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呐，这些“深双”的孩子 在威尼斯回望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

　　深秋的“水城“威尼斯“绿园城堡”（Giardini），阳光斑驳地洒落在芬兰知名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1956年设计的芬兰馆上，也洒落在馆旁草坪边一块显眼的展示牌上。定睛看去，牌子顶上写着“SHENZHEN A city to Re-Create with（深圳，一个城市的再创造），中间的地图似曾相识，一望而知是深圳华强北街道巷陌里星罗棋布的各类市场，底下密密麻麻地标示着电子零部件供应商、工厂、餐饮、住宿、娱乐休闲、交通网络等等信息。这张由深圳本土的Seeed Studio绘制的《深圳创客地图》，动因是为了让海外“创客”能在这个全球工业重镇轻松找到他们需要的一切，更好地利用深圳的制造资源。在2013/14年第五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A馆“价值工厂”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展区，这份立志将深圳打造成“创客好莱坞”的地图第一次成为V&A“快速反应收藏”展品的一部分，此刻，它正沐浴在百年威尼斯双年展的阳光里，似聆听，又似肩负某种使命与威尼斯双年展进行着无声的对话。牌子的下方果然写着：在第十四届威尼斯双年展上，“深双在威双（UABB@Venice）”活动延续了自2009年开始，深圳与威尼斯两大城市双年展的交流与对话。与此同时，深圳与芬兰的共同办展实现了威尼斯双年展开展百年来，城市与国家的首次“牵手”。

　　今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芬兰馆以“再创造（Re-Creation）”为主题，由芬兰建筑博物馆（MFA）与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芬兰建筑信息中心合作策划，第五届深双策展人、创意总监奥雷·伯曼（Ole Bouman）与MFA馆长Juulia Kauste担任联合策展人。展览以MFA委任Anssi Lassila创意的、最初在第五届深双价值工厂展出的装置作品“再创造”为引子，讨论了建筑设计师与建筑实际的制造者（“maker”）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时阐释了深圳与芬兰（欧洲）在建筑设计文化上相互补充、相互激励的关系。

　　由原木打造的“芬兰亭”，以及用竹子手工搭建的“中国亭”由此再现“水城”，他们基于同一设计理念分别完成，深圳与芬兰——一个以狂飙速度闻名的中国珠三角核心城市，与一个以沉着与宁静闻名的北欧国家在此会面，奏起“吸收现代性”新一篇独特乐章：作品以最纯粹的方式展现了两个空间与住所的范例，同时，也是“正宗”（或原作）与“复制”（或摹本）的互动、国家身份与全球现状的对话。地域传统被直接置于国际化现实中，双方的文化价值被再次激活，中国（深圳）和芬兰收获了任一方都无法单独获得的成果。

　　除了芬兰馆，所谓的“ 深双在威双（UABB@Venice）”还可见于“绿园城堡”国家馆展区中的中央馆，在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策划的十五组建筑元素中，OMA在第五届深圳双年展上通过工作坊的形式解读《营造法式》（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完整的建造法则，成书于宋代），并以此为蓝本搭建而成的屋顶模型赫然出现在这里，作为代表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法则（Fundamental）”，呼应本届威双主题，因而广受瞩目。

　　当然，“主战场”是在中国馆。在中国馆的开幕论坛上，“深双”代表黄伟文作为嘉宾，以“看不见的城市：深双十年九面”为题介绍了以城市/城市化为主题的深双，在过往十年对城市观念、方法的开拓中，呈现出的多个特点。这是他第一次在对五届深双共计近五百个作品进行“考古式挖掘、消化”基础上，向公众勾勒出来的一部总结大纲，以“让深双这五届十年，变得更加可见和易懂”。有意思的是，“重新审视历届深双，进一步消化其积累的成果”，正是他2012年来到威尼斯推广“深双”时涌现的想法。“在那里自然想到马可波罗，和让马可波罗讲述《看不见的城市》故事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

　　9月20日，“UABB 2005-2014十年回顾展”正式亮相威双中国馆，成为“深双@威双”活动的高潮。作为威双中国馆规模最大的展中展，展览从十年五届“深双”中精选了近二十件作品重新评注和编排到中国馆“分形院宅”的语境之中。

　　此次在中国馆的展出将持续一个月，于10月20日结束。在开幕致辞中，深双代表薛峰从展览组织策划、内容主题定位、历届场地选择三个层面概括逐步形成的“深双模式”：组织上由政府主办、企业赞助，采用独立策展人、深港双城协作举行；内容上侧重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提出研讨，以及与全球化资源及经验的分享交流；在场址上，注重与城市功能的转型，再生实践紧密结合，利用城市中老旧、废弃的场地作为双年展展场，每一届的场地都可能有变化。她强调，“共谋和共生是我们坚持的一个主旨，也将成为我们未来坚持的方向。”

　　奥雷·伯曼认为，“深双@威双”意味着世界上两个影响最为深远的建筑双年展的握手合作。他分享了在2013年深双策展过程中的创新策略：将展览场地变为展览本身，场馆设计改造团队创造出价值工厂这一最大展品；通过邀请重要的国际玩家，从事最为激进的实验，为深圳找到新的文化居民/合作伙伴；通过在其中举办日常活动，焕发废弃场地的活力。他指出，这一策略代表了新的城市公民精神——重塑城市发展议程，重新审视工业遗产价值，并作为社会和经济的新驱动力，提供了一个创造性的实践条件。

　　丑小鸭在威尼斯的蜕变

　　在开幕式重头戏“深双的价值”论坛上，作为深双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张宇星以六个关键词——“记录，连接，激活，跨界，市民，价值”，总结深双五届十年对城市、对城市的生活者们所带来的意义。他期待深双能如历史悠久的威尼斯双年展一样，通过时间的积累持续产生影响，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让深双成为一个永恒的展览，同时也让城市现场成为一个永恒的展览。“古老的威双需要考虑如何增添活力，年轻的深双需要寻求历史感，二者有很多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但需要面对的共同主题是：如何把城市变成有生命、有活力的地方。”这是非常有趣的一幕。这是这位深双五届十年全程参与者的第一次威尼斯双年展之行，“我们做的时候都没来过威尼斯双年展，当时只是通过书本上了解”，在中国馆外处女花园，这位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城市设计处处长回忆说。甚至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时任深圳规土委副主任、深圳双年展组委会秘书长的许重光多年后提起他2010年初冬的威双之行时还深有感慨：“我们那一次去威尼斯还是像丑小鸭那样，战战兢兢的做那些事，心里没底的。”

　　那次，深双在威尼斯向全世界宣布邀请56岁的美国迈阿密美术馆前馆长泰伦斯·瑞莱（Terence Riley）出任第四届深双策展人，这是深双自2005年创办以来首位非中国籍策展人。许重光和泰伦斯·瑞莱一行拜访了威尼斯双年展总监安德里·莫卡多及威尼斯双年展视觉艺术与建筑主任玛纽拉·露卡-达舍，就深双与威双在展品及人员交流等诸方面的合作进行了接触和洽谈。“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年轻的双年展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展开别开生面的合作。”这是预言，更是宣言。泰伦斯·瑞莱在与深双组委会相关人员商讨工作方案时特意将他们带到圣马可广场上一家近300年历史的咖啡馆“弗萝莲”里，说：“1894年，这里曾是当时的威尼斯市长和其他要人聚会酝酿首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地方，我想它应该是启动新一届深港双城双年展最合适的地方。”

　　士别三日。今年6月，黄伟文在威双中国馆开幕论坛上表示，深双“眼看已过五届，将有十年，已经成为东半球最重要的建筑双年展，以及全球唯一一个长期关注城市或城市化的双年展。作为看着深双出生长大的我，觉得是时候、也非常有必要，对深双历程及成果进行回溯和总结，让大家更容易看见深双成长的特别之处。”

　　深双——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略有些拗口的名称跟黄伟文当年的提议有关。“深双的永久主题是聚焦城市或城市化，但长长的名称上还保留一条‘建筑’尾巴，暗示出2005年初深圳市规划局牵头筹划这一展览核心人员的建筑学背景、管理业务需求，以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窠臼。好在我提出增加‘城市’一词和代表次级目录的‘’斜杠被接纳了，使这个展览看起来有了一点想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开头和名头，并宣示出将建筑置于城市之下而不是孤立来探讨的立场。”黄伟文坦承：“虽然当时我们这些筹划人员都没看过双年展，但我直觉判断：单纯的建筑设计展览会很狭窄、很闷，只有放宽到城市层面、也超越城市规划学科和专业语言，才有更多可与观众一起探讨的问题和更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才可能更有生命力。”后来读到的雷姆·库哈斯于2000年接受普利兹克奖的激烈说辞，似乎可以用来支持深双对建筑的态度——“如果我们不能将我们自身从‘永恒’中解放出来，转而思考更急迫、更当下的新问题，建筑学不会持续到2050年。”

　　这是十年后的总结。许重光回忆起深双的发展历程，承认“起步很艰难，当初（深双）瞄准的也是像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这样的，但是深圳搞这种活动没有基础，没有扎实厚重的专业团队和社会氛围。展览既要让专业人员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有一定专业水准，也要让非专业人员甚至市民，能够理解、参与其中，甚至比较喜欢，进一步还有自豪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直到最近这一届办下来，无论是专业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反响都不错，尽管还不是说特别特别好，但是已经有那么个雏形了。我觉得（深双）五届十年的发展速度算是挺快的，跟组织策划有关系，跟城市的生长关系更大，这里特别重要的是一个互动。”

　　张宇星提供了第四届深双他策划的一个案例。“那一届双年展做了不少活动，其中有一个叫‘街道剧场’，是我策划的，就是在展场里面做一个剧场，当时展场里有个作品叫‘街道’，是一个向首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致敬的作品，我们受了启发，既然名字叫街道，就把它当成真实的街道，请艺术家在街道里面表演，舞者从人群里面开始跳，观众、舞者、环境融合在一起，完全打破了展品和观众的界限，展场成为生活现场，而不是僵化的展品陈列室。”他认为，这跟“前几届积累了一些经验”有关，觉得双年展光是搞一个展览不行，要吸引市民过来，“你要做大量的活动，要让双年展变成一个平台，市民来不仅有东西看，他还可以参与进去。”

　　双年展给深圳带来的变化有多大？黄伟文举例认为，“这十年，地方政府、规划界及媒体对城中村评价正从负面（常被喻为城市毒瘤、包袱）和推倒重来的改造做法，逐步转向客观评价和环境整治提升，这和历届深双在这领域的不断探讨不无关系。”许重光也表示，现在，深圳的城市更新更加强调综合整治，“在提高空间利用效益的同时，也注意保存城市的文脉，而不是一味的拆除，最典型的就是从首届深双选址华侨城OCT-Loft到这一次的玻璃厂，现在蛇口大成面粉厂的改造又在延续玻璃厂的做法，这样就会更多地影响其他的人。深圳是个快速发展的城市，尤其需要我们多些思考，思考城市的发展，城市与建筑的关系，城市与人的关系，深双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试图反映城市与空间的社会关系，这恰恰是现代城市规划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张宇星从另外的角度谈到深双的影响。“这十年对我个人影响非常大。以前我们了解城市、了解建筑都是泛泛而看，真正开放的城市状态是怎么样的，实际上没有亲身体验。威尼斯双年展是全球最早的双年展，从1895年就开始有了，当时有一批边缘的非主流艺术家，因为作品进不了美术馆，为了跟主流艺术家抗衡，就只能自己玩，所以双年展一开始就有这么一个基因，就永远是批评性的。而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是1980年创建的，也抱持同样的价值观，一开始就是高度开放、高度批判甚至是自我批判，这一点对我个人的思想包括审美观价值观都有影响。我相信每个参加过双年展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影响，就觉得以前不能想象的东西现在变得能接受了；对决策当然也有影响，深圳双年展可以说对整个规划部门，对所有参与的人都有影响，像第一届双年展，我们跟张永和第一次去看场地，开始我们都觉得这个地方怎么能搞展览，最后做完以后，发现原来这个’破’的东西能够这么漂亮，通过新和旧的对比，才能发现旧东西的新价值，新东西也会产生新的价值，那届双年展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张永和调动了全部的资源，在一个很’破’的场地里，做着非常有思想深度的事情，你会产生一个强烈的对比，比现在这个场地的对比要强烈得多，你会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一个简单的设计就会化腐朽为神奇，这对一个人的价值观是很有影响的。

　　策划 Planner>金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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