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在牛津大学的日子

　　“非常可能，钱钟书和托尔金两位中英文学巨匠曾有机会相识，或者曾在上世纪30年代的某一天，在牛津埃克塞特学院的楼梯上擦肩而过”

　　中国人负笈英国牛津大学始于19世纪末，起初人数极少。作为英国最老牌的学府，牛津大学有一套独特的运作系统---每位学生除了在某院系学习一门具体的学术科目以外，还隶属于一所学院。

　　学院是牛津人的生活和社交之家，也是牛津人的“身份证”。每个学院聚合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提供食宿，并组织晚宴等社交活动。毕业之后，校友聚会也以学院而非院系为单位。

　　牛津大学共有39个学院，6个学院最先接收中国学生：基督教堂学院、耶稣学院、新学院、林肯学院、埃克塞特学院和默顿学院。

　　其中坐落于牛津最中心的特尔街（Turl Street）的埃克塞特学院，成立于1314年，已有700年历史，是牛津第四古老的学院。这里培养过很多著名人物，比如《指环王》和《霍比特人》的作者托尔金（J.R.R.Tolkien），艺术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

　　1910年，这所学院接收了第一位中国学生梁联朝（音）。梁是广州富商的长子，在当年入学新生的集体照里，他站在一群衣着光鲜的西方年轻人之中，神态自信。牛津就读之后，他前往伦敦并考取了律师执照。

　　1935年，另一位中国年轻人带着他的新婚妻子来到了埃克塞特学院。他叫钱钟书，来自江南古城无锡，家族也许比不上梁氏富有，但世代书香。

　　25岁的钱钟书之所以能来到英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得益于一项前所未有的奖学金计划。

　　“中英庚款奖学金”状元

　　1933年，英国政府决定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成立一项资助中国学生赴英国留学的基金---“中英庚款奖学金”。每位成功申请者可获得20英镑衣物购置费、80英镑路费和24英镑的每月学费生活费。

　　在上世纪30年代，这是一笔非常优厚的奖学金。有英国学者根据英国历史消费数据和通货膨胀率做出了一个“英国历史价格换算器”。照此计算，1935年的上述奖学金，大略相当于2013年的1200英镑置装费，4900镑路费和每月1500镑学费和生活费（一英镑约合10元人民币）。

　　奖金如此丰厚，竞争烈度可想而知。1933年夏，第一次奖学金选拔考试举行。在186名应考者中仅9人获选。1934年，应考者增至289人，最高分来自英国文学科，是一名女性考生俞大。这位俞姑娘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陈寅恪的表妹，后来担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的俞大维之妹。她获得奖学金后前往牛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是钱钟书的同门学姐，解放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

　　1935年，奖学金名额增至25名，由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伍叔傥以及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东方莎士比亚权威”楼光来等50位著名学者任主考官。这次考试共262人报名，其中选考英国文学类的17名，包括无锡青年钱钟书。

　　至今仍保存在“中英庚款奖学金”委员会档案中的考卷，如今看来难度相当高。80多年前，要获得奖学金去英国一流大学学习，可能比今天更不容易。

　　比如，“英国戏剧”的考题有：一，请指出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特点，及其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二，请列出《麦克白》中麦克白的行动，及其道德本质逐渐堕落的发展脉络。在麦克白夫人身上，是否也有类似的变化？

　　“英国小说”的考题则有：一，请简要总结18世纪的英国小说家；二，“与亨利·菲尔丁和威廉·梅克比斯·萨克莱相比，简·奥斯汀的艺术风格与托马斯·哈代有更多的本质性相似之处”---请以《傲慢与偏见》、《还乡》、《名利场》和《汤姆·琼斯》为例对此进行探讨。

　　中文考题是：请讨论“人学而知不足”。翻译考题，则是将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教育的目的》译成中文，和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六讲译成英文。

　　钱钟书一鸣惊人---87.95分，不但是当年的“状元”，在3年所有考生中也是最高分。需要说明，这个最终分数不只得自一张考卷，而是相关科目取权重综合计算的结果，其中综合考试占35%（中文15%＋英文20%），专业考试60%，相关发表作品5%。也就是说，钱钟书在英国文学、英文和中文三方面的综合能力，在同龄人中都是拔尖的。

　　“拙手笨脚”，初到就吻了牛津的地

　　在“中英庚款奖学金”在英事务的协作方“大学中国委员会”主席西尔考克（H.T.Silcock）先生的安排下，钱钟书被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录取。

　　钱钟书的妻子杨绛多年以后在《我们仨》中曾如此回忆过夫妇二人前往牛津的未知旅程：“牛津大学的秋季始业在十月前后。当时还未开学。我们下船后曾在伦敦观光小住，不等学期开始就到牛津了。钟书已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

　　不过，钱钟书牛津档案的两位研究者---埃克塞特学院院长弗朗西丝·凯恩克劳斯和默顿学院中国访问学者陈立都指出，杨绛关于钱钟书攻读“文学学士”的回忆不够准确。钱钟书修读的是牛津Bachelor of Letter学位，简称B.Litt，虽然从英文字面上看是“学士”，实际上是牛津当年特有的学位用语，应为“文学硕士”。

　　“牛津大学如今已经取消了这个学位用语，统一使用Master of Letter来称呼‘文学硕士’。”凯恩克劳斯告诉本刊记者。

　　甫抵英国最高学府的中国青年钱钟书，还有诸多事务需要适应。杨绛记得，他“拙手笨脚”，初到牛津就从公共汽车上摔下来，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

　　磕掉门牙显然还不是钱钟书面对的唯一挑战。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中第一位去牛津读书的。但牛津大学校规要求，入学的硕士候选人必须在被牛津大学委员会“认可”的大学获得本科学位，而当时清华尚不在此列。为此，埃克塞特学院院长罗伯特·迈瑞特不得不请求学校先给予钱钟书“高级学生”（Senior Student）的身份，之后再“转正”。俞大一年前也经历了这样的程序。

　　也因为这个小波折，一直到1935年11月1日，钱钟书才正式被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录取，11月5日注册入学，从此才有资格穿上牛津研究生才能穿的那种背后垂着两根飘带的古怪黑袍。

　　非常可能，中英两位文学巨匠曾有机会相识

　　彼时的钱钟书，还是牛津的一位“预备期学生”。每一位被录取的“预备期学生”，都会由学校安排导师指导学业。钱钟书的导师，是奥瑞尔学院的英国文学“准教授”（Reader，也是牛津专有的学术职称，介于讲师和教授之间）赫伯特·弗朗西丝·布莱特·布莱特－史密斯。

　　布莱特－史密斯先生1907年毕业于牛津考珀斯·克里斯蒂学院，1920~1928年在英国著名的“莎士比亚头脑出版社”（位于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福德的英国20世纪著名出版社）做文学编辑，之后返回牛津任教。

　　他本人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和出色的编辑，也是当时两位文学巨匠---《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他也曾在埃克塞特学院读书）和《纳尼亚传奇》的作者克莱夫·路易斯（C.S.Lewis）的朋友。

　　凯恩克劳斯院长觉得，“非常可能，钱钟书和托尔金两位中英文学巨匠曾有机会相识，或者曾在30年代的某一天，在埃克塞特学院的楼梯上擦肩而过，像是电影里的情节。”

　　杨绛则对牛津导师的茶点款待念念不忘：“师长总在他们家里请吃午后茶，同学在学院的宿舍里请。他们教钟书和我怎么做茶。先把茶壶温过，每人用满满一茶匙茶叶：你一匙，我一匙，他一匙，也给茶壶一满匙。”

　　钱氏夫妇在埃克塞特学院还结交了另一些朋友，比如与钱同时入学的南非同学唐纳德·邓肯·斯图尔特。离开牛津前往法国之后，钱钟书还曾写信给他，用漂亮的英文转达了钱夫人和出生不久的钱家小女对他的问候。

　　三个学期过后，根据学校规定，钱钟书提交了“转正”申请，并提出了论文题目---《17及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及其主要观点和论证方法。1936年12月4日，钱钟书获得牛津大学英文系批准，得到正式学生的身份。他的这篇毕业论文，至今仍然保存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钱钟书为什么没有申请牛津学位

　　根据学校规定，在论文题目获得批准的第二至第八学期之间，学生要申请一份证书，证明已经进行了足以获得学位的研究。钱钟书在1937年5月提出这项申请，获得了导师的证明。之后，他准备了两份论文稿，分装在两个文件袋里，送往英文系，由系里任命他的主考官。

　　很快，英文系任命了两位主考官来考察他的论文：基布尔学院的英文导师列奥纳多·莱斯－奥胥黎和林肯学院的中国宗教和哲学准教授欧内斯特·休斯。

　　钱钟书于1937年6月22日提交了论文，并参加了口试。主考官给出报告，证明他在口试和论文中的表现足以获得学位。英文系于是在4个月后向钱钟书授予了以下证书：

　　“兹证明埃克塞特学院的钱钟书，依据牛津大学章程要求，在英文系的指导之下完成了学习和研究，并在论文和考试中都达到了足以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标准的表现。”

　　而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钱钟书并没有按常规在论文通过之后申请学位。在牛津，论文通过之后会获得结业证书，但硕士学位需要提出申请并参加正式的毕业典礼后才能获得。因此，牛津大学目前虽然存有钱钟书的论文，却并没有他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记录。

　　钱钟书没有走这个流程拿学位的原因，并无资料档案可查。对牛津档案和上世纪中西学术交流均有深入研究的牛津大学默顿学院访问学者陈立告诉本刊记者，牛津档案显示，第一个在牛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是《落花生》的作者许地山，但钱钟书绝对不是第一个未领取学位的牛津学生。

　　陈立说，牛津大学规定，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参加毕业典礼，不少人因此会选择在一些年以后，比如家人都有时间参加的情况下，再提出申请，参加典礼，获得学位。钱钟书毕业后很快去了巴黎深造，加上女儿钱瑗刚出生不久，当时没有时间申请是非常可能的。

　　“等一些年再来拿学位很正常。或许，钱本身就是一个不看重学位的人。”陈立说。

　　凯恩克劳斯则对本刊记者强调，钱钟书已经“挣得了学位”---通过了所有的考试、论文也被接受，“只是没有走最后的程序和形式而已”。

　　“史博定”教席之争

　　1935年10月31日，家住牛津的英国慈善家史博定（Spalding）夫妇致信牛津大学副校长，称“现今的文明，特别是东方文明，在西方最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东西方头脑的结合”。为此，他们在牛津设立了“史博定中国哲学和宗教讲师”教席，希望能像哈佛－燕京学社一样，促进牛津学者与中国学者更密切的合作。

　　牛津大学于1936年宣布了设立此项教席的决定，为期三年，仅对中国出生、说中文、在中国接受教育的学者开放。此项教席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将中国一些经典哲学宗教作品协助翻译成英文。

　　钱钟书和在北京大学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的另一位中国年轻学者王维诚都申请了这个职位。王维诚也是一位出色的学者，申请支持人是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大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清华大学中国哲学教授冯友兰和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汤用彤。

　　钱钟书在清华读书时，也曾是冯友兰的学生，因此他也请冯友兰写了推荐信。有意思的是，冯友兰在一封信中同时推荐了王维诚和钱钟书。

　　他评价王维诚“对于中国哲学、宗教、佛教和道教的知识在中国年轻一代学者中出类拔萃”，而说钱钟书“对于中国哲学、文学和艺术有令人吃惊的全面了解，尽管他对宗教所知不算多”，而且“英语能力极好”。

　　1937年4月，遴选委员会宣布，“史博定中国哲学和宗教讲师”教席授予王维诚。由于王维诚在中英学术界的广泛联系和他在中国宗教方面的特殊造诣，钱钟书的落选并不奇怪。落选之后，这位中国未来的大学者、大作家就带着妻女前往巴黎继续求学。

　　“对他以后的职业生涯而言，没有把史博定讲师教职授予他，也许是幸运的，让他有机会深入学习另一种最有影响的欧洲文化。”凯恩克劳斯说。

　　10年前担任院长后，凯恩克劳斯一直致力让人们记住那位80年前的中国校友钱钟书。而牛津大学及埃克塞特学院更想探讨的是，这位伟大的中国作家是否受到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经历的影响？ 这些经历是否有助于他沟通英国文学传统与更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

　　值得一提的是，钱钟书之后，又有很多优秀的中国学生求学于埃克塞特学院。同样是庚款留学生的闵嗣鹤，1945年入学，194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为顶尖的数学家；英国文化协会奖学金获得者高怡生，1948年入学，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著名化学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 | 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