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巴西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中国 下一个巴西
- 发布时间:2010-04-22 09:35
在全球热议中国模式之时，不久前，美国《外交》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北京共识的终结》，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作为美国极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刊登一位中国学者的文章并不多见。
此文尽管不长，只有3000字，但从标题到内容都十分尖锐。文章称，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策略是成功的，但它开始显露“山穷水尽”的迹象：收入失衡不断加剧，此策略也制造出了内部和外部的不平衡。
姚洋对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抱有警惕，他写道：“在政府投资的帮助下，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达到将近9%，赢得掌声一片。但是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效率降低，国进民退，使中国经济窒息。”
生产者拿得更多了，消费者自然吃亏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文章认为中国收入失衡不断加剧，在你看来，这种收入失衡主要是怎样造成的，它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姚洋：主要原因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其造成的结果有几个是对收入分配有影响的。第一是扭曲了要素价格。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必定要照顾某些部门，照顾某些垄断部门，人为压低价格，能源、土地、环境、劳工标准都在压低。有专家算过，过去十年间平均而言，这些扭曲相当于给了生产者占GDP8%的补贴，这是很大的补贴。这对收入分配当然有影响，生产者拿得更多，消费者自然吃亏。
第二，政府干预必然要追求大项目。地方政府不会去做小项目，也不会去做劳动密集的项目，因为这些项目对GDP的贡献很低。你到他们的开发区去看，有一个指标叫做“亩均产值”---我给你一亩地，你给我贡献多少GDP，多少税收。土地都很便宜，但你要给我带来经济增长，这样一来，招商引资就会招资本密度高的，劳动力收入占的比重就不会高。哪个省级政府投资性支出比较多，哪个省的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就会低。政府投资实际是对生产者的补贴，最后扭曲了收入分配。
还有另外一个影响，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就会制造利益集团，政府自己也会变成一个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也给强势利益集团俘获政府打开了大门。你想要经济增长，我给你经济增长，那你是不是要给我好处？他们就很容易结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巴西奇迹，跟中国现在有很相像的地方，就是拼命抓经济增长，最后发现财富在少数人手里集中。结果是出现其后20年的经济停滞。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巴西？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避免这种可能性？
姚洋：初次分配的时候要让政府退出经济运作。政府干预少了，价格才可以理顺。
另外，应该强调初次分配不仅仅是涨工资，而应该做一些结构性调整，比如我们的银行体制也应该改，现在银行贷款基本上是贷给资本密度高的企业，就是所谓的“优质客户”，比如一些比较好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应该鼓励一些中小型银行的发展，让它们给中小企业贷款。
在二次分配上我们也得改。政府要少投资一点，多分配一点。现在政府收入的40%到50%又变成资本投资了，这些投资很大程度上给生产者带去了补贴。我国政府收入现在占GDP的比重达24%，这在发展中国家里是相当高的。
提高个税起征点保护中产阶层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中央多次强调要调整收入分配问题，看起来决心很大。
姚洋：是的。但是我觉得政府提出来的解决方法，方向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高收入者纳税的问题，这个问题看怎么说。如果真让私营企业主照章纳税，我敢保证，多数小企业不能活下来。你想想他要缴多少税？从增值税开始，17%，然后是社保、养老、医疗等等，都缴齐了可能相当于工资总额的40%，也就是说你雇一个人，除了支付工资外，额外得再付他40%。剩下一点利润，还要缴公司所得税25%。如果企业主把收入从利润里拿出来，还要缴个人所得税。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私营企业主，一个小老板，你愿意缴吗？你当然不愿意了，你会什么都在企业里消费，变成公款消费。
这是税制有问题，税率太高，所以要降低税率。
还要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这会对中产阶层有帮助。
我们的一个EMBA学员算了一笔账，发现这样做对中等收入者影响比较大，比如说一个月三四千块钱收入的人，一下子会少缴很多税。这些人属于中下收入，我们要培育中产阶层，就要把个税体征点提高一点。现在北京拿工资的人可能60%缴税，这太多了。个人所得税的目的是要调节收入分配，60%的人缴税就失去意义了。应该是30%的人缴个人所得税，来补贴低收入者，中间部分人群不缴也不得。
《瞭望东方周刊》：你所说的方向不对还体现在哪里？
姚洋：还有一点是政府没有提怎么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比如在城市里，一户收入低于5000块钱，这些人怎么提高收入，特别是怎么提高他们子女的教育水平，这个说得太少。
我们刚刚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说到，2020年我们的大学粗入学率要提到40%，这里面有很大问题。
40%是现在发达国家的概念，10年后我们的人均收入可能翻一番，满打满算翻两番，最多达到人均12000美元，大学入学率却要达到现在人家人均3万美元的水平，太超前了，没有必要。现在大学生就业已经很困难，“蚁居的”一大堆，你还去制造那么多大学生干什么？与其这样，为什么不培养技术工人，不发展职业教育呢？高职生现在很抢手，他们毕业一出来就是2000多元月薪。我们应该走日本的路，走德国的路，把技术教育抓起来。老说产业升级，怎么升？光有大学生是升不了级的，搞研发不需要那么多人。我们大学毕业生有多少人去搞研发了？有10%就不错了。
我们应该在教育纲要里提个目标，把我们的中职教育、高职教育翻番才对，而不是高等教育翻番。但是，中等教育谁给它代言？没人。
办教育是投资于民
《瞭望东方周刊》：还有哪些方向需要扭转？
姚洋：还有就是我们的产业升级，需要提高技术，但是这很不容易，新技术是要花苦功的，所以我们搞到最后就是去搞资本密集型产业。看着机器设备多，就觉得是产业升级，这也是一个错误导向。我们现在资本用得太多了，这对收入分配又是一个打击，搞了这些资本密集型行业，显然给资本的回报就多，劳动占的份额就小了。
这完全是扭曲的，我们想产业升级，想转变生产方式，结果非但没有转变，反而扭曲得更厉害，结构性失衡更厉害。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你觉得应当怎么做才是合理的呢？
姚洋：我觉得要两条腿走路。技术要提高，这个技术指的是常规技术，不一定是高科技。比如服装，质量更好一些，有自己的品牌。汽车照着德国的标准去做。这就是产业升级。不一定要搞高精尖投入。
另一方面，不要打击劳动密集型行业。现在有股风，说劳动密集型行业不好，被别人剥削。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还有那么多穷人呢，没有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搞出口，就业在哪里？出口对我们经济增长的作用，在2001年到2008年出口增长比较快的时候，是40%。没有出口，中国经济可能忽地就下来了。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一来，大家也在检讨我们的出口依赖是不是太高了。
姚洋：这个我觉得没办法，你要参与世界大循环嘛！你真能降下来也行，但是现在看样子降不下来，第一不容易，第二降下来可能中国有损失。因为你劳动力资源摆在那里，你不用那不吃亏了嘛。
如果内需很大，自己能消化掉当然最好。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内需最后实现赶超的。德国和日本到现在外需还是很大，特别是德国，比中国还依赖外需。德国整个贸易占到GDP的百分之七八十，我们占65%。中国的外向型经济道路我看还得维持十到二十年。
《瞭望东方周刊》：不少观点认为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姚洋：社会保障当然是一部分，但我觉得搞社会保障，不能搞成福利国家那样。我们的社会保障应该是投资型的，让你免于饥荒，免于疾病，免于衰老的威胁。更重要的还是要增强老百姓自己的造血能力。
怎么增强？就是投资于老百姓，办教育。别的超前可能都不应该，但是基础教育、技术教育、中等教育，没有超前一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普及小学教育，对它后来的起飞是起了关键作用。
看紧政府的钱袋子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的这种失衡从根子上要怎么调整？
姚洋：最重要的在政府。要以结构调整为契机，重启改革议程。这就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来说，第一点是要经济去国家化。这个当然很困难，现在地方政府已经形成利益在里面。第二就是要更多民众来参与经济决策，应该让民众知道政府的钱花到哪里去了，也就是“看紧政府的钱袋子”。
从这里着手，长期来说我觉得应该党政分开。党政不分，想要消除这种经济失衡恐怕是比较困难的。从现在的趋势来看利益的结盟会越来越紧密。这样发展下去，对党也是不利的。
长远来说，我觉得党的地位必须从两个层次来定义。一方面，它必须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政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我觉得应该是中间偏左。
党是中国社会里唯一的政治力量，如果它没有任何政治倾向，那社会自己就会发出政治倾向，强势利益集团就会来左右政府，因为经济自然的发展趋势就是两极化。如果党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意识形态，它就会去照顾底层民众，对利益集团的发展会有一种警戒。
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说，党管干部应该肯定，就是我曾经说的“贤能体制”。党管干部是什么意思呢？党是贤能体制的中枢机构，挑选优秀的人进入政府。
从长远来说，我觉得党应该跟政府脱离，管这两件事情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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