测评方法—生态型指标,将开始从价值网络、生态和灵智(Smart)角度,打破组织边界测度信息化常规。
最近,我为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的研究生们讲授“信息化测度的理论与方法”专业课时,有一节课涉及基础理论问题,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对此的思考,抛砖引玉。
信息化测评的四层结构
为方便量化测度,我们可以把信息化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以上是系统)和环境,由里向外分成四层结构:最里面一层是生产力层,是信息技术测度,包括基础设施、ICT和信息资源等测评对象,对应就绪测度;向外第二层是生产关系层,对应的是应用、能力和效率测度,包括业务与管理上的测度对象;再向外第三层是生产方式层,对应效能(动态效率)测度,涵盖流程再造、组织和制度(上层建筑)、转型方面的测度对象;最外面一层是环境层,对应价值网络、利益相关者、变革挑战、创新与响应等方面。
进一步归纳,前三层属于系统,第三层的边界就是组织(政府或企业)边界;后一层是环境。信息化是现代化中环境挑战与系统应战的互动发展过程,IBM称其为“跨越变革鸿沟”。这四层结构,可以将信息化在现代化上的基本特征大致涵盖。
信息化测评的基础理论演进
回顾国内外信息化测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各种测评方法流派正好是按由里到外的四层结构发展演进的。最早流行的是就绪型的测评方法,该类方法受到联合国以及APEC等国际组织的青睐,其特点是聚焦在基础设施和技术上,反映了信息化的生产力主导阶段人们对技术的敏感和偏好,但在投入上缺乏成本意识;接着流行的是应用型的测评方法,它包括应用测度、效率测度和(窄义)能力测度,将信息化视为技术与管理的结合,把效率作为信息化效益的主要内容,融入了成本意识,但不能区分不同生产方式;当前流行的是效能型的测评方法,它成功突破了上一阶段不能测度转型的理论和方法盲区,适应了生产方式转变的要求,但局限是固守企业或政府边界,仅从系统内部思考问题;下一代的测评方法,则将开始从价值网络、生态和灵智(Smart)角度,打破组织边界测度信息化常规。
信息化测评背后的理论基础
尽管多数信息化指标的设计者不承认自己受基础理论左右,但他们的设计思想总是逃不出历史上某个学派的思考范围。理解这一点对于从理性上识别出各种方法的优点和时代局限非常重要。
一 就绪型指标的理论基础。与就绪型指标对应的基础理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该指标特征是把技术作为要素(而不是生产力),用计量物质资产的方法计量其投入产出,同时把企业(或政府)当作一个黑箱加以封装,其代表是索洛悖论。就绪型指标专注于技术层面测度信息化,具有只看产出,不计投入成本的缺点。造成这种局限的认识根源,是新古典主义不承认生产力概念,因此不能识别出信息生产力条件下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的不同实践。这导致测评中出现了“投入越多得分越高”这种“浪费型”信息化指标设计,在实践中助长了不讲核算的形象工程。对应在公共部门信息化中,与韦伯官僚制理论只讲产出,不讲成本的大政府策略如出一辙。该指标深层理念是“大就是好”、投入“越多越好”,可归入不讲效益的信息化。
二 应用型指标的基础理论。应用型指标的突出特征,是通过测度技术与业务结合(即所谓应用),联系成本来考虑投入,把效率置于方案的中心。它不再强调投入越多越好,而要问投入用了没有,有用没用,在这一点上超越了“新古典”型方案。它一般是在组织预算压力下产生的选择,其所对应的基础理论是新古典的一个分支——公共选择理论,即通常所称小政府理论。不过,应用型指标的局限,正如公共选择理论的局限一样,是无法区分生产方式的新旧,在实践中表现出“唯应用”论倾向,经常以“用”变掩盖“体”变,导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式信息化,典型的困惑是“上ERP找死,不上ERP等死”。究其实质,与新古典理论一样,还是不承认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从计量角度看,应用型指标属于一种静态效率分析,忽视了效率的变化率的斜率状态,容易出现“将冰箱当鞋柜使用”(用ICT所短而非所长)的效果。
三 效能型指标的基础理论。最支持效能型指标的基础理论是新增长理论(又称新经济增长论、内生增长论),斯蒂格里茨、罗默和克鲁格曼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构成这一理论中坚。新增长理论突破了索洛悖论所赖以存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天花板,将生产方式转变,以计量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的形式,纳入到测评视野。其突出优点是对新旧生产方式在临界条件前后效率性质的变化可以准确把握,通俗说就是有助于把握信息化的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关系,在“当先烈”与“赶不上趟”之间,进行信息化时机权衡。对中远集运信息化的测评是一个该类理论的经典范例。然而,现阶段内生增长理论也有自己的理论天花板,这就是刻意回避了对范围经济(小批量多品种经济)的计量,因此可以说它只走到了计量报酬递增的半途。
四 生态型指标的基础理论。生态型指标是下一代的测评方法。从观点上看,生态强调的是灵智(Smart);从方法上看,生态强调的是价值网络和环境。生态是活的(灵的、信息化的);非生态是死的(机械的,或工业化的)。工业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把系统抽离环境,当作普遍真理到处挥舞的机械蛮力状态,或称为人类的工具理性阶段,它的制度特征是将不变本身制度化,局限是经常造成国际金融危机这种代理人反对委托人的异化现象,它的死穴在不适应变革(所以奥巴马主张变革)。信息化意义上的变革不是一般的变,而是指芝诺“飞矢不动”意义上的变,即变的本身不变,将“变的本身不变”这一点制度化。这是信息化在现代性上的主要不同特点。信息化测度的核心问题和最大困境,就是如何测“飞矢不动”(又称基业常青),从计量经济学看,就是测企业范围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问题。经济学发展到克鲁格曼阶段,已逼近这个问题,但没有把这个“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到1+1的程度。我个人认为,计量的关键是沿D-S(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模型,发展偏导数和曲面分析技术,这样测出的对象,才能称之为信息化企业,而非企业信息化;信息化军队,而非军队信息化……希望寄托于年轻一代身上。
……
最近,我为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的研究生们讲授“信息化测度的理论与方法”专业课时,有一节课涉及基础理论问题,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对此的思考,抛砖引玉。
信息化测评的四层结构
为方便量化测度,我们可以把信息化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以上是系统)和环境,由里向外分成四层结构:最里面一层是生产力层,是信息技术测度,包括基础设施、ICT和信息资源等测评对象,对应就绪测度;向外第二层是生产关系层,对应的是应用、能力和效率测度,包括业务与管理上的测度对象;再向外第三层是生产方式层,对应效能(动态效率)测度,涵盖流程再造、组织和制度(上层建筑)、转型方面的测度对象;最外面一层是环境层,对应价值网络、利益相关者、变革挑战、创新与响应等方面。
进一步归纳,前三层属于系统,第三层的边界就是组织(政府或企业)边界;后一层是环境。信息化是现代化中环境挑战与系统应战的互动发展过程,IBM称其为“跨越变革鸿沟”。这四层结构,可以将信息化在现代化上的基本特征大致涵盖。
信息化测评的基础理论演进
回顾国内外信息化测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各种测评方法流派正好是按由里到外的四层结构发展演进的。最早流行的是就绪型的测评方法,该类方法受到联合国以及APEC等国际组织的青睐,其特点是聚焦在基础设施和技术上,反映了信息化的生产力主导阶段人们对技术的敏感和偏好,但在投入上缺乏成本意识;接着流行的是应用型的测评方法,它包括应用测度、效率测度和(窄义)能力测度,将信息化视为技术与管理的结合,把效率作为信息化效益的主要内容,融入了成本意识,但不能区分不同生产方式;当前流行的是效能型的测评方法,它成功突破了上一阶段不能测度转型的理论和方法盲区,适应了生产方式转变的要求,但局限是固守企业或政府边界,仅从系统内部思考问题;下一代的测评方法,则将开始从价值网络、生态和灵智(Smart)角度,打破组织边界测度信息化常规。
信息化测评背后的理论基础
尽管多数信息化指标的设计者不承认自己受基础理论左右,但他们的设计思想总是逃不出历史上某个学派的思考范围。理解这一点对于从理性上识别出各种方法的优点和时代局限非常重要。
一 就绪型指标的理论基础。与就绪型指标对应的基础理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该指标特征是把技术作为要素(而不是生产力),用计量物质资产的方法计量其投入产出,同时把企业(或政府)当作一个黑箱加以封装,其代表是索洛悖论。就绪型指标专注于技术层面测度信息化,具有只看产出,不计投入成本的缺点。造成这种局限的认识根源,是新古典主义不承认生产力概念,因此不能识别出信息生产力条件下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的不同实践。这导致测评中出现了“投入越多得分越高”这种“浪费型”信息化指标设计,在实践中助长了不讲核算的形象工程。对应在公共部门信息化中,与韦伯官僚制理论只讲产出,不讲成本的大政府策略如出一辙。该指标深层理念是“大就是好”、投入“越多越好”,可归入不讲效益的信息化。
二 应用型指标的基础理论。应用型指标的突出特征,是通过测度技术与业务结合(即所谓应用),联系成本来考虑投入,把效率置于方案的中心。它不再强调投入越多越好,而要问投入用了没有,有用没用,在这一点上超越了“新古典”型方案。它一般是在组织预算压力下产生的选择,其所对应的基础理论是新古典的一个分支——公共选择理论,即通常所称小政府理论。不过,应用型指标的局限,正如公共选择理论的局限一样,是无法区分生产方式的新旧,在实践中表现出“唯应用”论倾向,经常以“用”变掩盖“体”变,导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式信息化,典型的困惑是“上ERP找死,不上ERP等死”。究其实质,与新古典理论一样,还是不承认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从计量角度看,应用型指标属于一种静态效率分析,忽视了效率的变化率的斜率状态,容易出现“将冰箱当鞋柜使用”(用ICT所短而非所长)的效果。
三 效能型指标的基础理论。最支持效能型指标的基础理论是新增长理论(又称新经济增长论、内生增长论),斯蒂格里茨、罗默和克鲁格曼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构成这一理论中坚。新增长理论突破了索洛悖论所赖以存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天花板,将生产方式转变,以计量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的形式,纳入到测评视野。其突出优点是对新旧生产方式在临界条件前后效率性质的变化可以准确把握,通俗说就是有助于把握信息化的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关系,在“当先烈”与“赶不上趟”之间,进行信息化时机权衡。对中远集运信息化的测评是一个该类理论的经典范例。然而,现阶段内生增长理论也有自己的理论天花板,这就是刻意回避了对范围经济(小批量多品种经济)的计量,因此可以说它只走到了计量报酬递增的半途。
四 生态型指标的基础理论。生态型指标是下一代的测评方法。从观点上看,生态强调的是灵智(Smart);从方法上看,生态强调的是价值网络和环境。生态是活的(灵的、信息化的);非生态是死的(机械的,或工业化的)。工业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把系统抽离环境,当作普遍真理到处挥舞的机械蛮力状态,或称为人类的工具理性阶段,它的制度特征是将不变本身制度化,局限是经常造成国际金融危机这种代理人反对委托人的异化现象,它的死穴在不适应变革(所以奥巴马主张变革)。信息化意义上的变革不是一般的变,而是指芝诺“飞矢不动”意义上的变,即变的本身不变,将“变的本身不变”这一点制度化。这是信息化在现代性上的主要不同特点。信息化测度的核心问题和最大困境,就是如何测“飞矢不动”(又称基业常青),从计量经济学看,就是测企业范围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问题。经济学发展到克鲁格曼阶段,已逼近这个问题,但没有把这个“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到1+1的程度。我个人认为,计量的关键是沿D-S(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模型,发展偏导数和曲面分析技术,这样测出的对象,才能称之为信息化企业,而非企业信息化;信息化军队,而非军队信息化……希望寄托于年轻一代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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