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后半生：不被时代裹挟的孤独行者

　　他的人生在1949年后被劈成两个部分。前半生传奇多彩，但记录众多；后半生一路压抑，却鲜为人知。沈从文的后半生始终如孤舟般远离潮流，但潮流过后，他的文字与研究反而越发凸显其价值

　　1948年底，北平即将易主，澎湃的革命热情漫山遍野。

　　沈从文表面却异常“冷静”， 作为游离在国共两党的自由作家，沈从文始终警醒地保持与“政治”的距离，但是内心里他早是伤痕累累--从抗战结束的次年回到北平后，他就深陷“民族自杀悲剧”中不可自拔。这一年沈从文46岁，他的前半生可以用传奇来概括--一位来自湘西行伍出身的“乡下人”，以70篇清新脱俗的文学作品名噪一方。

　　“与之前的各个时期明显不同，沈从文更加敏感于个人与时代之间密切又紧张的关系，也更加深刻体会到精神上的极大困惑和纠结不去的苦恼。”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这样解读沈从文。

　　张新颖并非偶然走近沈从文的内心世界，从他1992年偶然在《收获》上读到《湘行书简》时，他仿佛读到了沈从文一生的脉络--1934年，沈从文行走在湖南横石，看到一个老纤夫和船主为100元争吵，他不禁感叹起人生的“意义”，多数人为生而生，而沈从文觉得应该像少数人那样“把自己的意义投射到个人生活之外的社会上去”，然而当他看到石沉河底的暮景后，又觉得历史不应该那么“宏伟”，那些小小灰色的渔船，沉默的鱼鹰，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才是历史的主角，“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沈从文如是写道。

　　“沈从文笔下的船夫、船娘乃至石头，都是河流中不可缺少的生命。某种角度看，这又是一条‘人’的河流，我从这里明白了沈从文心底最关心的是普通人最平常的喜怒哀乐、劳作、创造以及智慧，这也可以解释后半生他为何钟情于杂文物的内心驱动力--那种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深深的折服。”张新颖说。

　　从那时起，张新颖开始真正琢磨起沈从文，多年来，他陆续出版了《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然而张新颖更希望能让读者进一步了解沈从文的后半生世界--1949年沈从文的人生突然被劈成两部分，前半生传奇多彩，但已记录众多，后半生一路压抑，却鲜为人知。

　　十年磨一剑，《沈从文的后半生》如期出版，张新颖说他并不想为沈从文“代言”，因为他想真实还原出沈从文在动荡年代里漫长的内心生活，但是这种丰富、复杂、长期的精神演变，并不能推测、想象、虚构而来，所以张新颖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在浩瀚的资料中找出沈从文的“原话”。

　　“我想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半生的经历，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难史，虽然这已经足以让人感概万千了，我希望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张新颖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说。

　　前所未有的孤立

　　“我是来征服你的。”

　　多年后，沈从文仍然记得他到达北平前门车站时，放出的豪言壮语，他没想到，眼前这个豁然敞开的古城大门，日后却将他深深囚牢。

　　尽管沈从文小心且痛苦地悬走在“政治”边缘，却还是不由自主的深陷其中--1948年，北京大学“方向社”在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召开“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在历史的转点谈文学，自然没有那么“纯粹”，话题不久就引到了政治上，沈从文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比喻成“红绿灯”，他表示文学虽然受制于政治，但是否有保有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对此，他同冯至、废明、汪曾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不久，沈从文就为自己为“红绿灯”话题发声而苦笑，因为他越来越感受到，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文学，要求他必须把政治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他在给一位青年的书信中写道：“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了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

　　至少从此时沈从文的笔调看，他还是克制而平静的，沈从文已经预见了即将来临的悲剧命运，但这样的命运，他深知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一代若干人的”，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沈从文决定“封笔”。

　　风暴还是很快袭来。1949年1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沈从文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还全文转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借此直指沈从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时隔不久沈从文又收到了威胁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

　　精神重创与无力感蔓延，沈从文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他在旧作《绿魇》文末写了一句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经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渐渐沈从文感觉到这种“无力感”只有他一个人在苦撑，沈从文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原来预感的一代人来共同承担的命运，却没有同代人陪伴。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我说的全无人明白。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与。金提、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 、不肯如此。”张新颖说。

　　在精神几近崩溃的时候，沈从文写了两篇长长的自传，即《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张新颖后来翻阅这些资料发现一个细节，在后一篇的末页，沈从文加了一个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

　　“这里的解放，其实是解脱的意思。”张新颖说。

　　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在家中用剃刀把自己的颈子划破，又割腕，最后还喝了汽油，所幸，张兆和的堂弟正好来此，发现房门反锁，于是破窗而入。此后沈从文被送到精神病院。

　　“沈从文不是现代舆论启蒙出来的、可以和过去断然决裂的作家，他的自我来自苗汉混居、偏僻山野的生长经验，这种野生淳朴的力量深根于他的内心，要在一夜之间完全否定自己过去的经验，绝无可能。”张新颖说。

　　在疯狂与谧静中挣扎“新生”

　　1949年4月6日，沈从文在精神病医院写了一上午日记，他叹息道，“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与。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

　　自杀遇救后，沈从文似乎“平静”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悲剧转入谧静”。 他在谧静中分析自己，检讨自己。“疯狂”，似乎也是“谧静”中的疯狂。

　　沈从文决定接受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变成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及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沈从文用《红楼梦》隐喻了自己的无奈。

　　“我要新生，在一切毁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沈从文如是说。他甚至写信劝服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北上，并在信尾提到“预备要陆续把陶瓷史、漆工艺史、丝织物、家具等一样样做下去。”在张新颖看来，此时沈从文何尝不是在说服自己--接受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杀对于沈从文是‘因祸得福’，他为什么后面经历了那么多的屈辱还是幸免于难，就是因为前面已经死过一次了，等于在绝望当中重新诞生一次。1949年其实是沈从文一个重生的起点。”张新颖说。

　　而在沈从文看来，从事古代工艺史研究是“一件急得不能再急的事”，周围的朋友却认为此举是沈从文主动解救疯毁中的自己，他在给好友丁玲的信中坦诚自己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对于放弃写作，沈从文并不觉得惋惜，甚至有一丝”幸灾乐祸“--”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

　　病情好转后，沈从文来到历史博物馆工作，被安排在陈列组，主要负责清点馆藏文物、编写文物说明，为观众做解说员。

　　弃文去研究”坛坛罐罐“，在很多读者看来，是沈从文逃避且无奈之举，但在张新颖看来，沈从文后半辈子倾心古文物研究，实则是”主动而为“，”这个选择其实早就潜伏在他的生命里，时机到了就要破土而出。“

　　沈从文一直乐于背负”历史“的重担--早年在湘西当兵时只有微薄的补贴，而他的包中却总是放着昂贵的《云魔碑》、《圣教序》、《兰亭序》等书，而据汪曾祺的回忆，他与沈从文谈文学的频率，远比不上谈论陶瓷、漆器、刺绣。沈从文可以对着一块少数民族的挑花布图案，和友人一起赞叹一个晚上。

　　然而沈从文研究的那些”杂文物“，那些仿佛是”杂货铺“里的东西，在不少人眼里算不上文物，有多少研究价值，都是大可怀疑的。在历史博物馆的最初十年，他只是一个坐在过道的”临时工“，拿不到必须的办公材料，被嘲弄侮辱为”外行“，甚至他的儿子，也认为看不出父亲倒腾古董”有什么意思“。

　　沈从文却依然固我，他在1968年所做的检查《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博物馆》中坦诚道：“我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要解决一系列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我不是想做专家的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破除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性迷信。”

　　“沈从文的文物工作，从一开始，不仅要承受现实处境的政治压力，还要承受主流‘内行’的学术压力。反过来理解，也正可以见出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不同于时见的取舍和特别的价值。”张新颖说。

　　与文学“初心”的博弈

　　1953年9月底，沈从文以工艺美术界代表身份出席第二次文代会，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从文当时的理解是这对于他过去的全部工作，并不是完全否定，胡乔木来信表示：愿意为他重返文学岗位做安排。秋冬之际，由严文井出面，约他写历史人物小说，并要安排他做专业作家。

　　沈从文的内心何尝不想与文学再次相遇！与坛罐相伴的日子，沈从文几次提笔--50年代初在革大学习，一位朴实、寂寞的炊事员深深打动了他，沈从文写成了《老同志》，然而七易其稿后，只能搁笔作罢。而在1951年，沈从文随北京土改团去四川参加土改运动时，深感“从早上极静中闻朱雀声音，而四十年前在乡下所闻如一”，这又让他燃起“创作的心”。

　　1958年“大跃进”，沈从文去了五趟十三陵水库，既参加劳动，又做一些参观采访，回来后写了一篇报道型的散文《管木料厂的几个青年》，对于父亲当时的创作，沈从文之子沈虎雏的评价是--他当时费了很大的劲写东西，可是一个工地的通讯员写这类文章比他写的还顺溜。

　　“这其实是接受大跃进形势教育，用笔来歌颂新人新事。”张新颖说，这样的文章，写的怎么样，沈从文自己怎么能不知道呢？

　　而在张新颖看来，这一时期沈从文的作品虽然大多“谨小慎微且乏善可陈”，但是他一部很少被人提及的《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却是可圈可点，“我们今天读这个作品，还能追寻到沈从文之前作品中特有的印记，你可以感觉到他写这部作品时的放松，这种状态只此一例。”张新颖说。

　　让沈从文的文学“初心”直接大受毁灭的是，开明书店通知他，以为他的作品已经“过时”，所有书稿均已毁灭，于此同时台湾也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沈从文失望之极，他写信给大哥，希望能将家中他的作品也烧毁，以免误人子弟。“生命总是这样的，我已经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沈从文对大哥说。

　　而接下来王瑶的“补刀”又让沈从文难以介怀--1954年，《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作者王瑶直指沈从文的作品多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写底层人物“只有一个轮廓”，总之缺乏观察体验总是凭想象构造故事，“虽然产量奇多，但是空虚浮泛是难免的”。王瑶在自序中特别表示“这部教材对作家的评判，并不完全出自作者个人。”

　　这种阴影总是困扰沈从文以后的文学创作。1960年，他准备请一年长假，以其妻张兆和的堂弟张鼎被国民党伤害为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然而身体的病痛加上心理上的顾及，让他“提不起笔。”而张兆和却认为沈从文总是为王瑶这样所谓的批评家嘀咕不完，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创作上已信心不足。

　　虽然沈从文再也没真正跨进文坛，但他始终在“窥探”着里面的一切，他认为报纸上很多诗毫无“感兴”，“艺术和思想都不好的作品，可以自由出版，而有些人对国家有益有用的经历，却在不可设想中一例销毁了。”

　　“沈从文年轻时的确有很大的野心，他觉得自己作品应该拿到世界上，但是这样一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他一辈子都不甘心，从此不断尝试，但他失败了，也只能失败。”张新颖说。

　　“他无法跟随时代变化的每一步，却比时代走得更久”

　　沈从文在坛坛罐罐绸绸缎缎中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有人说他把文学梦寄情于历史，张新颖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准确：“他做的工作和文学的部分是相通的，历史研究有它的独立性。我提出过一个观点，如果学问做得够好，学问本身会反过来滋养你的生命，滋养你的身体和精神。沈从文就是这种。”

　　和文学创作一样，沈从文总是充当“打前战”的角色--此前对于绸缎的研究一片空白，因为它经常附着尸身，且污染严重，是文物中最娇贵且脆弱的，在很多人看来研究绸缎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而倾注沈从文下半生大部分心血的，是编纂《中国古代服饰资料》--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见文化领导时谈起，他陪同国宾看戏，发现历史题材的戏装很乱，周恩来提出可以编纂一本关于历代服装图录，作为送给国宾的礼物。这个想法与沈从文“不谋而合”，从1960年初他就开始实施服装史研究，然而他全凭一己之力，艰难前行。

　　这本中国服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前后耗费多病缠身的沈从文8个月心血，它对中国历代服饰问题进行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然而就在即将印刷开印之际，因为毛泽东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批评意见，这本书的出版就此搁浅。“历史博物馆的造反派创造发明地把《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也当成这种危害的毒草，哪里能懂得，沈从文苦心研究的物质文化史及文质文化史中服饰一脉，要讲的恰好是普通人创造的物质，文化和历史”，张新颖表示。

　　“来不及”的焦虑贯穿了沈从文的下半生，他总有时不待我的感觉，他总想尽快做好服装史的资料，没有料到更大的社会动荡埋伏在前面。

　　“文革”初期，沈从文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随后成立沈从文专案组，根据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中的断语，他的历史问题被定为“反共老手，沈从文不可避免被抄家，其中他的书信、自存文学作品样书、文学手稿都由历史博物馆”代为消毒“。这让沈从文还原本妄想写得出新型短篇的计划，连根拔除。

　　日后当记者和他聊起”文革“往事，沈从文说，那时他最大的功劳，就是打扫厕所很干净。来访的一位女子轻轻拍着他的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谁也没想到，沈从文抱着这个女子的胳膊，嚎啕大哭，鼻涕眼泪一脸。沈虎雏说父亲就是一个喜欢流泪的人，年轻的时候也是。但晚年时，沈从文中风了，手不能写，说话也不利索，只能吐露简单的字。所以眼泪代替了很多表达方式，这里面也有他一生的屈辱。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静静地离开世界，国内的媒体集体“失声”，直到5月13日，中新社电讯才惜字如金般地播发了这一消息，“人们究竟在等待什么？我始终想不明白，难道是首长没有表态，记者不知道用什么规格报道”，好友巴金愤愤不平。

　　多年后，诺贝尔评委马悦然无不惋惜地透露：“如果1988年沈从文不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固然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实在说来，获奖与否并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沈从文虽然有无法跟随变化的时代走的一面，却比时代走得更久。他曾经远离潮流，而潮流过去之后，沈从文的东西反而能保留下来。”张新颖对《小康》表示。

　　文｜《小康》记者 谈乐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