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巨额银行存款

　　减少广义政府机构持有的现金，不仅可以改善政府自身的损益表（减少利息支出），而且还可能对企业的股权价值提供支撑。

　　市场分析人士经常以中国的银行存款或广义货币供给量（M2）与GDP之比的上升作为中国杠杆率上升和潜在金融风险的指标。然而，对这些银行存款的持有者做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资产负债表中的一个奇葩：截至2014年9月底，政府机关团体（不包括国有企业）共持有约18.3万亿元的银行存款，约相当于GDP的30%。

　　不仅如此，这些政府部门的银行存款近年来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占M2的比重持续上升。同时，政府在央行持有的现金从2012年底的2.4万亿元增加至2014年9月底的4.1万亿元，相当于GDP的6.9%，27%的当年财政开支。相比之下，美国财政部在美联储仅持有约1180亿美元的现金（3.4%的当年开支）。

　　但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也不断上升。各种估算显示，此类债务占GDP的比重介于150%-180%之间。似乎中国的政府部门一直在以6%以上的利率融资，然后钱以不到3%的收益率存回银行，而此类存款规模高达22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37%。

　　这一现象引出了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1.这些存款具体归属于哪些政府机构？在名义GDP增速低于10%且M2增速仅为13%左右的情况下，这些政府机构的银行存款为何会以接近20%的速度增长？

　　不难推测，政府部门银行存款上升的主要动力应该来自于那些实际上从事商业经营的事业单位。各种公共服务的收费可能是推动政府部门银行存款上升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2.融资成本高于6%而收益率不到3%的“负利差”显然是没有效率且不可持续的。

　　如果将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3.9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0%）考虑在内，中国财政“理财”的低效就更为明显。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多投资于低收益的美元债务工具，以美元计算的回报率多为2%左右。与之相比，中国仍保持着7%以上的经济增长，中国国内理应能提供比发达国家债券更好的众多投资机会，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达国家债券收益率仍将维持在低位。

　　3.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国有或私人企业，这些事业单位所获取的“盈利”似乎并不通过纳税、分红或再投资等渠道回流到实体经济。这些事业单位的边际消费（或投资）倾向显然低于消费者或企业。因此，如果政府将这些“收入”重新分配给消费者或企业应有助于促进更高效率的经济增长。

　　4.如果政府主动改善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利用其现金存款来偿还债务或增加企业股本，这不但能够大幅降低中国的杠杆率，而且还可以避免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拖累整体经济增长或损害企业部门。

　　我们一直强调，由于中国储蓄率高企，只有建立有效的股权融资体系才能降低中国的杠杆率而不致对其经济增长、通胀、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目标的实现造成不利影响。然而，近年来国内股市的股权融资额一直徘徊在每年4000亿元左右，而债务融资额高达每年10万亿元以上。

　　政府是否能利用其低收益的储蓄存款来打破这一僵局并让股市恢复健康？我们认为，政府当然有这个能力，也曾经有过经验。在我们看来，减少广义政府机构持有的现金不仅可以改善政府自身的损益表（减少利息支出），而且还可能对企业的股权价值提供支撑。

　　2004年，中国政府就曾动用其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约800亿美元向大型国有银行进行股权注资。

　　与十年前相比，政府如今拥有的巨额储蓄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来应对结构调整面临的阵痛和消化前期刺激政策的后遗症。但在政府降低自己的储蓄之前，中国经济仍将继续承担显著的机会成本。不过，除非政策出现一系列的严重失误，中国应该不会爆发类似其他国家曾经遭受的全面债务危机。

　　梁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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