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不能因为地方领导的变更而变更，不能因为个别领导的意见擅自修改，但实际情况却是地方官员常常客串城市“总规划师”，难道这种乱象在实施过程中就不曾遇到阻力？
在最近一波强劲的肃贪浪潮冲击下，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比大多贪官被曝权钱、权色交易常规桥段更丰富的是，“万书记”的劣迹里有一点颇为惹眼，那就是一知名城市规划师批其不懂常识，规划“疯狂又狂妄”，竟然“山顶挖湖，山地修建百米大道”。
此言一出，有关广州近年来的规划败笔被逐一起底，最为激烈的指责来自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广州海珠区建设环岛轻轨的项目明显不合理……这既解决不了交通问题，又增加不了开发用地……运营轻轨每年投入上亿元，没有客流支撑，成本无法收回，这不是给公共财政制造陷阱吗？”
由此看来，有指点江山癖好的官员并不在少数，否则，就不会有“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的经验之谈，更不会有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不要再叫我‘规划之父’了，我在广州遇到了‘规划之神’”的无奈感慨。近年来，各地频曝的“神规划”更是争奇斗艳：先是“世界生态宝库”湖北神农架修建机场引发批评；后有济南欲在日军侵华遗址“万人坑”上建商业楼盘，经舆论发酵后才紧急叫停……而据报道，较万庆良早些落马的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在规划拆迁问题上更是说一不二，知情人士描述，“2012年中，冀文林在海口某区视察，走到一栋大楼前忽然停下，沉默一段时间后扭身对陪同的区领导说‘这栋给我拆掉’，而后离开”，貌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让官员的随意与霸道彰显无遗。
城市规划本是极需智力和耗费心力之事，日理万机的官员们为何乐此不疲？已经披露的两起案件从“规划之神”与利益输送关系密切的角度给出了部分答案。据介绍，官员权力寻租的方式主要有两个：一是更改容积率，茂名市原市长助理雷挺在任该市规划局长期间，未经规划委员会审批，擅自决定修改房产项目的容积率，致国家受损1.1亿多元；二是改变土地用途，湛江市遂溪县住建局原局长陈文东在一酒店报建用途与土地使用证用途不符，未办理变更手续、未补交土地出让金及契税的情况下，违规批准，导致国家损失1088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早有规定，城市规划不能因为地方领导的变更而变更，不能因为个别领导的意见擅自修改。但实际情况是，像山顶挖湖之类与《城乡规划法》精神明显相悖的官员拍脑门做法比比皆是，难道这种地方官员客串城市“总规划师”，专业人员反成画图工具的乱象在实施过程中就不曾遇到过一丝阻力？
一位规划人士给出答案：“‘一朝天子’一朝规划。官员上任需要政绩，就修改以前的规划，下面‘唯上’的人帮着进行‘自圆其说’的论证，推进表面合法的程序。”而袁奇峰披露的情况更加触目惊心，广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本有常设委员会会议，由于很多项目专家通不过，便被撤掉。现在的委员会由市长担任主持人，国土、规划等部门参与其中。专家大多“听话”，很少出现否决案，政府觉得这样“更有效率、更可控”。试想，如果万庆良尚未落马，规划师怎么可能有站出来一吐长期被忽视怨气的机会？
随便修改城乡规划劳民伤财的危害虽然尽人皆知，但至今积重难改，究其原因，无外乎利与名两大内生动力，一来面子工程好出政绩，二来利益显著好捞油水，所以，尽管完善政绩评价体系、健全决策责任追究等会对此疾有所帮助，但最终的治本之举还要靠彻底割断官员与规划的行政关系，让专家成为真正不受权力左右的城市规划拍板者。
文｜马宇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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