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头一次扮演了刺猬的角色

　　从维熙与流氓、地痞、小偷、盲流同在一个屋檐下，听他们谈吃、谈喝、谈倒卖粮票、谈玩弄女人，自己还被叫作“吃屎”分子，一声“蹲下”后就立刻要蹲下，他意识到，自己已然是阶下之囚。

　　回忆自己在监狱大墙里生活20多年的光景，作家从维熙最先想到了1957年那个“短命”的春天，被打成右派的《北京日报》老编辑徐钟师站在批斗大会的审判席上，剃光了头发，穿着中式蜈蚣扣的蓝布裤褂，以反讽的姿态对着愤懑的群众，连连拱手抱拳、微笑着向人们“致谢”，“感谢”各位“关照”的场景。

　　那年，反右斗争的号角吹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专用称呼，从此进入了中国历史。时代巨轮轰鸣而过，反右就像一个“急转弯”，在这里，从“车厢”里甩下了几十万个像徐钟师这样原本充满活力的知识分子，这其中，24岁的从维熙也未能幸免。

　　那是从维熙加入中国作协开始专业创作的第二年，他手里的一部反映北京青年开垦祖国边陲的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即《北国草》初稿）还在准备阶段，不料，他与好友刘绍棠合写的《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等对文学创作中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批评的理论文章，以及一些批评官僚主义的小说被认为是右派文章，他因言获罪，被送往北京西郊劳改，每天开山破石。

　　1959年，从维熙又因在“向党交心”时谈及了自己对反右及“大跃进”的真实看法，结果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又一次表现。1960年12月，他和他“右派”的妻子张沪，被迫离开了家中年迈的母亲和刚满三岁的儿子，双双走进了“大墙”之中，这一去就是20年。

　　20多年的牢狱生活里，从维熙先后在北京、山西等处的劳改工厂和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他当过车夫、烧过石灰、种过水稻、干过窑工、挖过煤炭……曾经有三次死里逃生。在经历了7000多个艰难的日夜之后，那段历史的嘈杂散去，当年那个才华初露的青年作家已然是一个外貌苍老的中年人了。

　　牢狱生活却也让从维熙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1978年，从维熙重返文坛，陆续发表《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等著作，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坛，他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后来，他反映右派劳改生活的长篇纪实文学《走向混沌》三部曲的出版，更是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

　　2014年8月，继《走向混沌》之后，年过八旬的从维熙推出了《我的黑白人生》一书，缕述了其八十年的坎坷经历，追忆那些混沌时代的感人故事。发布会上，面对着台下年轻的面孔，从维熙动情地感叹道：“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在了，你们还会记得那段历史吗？”

　　从“白天鹅”到“黑天鹅”

　　在反右之前，从维熙和王蒙、刘绍棠、邓友梅被称为当时文坛的“四天鹅”，而在1957年的风浪里，他们四人全部“折断了翅膀”，用从维熙的话说，他们“变成了四只‘黑天鹅’”。

　　被打成右派那天，从维熙哭了。不是因为那些“低头”、“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类的声音，“而是被闪光的良知催下了泪水”。批判会上，主持人点了房树民的名字，希望他能和从维熙划清界限，并让他对从维熙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揭发。房树民和从维熙同是师承孙犁“荷花淀派”的青年文友，平日沉默少言，此时被点名，在旁人看来，唯一出路只有淋漓尽致地将从维熙揭发批判一顿，才能自保。当时的从维熙觉得，自己已如同“万人争捶的破鼓”，他反倒希望房树民在现场能够“上纲上线”，以此来增加房树民自己的安全系数。

　　然而房树民站了起来，却说出“从维熙不像右派”这样的话。他的话还没讲完，会场就“炸了锅”，望着被人们“驱逐”离开的房树民颓然的身影，从维熙热泪盈眶--“困顿时方知知己”，这是1957年风暴中，从维熙最珍贵的记忆。

　　那年秋冬，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被组织起来劳动。讽刺的是，这些昔日的“文武状元”第一次的劳动地点，便是在一个名叫“状元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拆旧宅，盖新的屋舍。

　　1958年4月，从维熙等人改造思想的驿站又换成了京西郊的鲁谷公社。在一个名叫下庄大队的地方，从维熙刨挖过坟坑，并学会了挑担取水。9月17日，改造的地点继续向西，他们在门头沟潭柘寺当了一个多月开山筑路的工人后，又被一辆卡车拉着进入人烟稀少的高山大峒。

　　在那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从维熙见到消瘦了许多的王蒙。王蒙也被划为右派，但翻了几次“烙饼”：划上右派了，又推翻了；推翻了，又划上了。几个回合反复，他承受了不小的精神折磨。

　　谈话中，从维熙向王蒙坦露自己仍有创作的冲动，王蒙却绝口不提文学，也不苟言笑。只有到了夜里，他才流露真情。二人地铺相挨，在冰冷的被窝里交换驱寒的扁酒瓶。

　　一个大雪的夜里，热酒壮胆，从维熙吟出鲁迅“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的诗句，一旁保持警觉的王蒙并未接上从维熙的话茬，说了一句“老弟，林子大了，这儿什么鸟儿都有”，便扭过头睡去了。

　　40年后的一个春节，当儿子王山问起王蒙当年是不是像从维熙描述的那样时，王蒙一边喝着年夜饭的酒，一边回答儿子说“是”，儿子还想询及他其他什么，却见父亲潸然泪下，便不敢再问下去。

　　从维熙知道，这是那些令人心悸的苦痛回忆在脑海翻腾的反映。

　　就像他自己，走进大墙后，身心都承受着无边的折磨。从1957年到1960年，在北京三年的思想改造期间，从维熙经历了妻子的一次自杀未遂；在一次崩山开石的劳动中，他差点变成“独眼龙”；后来，因为割草，又砍伤了左手中指。

　　除了肉体，另一种痛苦施加于精神之上。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某种程度上，精神之痛甚至远超肉身。他曾经真正的“破帽遮颜过了闹市”，昔日执笔的手，拿起的却是赶马的皮鞭，直到如今他也总忘不掉自己赶着驴车马车横穿闹市被人围观的那时刻，像灵魂被扒光的感觉。

　　而又有一次，当他顶着三十九度的高烧在生产点请求“头人”放他就医时，“头人”的那一句“用猪用的肛门计量量体温”彻底击碎了他的自尊。

　　“混蛋--”从维熙终于骂出声来--他回忆，“温顺的猫，头一次扮演了刺猬的角色”。

　　相抗的代价却是惨痛的。1960年12月9日，单位领导宣读了从维熙和妻子张沪的反动罪状后，还没来得及跟家人告别，从维熙夫妇二人便被武警从单位带走。

　　那时，一场真正的“窦娥冤”在那奇寒的天气“上演”，从维熙恍惚记起那三年前的冬天，剃光了头以示抗议的徐钟师就是从这里被押走的，而三年后，竟轮到了他。

　　生存在大墙内

　　狱中的生活很艰难。从维熙与流氓、地痞、小偷、盲流同在一个屋檐下，听他们谈吃、谈喝、谈倒卖粮票、谈玩弄女人，自己还被叫作“吃屎”分子，一声“蹲下”后就立刻要蹲下，他意识到，自己已然是阶下之囚。

　　他首先见识了这世间最夸张的睡相。睡觉的命令一下达，地上就只留给他能侧身躺下的窄缝了。几十号人在这方寸之地卧睡的唯一方法是相互颠倒着身子睡，这使得每个人的头部两侧，都有四只臭脚相陪。在这里，就连仰卧都变得奢侈，侧卧的姿势也只能直挺地躺着，连膝盖弯曲的余地都没有。

　　他还需要习惯同“喝血喝得像头小肥猪”的虱子们相处，要有“虱子多了不怕咬，债多了不愁”的“好心态”。在这里，“逆来顺受”这种生活哲理得到了强化，“也只有强化这种本能，知识分子才能得以生存”。

　　在居庸关外新建的营门铁矿上劳改，从维熙深切感受到大跃进的饥荒投在底层人们身上浓厚的阴影。监狱内那些千奇百怪的饥饿症的表现。让人触目又惊心。比如有人将在监狱院子里拾到的小木屑，在砖上磨出木刃当小刀使用，他们将窝窝头切割成指甲大小的方块，再用小木刀刀尖挑起，一小方块一小方块地往嘴里送--消磨的时间越长，心理上越能得到满足。

　　饥饿带来了浮肿，也引发了偷窃。“黄瓜事件”是从维熙见过的最悲凉的窃物手法。那是在茶淀农场改造期间，从维熙听说有两个菜园队的新号，将偷拿的黄瓜带回了宿舍。可是他们偷拿黄瓜的手段令人闻所未闻：为躲避回宿舍时的检查，二人硬是各把一条黄瓜塞进了对方的肛门里去。

　　“活下来就是胜利”，一次疏浚排水沟的劳动中，从维熙和一个叫刘岳的“二劳改”一起出工。从维熙低头干活时，耳畔忽听得“咯吧、咯吧”的声响，他扭头望去，顿时瞠目结舌。那刘岳正嚼着一条水沟里捉到的活鱼，从维熙看时，那露在他嘴外的鱼尾巴还在左右摇摆。

　　饥饿迫使最底层的人们向原始生活回归，就连知识分子也逐渐褪去清高的外皮。工程师萧乃信在一次晚间集合站队时，竟捕捉飞向灯光的带翅的蝼蛄，捉住一只就往嘴里填塞一只，直到队长向他大声训斥为止。

　　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叫陆丰年的“老右派”，竟不要命地吃“五毒”，他把捉到的蛇、蛙、癞蛤蟆和老鼠放在一口小铝锅里煮熟吃掉，夜里毒性发作，差点将命送了。

　　如此恶劣的环境，从维熙现在想来，如果他当初知道要在里面待上7000多个日子，他恐怕是活不下去的。

　　支撑他活着的信念里，除了一同关进去的性情刚烈的妻子张沪以外，就是家中的母亲和儿子了。

　　从维熙在四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他的父亲从荫檀，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时曾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又参加了请求抗日的爱国“卧轨请愿”运动，因而在他三十多岁时，就被关进了重庆的国民党陆军监狱中，肺病复发而死。

　　孤独的母亲，好容易将从维熙这一个独子养大。可在反右运动中，儿子却因对文学的直言，被关进了新中国的大墙。可以想见，乱世之中，母亲需要承受着比狱中人还要艰难的煎熬。身边的孙子还需要照顾，整个家，还需要一个支撑。

　　20多年的狱中光景，好好活着比结束生命还要不易。崩山开石差点成为独眼龙之后，从维熙还有两次大难不死的经历。一次是在山西劳改煤矿里边，矿山透水，他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另一次是化工厂二硫化碳的大罐起火，在那里干活的从维熙头发和眉毛都被烧没了。

　　这些坎坷，从维熙都一一熬过，这使得他反而像一个坐标，见证了身边同类一次又一次的消逝。在从维熙看来，有几个人的死，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几种走向。

　　知识分子怎样死去

　　人人自危的年代，在知识分子中间，却有着不少抵制“豆萁相煎”的典型人物，其中就有美学家吕荧。1955年，在胡风的批判会上，文艺界噤若寒蝉，只有吕荧一人站起来为胡风辩护。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后，敢于去看望胡风的，还是吕荧。他是属于在高压下不变色的知识分子。

　　在“文革”中，吕荧被发配到了与从维熙相邻的五八五老残队的监舍内。听朋友姜葆琛说，吕荧是抱着一台英文打字机和译成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走进劳改队的。大概是怕停电，他还把一大包蜡烛带进了天堂河农场。一个蓬头垢面的文化人，走进了鱼龙混杂的劳改队，被视作两条腿的怪物，小流氓们常常偷拿吕荧的蜡烛找乐，每丢失一支蜡烛，吕荧都要东找西找，找不到时，他就变得疯疯癫癫。

　　昔日的美学大师，在渤海之滨的茶淀劳改农场里，形神枯槁如同叫花，“他唯一的去处，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到了大风吼叫的日子，他身穿着麻包片般的褴褛衣衫，躺在土炕上等死”。

　　从维熙永远都忘不掉吕荧临死前那令人心碎的一幕，“曾经大写的一个人，此时抽缩得如同小小侏儒”--他成了一具只会出气的木乃伊。在吕荧面前，从维熙也失去了严酷生活赋予他的冷静，在劳改队里见过不少的死者，从没有像这一次那样使他为之落泪动容。

　　几天后，吕荧走完了他的人生路程。“在芦苇塘围起的一片乱坟中，拱起了一个新的土丘，土丘前竖起的一块红砖上，只留下粉笔写着的两个白字：吕荧”。

　　2014年，评论家阎纲和从维熙一起，去茶淀北京监狱参观，已寻访不得吕荧的尸骨，昔日的坟茔也不知在何处了，监狱里空留一泓汪汪的鱼塘。监狱招待来访的作家，称赞起席上大盘的活鲤鱼，杯筹交错的刹那，阎纲心头一惊，看着鲤鱼，不禁想起了风度翩翩的吕荧。

　　除了吕荧，曾就读于南开大学物理系的上海人敖乃松的自戕，也带给当时知识分子极大的震撼。知情人告诉从维熙，此人本是改造中的积极分子，他之所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自悔--他曾有过误伤同类的行径，被伤害的不是陌生人，而是他的知己。

　　那是一个秋天，劳改队搬家，人们看到敖乃松将行李装在了搬家的大车上，但是到了新的地方，敖乃松却失踪了。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溺水而亡。他是以一种超常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他用一根绳子捆着自己的脚，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了水塘边的一棵树上，然后他把头浸在了水塘里，直到停止呼吸。

　　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书中写道：这种死亡手段的选择，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要有义无反顾的坚毅，因为当死者感觉到溺水的痛苦时，他是完全可以两手用力支撑起身的。

　　人们将敖乃松拉上岸，发现了他简短的遗言。大意是让寻他的同类，不必下水捞人，秋天的水太凉，容易着凉，只需将腿上的绳子往上一拉，就能将他拉上来。看到他的遗言，在场的“老右派”们个个目瞪口呆，在农场里自杀的人并不罕见，敖乃松的死亡方式，可谓空前绝后--面对死亡他太清醒了，他身上有着人类应有的良知。

　　从维熙回忆，还有一个机电工程师，用专业冷静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看到大墙里高压电网垂到了地面，就在放风的时候，将小便尿在了高压线上？？

　　记住苦难才有希望

　　“我已劳改二十年，一无金银可挥，二无才情可以浪掷；我的生活体察和感情积累，不允许我‘玩弄文字’，只允许我向稿纸喷血。”这是从维熙《我的黑白人生》中的一段话。

　　从维熙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可能再经历像他们那代人一样的磨难，亦无法想象7000多个日夜交替，那些艰难的日子。所以，他希望青年人能够用心去了解过去那苦难的历史，只有记住了苦难，才会有当下的希望。

　　从维熙说，否则，当他们听他讲到，那个沉默的知识分子在一个茫茫雪天里失踪，直到第二年春天，冰化雪消时，才显露出骷髅的人形时，还以为是在讲死亡的童话呢。

　　文|方圆记者 毛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