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农村，待不下的城市

　　频繁跳槽、“月光族”、从不说“将来”，是张小强和他的打工朋友们的生活常态，在他们稚气未脱的脸上总是带着极易辨识的迷茫。

　　谁也不能否认的现实是：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旁观者。一项名为《城市--农民工：存在与关注》的调查显示，一名城市居民，每天24小时都和“农民工”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频率之高，最多的可以高达84次。

　　农民工催使城市发生变化，而农民工群体本身也在变化。相关统计表明，国内“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了农民工的主力军，占1.5亿农民工总数的60%，并以每年900万至1000万人的速度在快速增加。

　　比起“东张西望，土里土气”的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有哪些不同？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这些问题引起了从事报告文学创作近30年的作家黄传会的关注。

　　2011年7月，黄传会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出版，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数以亿计的群体存在的教育、就业、生存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记述。今年8月，这本书获得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黄传会说，新生代农民工“被关注”是毫不意外的，可真正的“春天”还离他们很远。虽然很多数据表明，城市已经离不开这些年轻人，可城市呢，在接纳农民工的问题上还做得不够，这使得他们依旧是城市里的边缘群体。

　　“既然来到城里，就不会再回去了”

　　2009年年底，黄传会在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桥西侧一个商场里，认识了在商场健身器材部做足浴盆推销员的张小强。

　　黄传会回忆，他当时完全是被张小强发明的“198，‘按摩小姐’请回家”的广告词吸引过去的，之后，他又见识到了张小强极具特色的推销手段。一番询问后，黄传会才知道，这个精明、幽默、满口京片子的90后小伙来自湖北省红安县。

　　20年前，为创作反映希望工程的报告文学，黄传会到过红安县，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红安县青年农民的目光，纯朴、坦诚中带着木讷、戒惧和不安，然而这一切却再没在张小强的身上找到。

　　黄传会意识到，即使是一个地方出来的人，也渐渐地发生了改变。张小强告诉黄传会，他18岁高中还没毕业就只身来到了北京，他当时满怀憧憬，想的并不仅仅是要养活自己，而是要“干出一番事业”。

　　张小强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小超市推销体育用品，“锻炼身体，迎接奥运！”他还记得他当时红着脸吆喝出的第一声宣传语。因为被顾客骂作“乡下傻帽儿”，张小强辞去了一天要站10小时的“并不快乐”的超市工作，进入一家健身器材公司推销跑步机。没过多久，他又干起了足浴盆的推销工作。

　　频繁跳槽、“月光族”、从不说“将来”，是张小强和他的打工朋友们的生活常态，他们稚气未脱的脸上总是带着极易辨识的迷茫。迷茫来自“骨感”十足的生活境况，更来自内心深处的美好愿景。张小强私下里说，希望在这座城市里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希望将来能够在这里结婚生子，安定下来，“反正，”张小强说，“既然来到城里，就不会再回去了。”

　　这可能吗？黄传会问自己。张小强并不是没有前车之鉴，同样在北京打工的张小强的爷爷张玉河和父亲张德贵也曾经在北京打拼了大半生，最后的结果还是回到了乡村。

　　张小强的爷爷与父亲的故事，黄传会也是听张晓强说的。为了摆脱贫困，挣钱过上好日子，上世纪80年代，退伍后的张玉河在战友的介绍下来到了北京，他被安排在北京市环卫局清扫队当清洁工，每个月拿30元的工资。长安街沿线的万寿路到五棵松路段，是张玉河负责清扫的范围，每天清晨4点，他要赶到五棵松集合，再骑车去工作点，上午8点清扫工作结束，下午2点又开始，直到晚上6点。张玉河就这样在这个岗位任劳任怨地干了22年之久。

　　张玉河总是对孙子张小强说：“北京是城里人的，不是我们农村人的。”张小强却不以为然，说他落伍了，说：“城市是大家的城市，北京也是大家的北京。”

　　“猜不透他们的心思！”张德贵也不理解儿子的想法，认为这是不成熟的表现。

　　张玉河作为第一代农民工走出家乡后，红安县陆陆续续开始有人外出打工。1991年，会木工手艺的张德贵也随着父亲来到了北京，做起了给人装修的工作。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后，50岁的张德贵如今开了一家“为民装修”的装修公司，做起了小老板，他很想让儿子张小强跟着他一起干，“彼此好有个照应”，可张小强却非要自己去闯荡。

　　张德贵和张玉河一样，也有着早晚将回到红安老家的想法。那里有几间房、几亩地，还有妻子让他牵挂。张德贵告诉黄传会，这些年他算是看清楚了，北京再好，城市再好，也不是农民工的家。说到回乡后的打算，张德贵说想用这几年的积蓄，回老家开个装修公司。

　　从张玉河到张德贵，再到张小强，黄传会发现，这一家三代的打工之路，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农民工30年历史的缩影。在3人的分歧中，能够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的差别，他们与上一代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而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对于生活，他们有着更多的企盼。

　　“城不城，农不农”

　　在城市生活了五六年以后，来自河北省保定市唐县北店头乡水头村的苏胜军已经感觉到“这辈子再也不会回农村了”。他告诉黄传会，前几年他回家还能待个十天半个月，然而，这两年住个三五天都会觉得不习惯了。

　　苏胜军说，他切身体会着城乡之间的差距：交通不便、没有网络、没有文化生活、人们的观念老旧，最重要的，是教育问题。2008年，苏胜军结婚，后来有了个女儿，因为和妻子在城市做物流生意正处于创业阶段，他就把孩子先留在了乡下。但苏胜军说，两三年之内，一定要把女儿接到城里，“要让她在北京上幼儿园、上小学、上中学，让她也能像城里孩子一样接受正规的教育”。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却一定是曲折的。”对于一定要留在城里这个决心，苏胜军打了个不怎么准确的比喻，“过去我们先烈为了闹革命，抛头颅洒热血都不怕，我们比起他们来，受点苦算什么？我们自小在农村长大的，都不怕苦。”

　　然而，同样是来自唐县的周常建却没有苏胜军那么乐观。

　　1982年出生的周常建，现在在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龙村分校当老师。当老师之前，他从事过装卸工、维修家电的学徒、卖盗版图书、保险公司业务员等职业，后来与在打工子弟学校的妻子结了婚，就干脆做起了老师。

　　刚进学校时，学校在五路居，是借用一个旧仓库改的，条件很差。第二学期，那个地方要拆迁盖大楼，他们又被“赶羊”一样赶到了紫竹院。两个月后，他们又从紫竹院被赶到了龙村。周常建说，他丝毫没有“教书育人”的荣誉感，他承认自己当老师前其实一天书都没有教过，“站在讲台上，两眼都不知道往哪看”。

　　周常建在北京的生活很艰难，他每月工资1200元，妻子是1000元。结婚时他家里盖房还欠了债，前年父亲糖尿病发作又花了不少钱。周常建夫妻二人目前租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里。因为在学校挣不了多少，为了生计，周常建每周末还会去帮开店的老乡送货，一天挣个几十元。还有几年，放寒假过春节他们也不能回家，“大冬天出去卖菜，把媳妇冻得直抹眼泪”。

　　周常建用“城不城，农不农”来形容和自己一样境遇的新生代农民工。“说我们是城里人，可我们却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看病、上学等都受歧视。感觉就像我们不是国家‘亲生’的，而是‘抱养’的孩子；而说我们是农民呢？我们却没有土地，也不种地，更不会种地，跟土地已经没有什么关系，连一点儿感情都没有。”周常建说。

　　黄传会问起周常建今后的打算，他目光木然。回不去的农村，待不下的城市，一切都是未知数……

　　“改变应该从称呼开始”

　　150多年前，马克思曾经对18世纪英国工厂资本贪婪本性进行过一番描述：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

　　黄传会说，150年过去了，在21世纪的今天，目前的情况与马克思所描述的情景，依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例如建筑行业中，每个工程被层层分包，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老板和包工头都得从中分一杯羹。而一线的工人却处在这条利益链的尾端，被盘剥得只剩‘一条筋儿’。”

　　黄传会曾经请教过一位专门研究工人运动史的专家：“农民工是工人阶级吗？”专家回答：“过去理论界不承认，现在承认了。”

　　回去后，黄传会专门查阅了有关“工人”和“工人阶级”的定义。结果是，如果按照“工人阶级”的定义去认定，我国目前的农民工群体，除了“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工资收入为生”符合“工人阶级”的特征外，其他诸如“最有远见，大公无私，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彻底的革命性”的特征根本不符合。

　　“在一些人的眼里，农民工目光短浅，他们进城就是为了挣钱，他们有组织，那不过是一种临时的组合。他们没有纪律，像是一群乌合之众。”黄传会说。

　　然而，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与六环之间的皮村里，一批新生代的打工者们却在用自己的行动推翻这不公的定论。

　　“工友之家”是一个2002年成立的社会公益机构。这个机构通过举办义务演出、社会调研、创业培训等专门针对打工群体的活动，来为在城市打工的人提供服务。目前，它已经形成了五个部分：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打工者协助中心、同心实验学校和同心互惠商店。

　　王德志和孙恒都是工友之家的核心成员。他们也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代表。王德志来自内蒙古科尔沁，孙恒来自河南开封。通过和他们之间的交流，黄传会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崛起的可能。

　　王德志曾经对黄传会明确表示，“农民工”3个字的使用是不恰当的。“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双重身份，即是农民，又是工人。我们既没有土地，也不会种地，而且，我们已经离开了农村，怎么还是农民？”他告诉黄传会，最好的称呼是“新工人”。“几代打工者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改变也需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改变也应该从称呼开始，称呼就是一个前提。”王德志说。

　　一位名叫段玉的打工青年写下一首《我的名字叫金凤》的歌，在打工群体之间流传甚广。歌词写道：“他们称呼我的名字，他们叫我打工妹。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金凤。”

　　“帮他们就是帮我们自己”

　　2008年中秋节，24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罗炼，从广东佛山一家家具厂悄然出走，无影无踪，像空气一样蒸发了。罗炼留给亲友一张45个字的纸条，上面写着：“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

　　罗炼的家人和工友一直在寻找他，他们四处张贴寻人启事，还在报纸上刊登寻人消息。一时间，罗炼的出走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很多的“罗炼”们站出来发声。他们有着和罗炼一样的境遇，差不多的心境，对罗炼的痛苦感同身受。

　　新生代农民工还面临着诸多问题：2010年，富士康接二连三发生令人恐怖的跳楼事件，使得青年打工者的自杀现象像是一场来势迅猛的传染病；不仅如此，新生代打工者的婚恋状况也令人担忧。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09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而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则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

　　然而，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住处、生活圈子狭小、身份地位遭受着歧视，使得他们的婚恋困惑放大很多。

　　曾经与浙江师范大学联合进行一次“爱在异乡”调查的记者陈洪标认为：一个农民工的幸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和家庭有直接的关系，和他所在的单位或企业有间接的关系，和他居住的社区有间接的关系，和他生活的城市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逐渐凸显，为社会敲响了警钟。黄传会赞同“帮他们就是帮我们自己”的理念。他希望通过调查，让社会了解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内心需求，期待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让每一个人给予他们人性的尊严和尊重。

　　文|方圆记者 毛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