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耿飚总是那样波澜不惊

　　说起我的父亲耿飚（1909-2000，湖南醴陵人，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兼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有人评价他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

　　在我看来，父亲的一生就像他的名字，大风大火，丰富多彩，有高潮有低谷，但在我们面前却总是那样波澜不惊。父亲的耿直坚毅、能文能武，融入日常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

　　“率兵十几万”的大使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即著名的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了平津战役、太原战役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从战场上召回10位兵团级干部出任驻外大使。本打算任命父亲为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但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恢复联合国席位，父亲便改任驻瑞典大使并兼任驻芬兰和丹麦公使，成为共和国第一位驻西方的“将军大使”。

　　父母出国时，我才五六岁。记忆中，从小父亲就顾不上管我们多少事，他在外交部任职20多年，有一大半时间在国外当大使。记得小时候每到春节，外交部就把我们这些父母不在的“留守孩子”召集到首都体育馆开联欢会，还记得陈老总对我们这些孩子讲的话：不许随地大小便。

　　那个时候未成年子女可以跟随父母出国，我就在驻瑞典大使馆跟父母共度过一段短暂时光。记忆中，那是个到处都是冰天雪地的国度。父亲当大使的许多传奇故事都是后来从旁人口中得知，让我深感自豪。

　　1950年10月1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行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上，瑞典皇家海军司令问：“大使先生，听说阁下是位将军，请问您指挥过多少军队？”父亲回答：“不算地方部队，也就十几万人吧。”对方感叹：“那比我们国家所有的军队还多呢！”一旁的贵宾们纷纷过来碰杯，称父亲是“伟大国家派来的伟大的使者”，父亲却说：“我只是伟大国家的一名普通士兵。”

　　1969年，父亲作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来到阿尔巴尼亚。临行前毛主席叮嘱他，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我们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然而父亲在当地却看到这样的现状：当中国连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的时候，阿方向中国提出要援助他们，使他们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当中国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阿方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时，他们反过来要将成衣卖给我们从中赚钱。父亲还亲眼看到：中国援助的化肥被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该不该勒紧中国人的裤腰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父亲大胆提出了调整援阿方略的建议。当父亲回国述职时，李先念风趣地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最终，中央肯定了父亲的建议。

　　喜欢捣鼓“新式武器”

　　耿直、坚毅只是父亲性格的一个侧面。父亲小时候随家人逃荒到湘南常宁县水口山，13岁到铅锌矿当童工，从祖父那里学会了南拳、气功、单刀、点穴等很多本事。一般童工都瘦弱不堪、身体佝偻，父亲却身体健壮、身高腿长，上楼梯一次能跳四五级。

　　有关“父亲在革命战争中经常徒手杀敌，以一个团阻击敌人15个团”的故事，我们无缘亲眼见证，但提到父亲“文武双全”，仅从他身后留下的遗物中就可见一斑。一台老式照相机，是1931年他在福建漳州打仗时缴获的，当时一共缴获3台，天生喜欢捣鼓“新式武器”的父亲找到了照相馆的师傅学照相，送了两台给师傅，自己留了一个最简单的。从红军时期开始，父亲便开始摄影，记录长征，后来他把照相机和日记借给了斯诺，解放后还惦记着要找回来，可惜没找到。翻开斯诺的《西行漫记》，有的照片还是父亲的作品。在长征途中，父亲居然坚持写日记，斯诺对长征的了解和描写，有些也得益于此。外人很难想象，父亲小时候就读过一两年私塾，哪来这般文化水平？父亲告诉我们，他都是自学的。他喜欢看书，看完一本就丢掉换一本，碰到实在喜欢的书就背着，行军打仗都舍不得扔掉。

　　1931年，红军东征漳州，父亲学会了开车，后来，他曾开着卡车把聂荣臻等接到张家口，还曾把一辆故障车用前加力从河北开到天津。在瑞典时，斯德哥尔摩警方对父亲进行驾驶证考核，称赞他为“自己开车的大使”。到了晚年，父亲的驾驶技术也没有“荒废”，凭着一辆电动轮椅车，曾多次受过腿伤的他在家中行动自如，笑称自己是“老年飙车族”。为了让他“飙车”更方便，家里的门槛都被锯掉了。

　　父亲的爱好相当广泛，常常能捣鼓出些“名堂”：他曾给很多人修过表，各种古董钟表他都能修好；他喜欢刻章，刻得有模有样；他喜欢下棋，把身边工作人员都教会了，父子俩“切磋”的机会在他退休后也多了起来；他还会用万用表，让家里的孙辈们很是崇拜……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想要台电脑，我就买了一台给他，并装上跳棋等游戏，很快他也能熟练上阵了。

　　坐“儿蹬车”搞“串联”

　　“文革”初期，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被扣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帽子，我们全家被迫从东交民巷外交部的宿舍搬了出来，和黄镇（1909-1989，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驻法大使等）一家住到一起。那是2层楼的3间房，全家八九口人住不下，父亲只好叫已成家的长子长女出去借房子住。那些灰暗的日子，也是我和父亲接触较多的日子。每天我都会把外面的各种消息带回来和他一起沟通、探讨，通过这种交流，也让我更加了解了父亲。

　　当时，造反派希望父亲“亮相”反对陈毅，还专门派人来做他的工作。但父亲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非但明确表示“不会做这种事”，还和黄镇一起牵头，带领23位大使联合署名写大字报，坚决保卫党的外交路线。为此，父亲和黄镇被造反派定为“耿黄反党集团”，但他还是“不知悔改”。最难忘的是，那时候父亲和外交部一些老干部经常坐着各自儿子的自行车搞“串联”，每次都是我骑车带着父亲，一时间“儿蹬车”也成了外交部的新名词。

　　后来，时任中联部部长的父亲顶住了江青以“李进”笔名在《人民画报》上为她开辟摄影专栏的要求。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点名让中联部的造反派上台发言，突然发动对父亲的攻击。部内造反派批判父亲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涌来。但是父亲并不屈服，指示“不必表态，也不必道谢”，并向周总理表示可否辞职。总理送他三句话：“人家打你，你不要倒！赶你，你不要走！整你，你不要死！”这更坚定了父亲抵制“四人帮”的决心。

　　父亲在医院陪周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外宾后，总理推心置腹地跟父亲说：“那次‘一·二五’大会上，有人发言攻击你，真对不起你，我本来可以不让他发言，是江青递了条子。”父亲连忙宽慰总理，还笑言“这样一来对我倒有些好处”。原来，过去中联部的客人来了，往往由“四人帮”会见、父亲陪见，别人包括父亲的一些老战友以为父亲和“四人帮”是一伙的，有的甚至不理睬父亲了。那次大会后，大家明白了真相，反而跟父亲更亲近了。

　　父亲最广为人知的“壮举”可能要数1976年10月6日晚上的“临危受命”了。当晚9时左右，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父亲被急召到中南海怀仁堂，随后带着华国锋的手令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接管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那天晚上，当妈妈把这个秘密告诉我时，我心里很激动。虽然明知冒着风险，但我们全家都为父亲能参加这样的行动感到骄傲。

　　接管广播事业局后，父亲一个多星期后才回家，那些日子他在办公室搭了行军床，吃住都在局里，并向警卫战士下令，有冒充他的签字企图闯入广播室者，立即予以击毙。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这期间父亲只匆匆写了张便条给母亲：“告知妻儿放心，很好。六日晚华、叶召集会议整夜欢腾……”

　　不徇私情

　　1983年6月，父亲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那时外事委员会急需人才，我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转业到光电所工作，觉得自己有文凭、有工作经验，又年轻，想调到外委会工作。哪知，父亲不容商量地说出两个字“不行”。我很纳闷，我向父亲推荐了两个同学，没怎么费事就调过去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卡壳”呢？父亲的回答是耐心的却又是不能通融的：“你介绍的两个同学毕业于清华，经面试，有真才实学，工作能力也很强，所以我们才同意调进。至于你，不同意调的原因并不是你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父子俩在一个单位不合适，影响不好。”

　　不久，我靠朋友的帮助到一家大公司当了一名职员。这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偏偏有一封“揭发”“他靠其父的势力调动工作”的信送到了纪检部门，说父亲为我的工作调动搞了“特权”。上面很快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最终事实证明，在我工作调动上，父亲别说插手，他连知也不知道。

　　附注：耿志远，耿飚之子。1946年生，1965－1970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转业后到北京光电所工作，后调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9年辞职下海。现任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楚文）

　　耿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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