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盖里：跳舞的房子

　　在十月份的颁奖典礼上，西班牙年度最高艺术奖阿斯图里亚王子艺术奖（Prince of Asturias Award for the Arts）把2014年的奖项颁给了美国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评审委员会给出的颁奖致辞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盖里的作品定义并拓展了建筑的理念”。阿斯图里亚王子基金会成立于1980年，每年举办的阿斯图里亚王子艺术奖旨在奖励“对人类文化传承做出突出贡献的人”，艺术奖包括八项大奖（艺术奖、社会科学奖、人文传播沟通奖、国际合作奖、科技研究奖、文学奖、体育运动奖及国际和穆奖），由阿斯图里亚王子基金会提供奖金。西班牙电影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美国歌星鲍勃·迪伦（Bob Dylan）以及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都曾是阿斯图里亚王子艺术奖的获奖者。

　　以后现代结构主义建筑大师头衔文明的弗兰克·盖里，在85岁高龄之际，仍旧活跃在各个时髦的领域，例如为路易威登设计2014秋冬系列的橱窗。极度不在乎形式与功能的联系，是盖里在建筑界独树一帜的标签，看来延伸到各种门户之见上，盖里也是个没有藩篱的人。

　　作为破坏者的建筑

　　在布拉格的闹市区有一座这样的房子：位于转角的有着圆柱双塔的建筑，规则的外墙排列到腰部突然旋转扭曲，像被一只巨大的手捏了一把。这座别名为“弗莱德与琴吉的房子”（Fred and Ginger）的建筑是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大楼，弗莱德与琴吉是一对舞者，如此命名是因为这座介于新巴洛克、新艺术运动与新哥德之间的大楼“扭动”的样子既像酒醉，又像舞蹈——左边是穿着舞裙的细腰女舞者，右边是她的男伴。

　　大楼建成后争议很多，众多批评者认为盖里“漠视当地风土环境”，以破坏城市纹理罪将盖里评价为：“外星人建筑师”，“跳舞的房子”也成为抨击盖里最著名的例证之一。由于建筑所在位置的原建筑二战期间遭美军炸毁，盖里盖在上面的房子便被称作是美国继二战后在欧洲投下的第二颗炸弹。

　　其实盖里的许多建筑都在“跳舞”：德国柏林的DZ银行总部，美国洛杉矶的迪士尼音乐厅以及纽约的云杉街八号。1989年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弗兰克·盖里，在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获得的建筑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哈佛大学从事城市规划。在真正开始拥有建成作品之前，盖里的第一个项目是自己家的房子。这座在充满传统建筑材料的郊区鹤立鸡群的私人住宅在那时就已经展现了这位建筑师的壮志雄心——把违反物理学定律的失衡造型加诸建筑这个被普世价值认定为必须稳重的功能性物体上，用一些类似航天飞机外舱用钛金属的奇特建材，打造时空错乱的感觉。

　　这种来源于晚期后现代主义的建筑解构主义，因每一部分都无法批量生产而造价昂贵，并常常带来一些因为追求外形而必须承受的功能后果，例如外凸的窗户与弧面的外墙容易招致旋风、产生噪音，棱角特殊的室内空间无法容纳标准化家具等。这样的设计想要实现实在是面临不可调和的社会价值挑战，但弗兰克·盖里依然建成了数量惊人的作品，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犹太人天生的生意头脑：预算与工时控制、精确估算成本以及巧妙地调节政商干预。

　　盖里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的犹太家庭，17岁移民美国，与祖母一起用祖父五金店里的材料设计小城镇，也许可以算作他最早的建筑启蒙。父亲认定盖里是个不切实际的人，所幸“不切实际”所通常伴随而来的“一事无成”并没有发生在盖里身上，但“不切实际”四个字一语成谶，盖里作品中那疯狂的结构、断裂的几何图形、倒转的多角平面，翻遍建筑史也前无古人。

　　作为拯救者的建筑

　　“和完整的解决方案与最后结果呈现的模样比起来，我比较偏好速写的特质、假设实验性、混乱以及呈现正在进行中的状态。”盖里用一句话清楚地定位了自己的审美与价值观，许多人也附议他的手稿的确乱得像一团毛线。盖里的作品很少涉及社会意识形态，这方面体现了他的单纯，他对形式探索的极端执拗，也充满着理想主义者的一意孤行。照理说，这样的人很难在建筑这个因投入巨大而成品门槛极高的领域顺风顺水，盖里倍受诟病的早期职业生涯也印证了这个规律，但戏剧化的是，建筑史上最著名的“建筑拯救城市”事件却是盖里的杰作。

　　西班牙的小城毕尔巴鄂，在盖里与古根海姆到来之前平常得具备一切衬托惊心动魄反差的前提。当地政府在规划发展时，想出了一个听起来不太靠谱的方案：造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试图多少带来一些顺道客。巧的是，纽约的古根海姆艺术基金会正打算向欧洲扩张版图，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然而到此为止，这仍然像是一个鬻爵的衙门和钱多的土豪之间的合作，直到盖里的到来。

　　晚年的盖里参加了很多建筑以外的设计，比如路易威登的橱窗，蒂芙尼的珠宝首饰，艾烈希的茶壶，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鱼灯。谁也不知道盖里为什么这么钟爱鱼，他早先还在建筑里运用了很多渔网结构外墙，并借鉴了鱼的跃动作为他“会跳舞的房子”标志性的律动形态，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则干脆就是一条跃出水面的鱼的形状。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创建于1997年，总占地32，500平方公尺，馆内中庭高15公尺，串联起三层楼的展示艺廊。船型艺廊长达130公尺，宽80公尺，但不置一柱，显得前卫而宏伟。博物馆在盖里的作品中最与众不同的大概是对环境纳入的程度——大胆的线条设计将毕尔巴鄂重要的交通孔道也植入建筑的整体造型之中，并利用了河滨的地理，营造了建筑的亲水空间。这在盖里被揶揄为“地景强暴”式的设计里颇显亲和。但这种亲和，极有可能也是一种偶然。盖里曾对批评他做项目是“给钱就接”的人说道：“只要你让我做，我就会将我的直觉进行到底。”给钱就接，与将直觉进行到底，也许是盖里与世界平衡的方式，同时也是孕育“古根海姆效应”必不可缺的独门因素。

　　毕尔巴鄂原是天主教的圣地亚哥朝圣之路必经之地，在1990年以后已经因为工业的没落失去了未来。古根海姆博物馆竞标之初，另两个强大竞争者原本都有颇大胜券，一个是奥地利的蓝田公司，一个是日本的矶崎新。但最终似乎只有盖里表现出对毕尔巴鄂这座城市的意义，不可不说是种缘分。开幕之日，随着古根海姆基金会运送来庞大数量的典藏品，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一年内就吸引了数百万参观者，到第三年，造价九千多万美元的博物馆，创造了一亿美元的税收，机场、码头也都由这个文艺生活发动机催生了，一座建筑带来的死城重生，工业城市的文化复活，就这样由盖里与古根海姆一起缔造了。

　　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典范，盖里让人完全不想用努力、规划、必然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也不想鼓励后人向他学习与看齐。他的一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巧合，虽然一个成熟的建筑师不可能没有努力和规划。正如酷爱科技感又身为电脑盲一样，盖里更像是一个社会规则“边缘即高峰”的显性案例。他因打碎约定俗成引来骂名，也因打碎约定俗成招来崇拜。说到底，人们对正面领袖的需要，是随时可以从负面领袖处提取的。

　　盖里一直脱离在互动以外，他的不在意别人、不在意体系并不只在表面上，而是体现在骨子里的自我。他把一直屹立不倒的极简主义一分为二，只承认前期的是“风格”，而认为后期只剩妥协：“一些人在以这种风格来逃避经济衰退带来的困境。”然后继续做他“很贵的设计”，显得有些“不懂事”。

　　枭雄与英雄，在建筑界内也是一场微妙的薪火相传。盖里这样的人，对功能与公民关怀永远的二等对待，反倒釜底抽薪地成全了他极致的创意，而这种审美范畴的东西，在社会穷乱时是霍乱，在社会繁荣时却是唯一可以激励人们崛起于死水微澜的动能。而社会总要繁荣起来。

　　文 Gr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