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开最好的可能

  一个正常社会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导这些善意流向弱势群体的中间人。在经济体系中,那个给资本穿针引线的主角就是金融机构,而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的善意做中介的则是各种公益慈善机构

  在我剑桥的家里,每天回家时都能看到地上躺着几封慈善机构的捐款号召信,对此我早已见怪不怪了。不过前两个星期收到的一个捐助号召,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它直接把两个折叠的大塑料口袋塞到了我家里,其中的附信写道:请把你不要的、干净整洁的衣服放到这些塑料口袋里,并在X月X日放到你家门口,我们届时会来领取,并捐给XX机构转卖??

  慈善做得如此周到,让它真正成为举手之劳,正中我这种懒人的下怀。于是我把一批早已淘汰又不知该往哪里送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口袋,在指定日期放到门口,晚上回来一看,果然被拉走了。

  正如市场经济体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引导这些资本流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一个正常社会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导这些善意流向弱势群体的中间人。在经济体系中,那个给资本穿针引线的主角就是金融机构,而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的善意做中介的则是各种公益慈善机构。

  剑桥小镇虽然只有10来万人口,其公益组织却可以说是密密麻麻。我家附近一公里左右,我就见到过10来家慈善店铺,有帮助病人的Hospice shop,有致力扶贫的Oxfam,有保护流浪猫的Cats Protection,有帮助问题青少年的Aid of Romsey Mill,有援助精神病人的Mind??如果再去统计那些我没有路过的或者没有注意到的慈善店铺,简直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小个、五步一大个”的地步。

  乍一到剑桥时我还奇怪这个小镇怎么这么多卖便宜货的旧货铺,慢慢地才知道它们都是慈善组织的筹款渠道之一。至于镇中心每天有人叫卖“Big Issue”的声音,所有熟悉剑桥的人恐怕都习以为常了——Big Issue是专门雇佣流浪汉来叫卖、帮助流浪汉的一份街头报纸。

  从这些组织的密度来看,可以说凡是社会问题出现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现。但是慈善的兴盛,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国注册一个慈善组织或其分部行政门槛很低,慈善委员会的网上信息显示,如果申请材料规范,一般批准注册一个慈善组织只需要十个工作日左右。当然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监管也很严格,不但要求它们定期提供财务报表,而且将其财务公之于众(包括网络公开),使其接受民众监督,若有任何民众举报,委员会也会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同时,政府本身不但注资几十亿英镑资助NGO发展,而且法律规定对慈善店铺必须至少免80%的税收,使得慈善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大大增强。

  相比之下,中国要筹办慈善组织,困难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注册,而且要找“挂靠单位”——而要找到一个“挂靠单位”,往往难于上青天;如果要成立筹款基金,还需要有非常高的启动资金(200万~800万);此外,“同一领域在同一行政区域不得重复设立社会团”、“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法规明显阻碍NGO之间的良性竞争和扩展。

  正是因为这些制度障碍,中国的公益事业极不发达,即使现有的公益性组织,据专家估算百分之九十也是以“地下”或者商业机构的形式存在,这不仅使得其慈善工作开展困难,而且也使得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监管。中国人也许和英国人一样乐于助人,但是给中国人的善意穿针引线的组织资源却因为制度原因发育不良。

  关心民主理念的人往往会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民众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有人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受情绪支配的乌合之众,有人则认为民众具有相互关爱理性协商的社区精神。其实,从民众既可能万众一心地高呼万万岁、也可能在一个10万人的小镇运转几十个慈善组织的记录来看,民众可能从来没有统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激励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暴露其最丑陋的一面。俾斯麦说“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我们能敲开人性中哪种可能性,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我们在缔造什么样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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