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当代人只养当代人

　　有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养老问题？答案当然是没有。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不停地探索。香港，作为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直是积极的探索者。

　　最终，香港做出了一个不同于世界大多数地方的选择——在全港推行一个被称为“强积金”的制度。目前，全球实行这一制度的，除了香港，便只有新加坡和智利。

　　从2000年至今，这一制度实施已有十四年，而争论从未间断，演变也尚在进行。

　　末代港督的决定

　　在实施强积金制度前，香港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口有退休保障。这些退休保障安排包括公务员和学校教师的法定退休金和公积金，以及雇主自愿为雇员设立的退休计划。

　　普通人只有两个福利政策可以享受，一是综援（类似内地的低保，每月为1000港元），二是“生果金”（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实施的一项高龄补贴，也是每月1000港元左右）。这两者都需要一定的条件。

　　社保制度的缺失，让率先进入老龄社会的香港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自上世纪1960年代起，讨论始终未间断。其中争论最激烈一次在1994年。

　　1994年初，末代港督彭定康决定在香港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计划”。这个计划类似于大陆现在实行的养老金制度，在当时的香港被称为“老人退休金计划”（市民们简称“老人金”）。其核心理念是“现收现付”（即国际上流行的“as pay as go”）——市民们从1994年开始供款（供款由雇员、雇主和政府三者分摊），退休之后，每月即可领到一笔钱。而在当时就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则无需供款，每个月直接可领到3000港币。

　　对普通香港市民——尤其是已到或者接近退休年龄的老人——来说，这个政策吸引力颇大，响应者众。不过，在一些有识之士看来，这个政策却是危机重重。

　　“如果当时选择了‘老人金’制度，香港就等于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雷鼎鸣解释说，“现收现付”计划的特点是通过隔代抚养（这一代人抚养上一代）来实现养老，也就是向年轻的工作人口征税，以支付退休人士的生活费，“如果年轻人少，退休人士多，所征的税率便一定要高得惊人才可收支平衡。这将会让这个计划变得不可持续。”

　　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以下简称“香港强积金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香港65岁以上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但预计到2039年则会攀升至28%，主要是因为出生率低和预期寿命较长所致。雷鼎鸣曾经算过一笔账，到了2039年，每1.2名工作人口至少要养1名退休者。按照国际惯用的标准，退休人士要得到刚退休前工资的三成才算满足基本需要，“每1.2个工作人口要支付1个人30%的工资，那要多高的税率？答案是：工资的25%都要交税！而且不包括需要缴纳的其他税收。”

　　“以上计算，已经极为保守。”雷说，“如果港人的生育率如今天一样低，或者寿命比政府估计的更长一点，又或退休人士要求更高的福利，税率还不止此数。”他举例说，近年来法国养老金开始入不敷出，政府要把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到62岁，立时引发大量示威，“由此可见，现收现付制可轻易使社会掉入泥沼，不能自拔”。

　　学者的广告战

　　针对政府的“老人金计划”，1994年9月，身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雷鼎鸣与在香港的几位学者朋友，组织了78位学者签名反对“老人金”，并共同出资在香港的四家报纸和杂志上就此刊登广告。雷鼎鸣回忆，广告刊登之后，舆论急转直下，反对之声渐高。最终，彭定康收回了这一决策。港府转向背后的原因至今未明，但结果是香港的养老历史因此改写——随后，香港作出了一个不同于世界大多数地方的选择，在全港推行一个被称为“强积金”的制度。

　　具体做法为：雇主和雇员各自供款5%（供款下限为月入6500港币，上限为月入25000港元）。这些钱都在个人户头中，但集中交给第三方基金公司打理，由雇员向其交纳管理费。到退休年龄，雇员可以一次性支取自己的退休金及其收益。整个过程中，政府不掏钱，只起监管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政府并不缺钱，每年财政盈余几百亿，而且港府一直想方设法“派糖”。

　　2000年，强积金制度正式实施。香港强积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3月31日，强积金计划的总资产净值已达到3907亿港元。从2000年12月1日推出至2010年12月31日，在扣除各项费用后，年化回报率为5.5%，跑赢同期通胀率（每年0.7%）。

　　“强积金”能不能养老？

　　2004年，香港八十多个来自不同界別的民间团体组成了“争取全民退休保障联席”（以下简称“联席”），并于第二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全民养老金”方案。四年之后，他们又对方案进行了一些修订。

　　那是一个由政府、企业和雇员三方共同供款的方案。

　　其中，政府除了要继续为一直在实行的“综援”和“生果金”供款外，另外需一次性拨款500亿港元作为种子基金。而雇主和雇员，供款比例则各自减少一半（同时，他们建议对盈利超过1000万港元的企业，每年额外征收1.9%的利得税）。根据黄洪的算法，这方案可以持续运作50年，并且长远解决香港的养老难题。

　　但对强积金的批评和争议，在过去的十四年间，一直不断。

　　强积金最为人诟病的是管理费过高。在香港现有的四百六十多种基金中，强积金平均每年的管理费是资产的1.89%，高的甚至高达3.92%。而美国的退休基金，若是以债券为主，管理费可低至0.15%，股票为主的，也不过0.5%-0.6%。而香港的则几乎是美国的近30倍。

　　不过，相比管理费过高，其最本质的问题——能否养老，则争议更大。由于供款比例不高，一些从2000年供款至今退休的人，所能拿到的养老金根本不够养老。

　　香港大学教授梁祖彬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香港目前的月平均工资约为1万港元，这样雇主和雇员每月一共缴纳的强积金为1000港元，十年也不过12万。以十年回报率5.1%计算，今天连本金回报累积约为16万港元，“65岁开始领，香港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2岁。算下来平均每年能领到的也就是九千多港元，简直是杯水车薪。”

　　不过，对于这一算法，强积金制度的坚定支持者雷鼎鸣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强积金是一个补充制度，其功效需要累积至少三十年后才有效果。因为依据利滚利原则，在第二、三个十年后，新累积的钱会远比第一个十年多，“例如，按照以上例子作计算，就算假定薪金原地踏步，永不上升，缴纳二十年后，得到的款项约有42.1万元，四十年后则可得到156.1万元”。

　　据雷介绍，国际上惯用的对退休基本生活所需的惯用标准是每月工资的三成，“在上述例子中，交强积金20年后退休，若每月取回3000元，就算再无投资回报，共可支持140个月；若交40年后退休，共可领取520个月，由此可知，若参加强积金的时间够长，退休时得到基本保障并不困难。”

　　从“半自由”到“全自由”

　　除了留下这些多元化选择外，从2000年至今，香港强积金局也一直改进强积金制度。

　　事实上，香港强积金的各种问题，港府也非常清楚，在开始推行这一方案时，并没有一刀切。

　　在香港大学教了三十多年书的梁祖彬告诉记者，在实施强积金前，香港不少雇主已自愿为员工办理了一些退休计划。比如他所在的港大就是如此，教员供款5%，学校供款15%，比强积金高出10个百分点。由于条件比强积金优越，港府批准其可以继续施行。

　　两年前，梁祖彬办理了退休，一次性领到了近800万港元，而且不用计税。梁用这些钱投资了一所房子。

　　据梁透露，香港大学的退休计划同样是托付给第三方——东亚银行，员工不能选择，但其管理费比强积金要低得多。

　　每隔几个月，梁都会收到港大发给他的“账本”，上面列明其账户上有多少钱，新近的投资状况如何，以及建议的投资方向等。如果他需要调整投资方向，比如高风险的投资组合少放一些钱，低风险的投资组合多放一些钱，可以直接申报。

　　由于投资市场随时都在发生变化，选择什么时候拿回本钱，回报并不一样，有时退休时间相差不大，却由于市场行情不同导致拿到的一次性累积收益相差几十万港元。为了充分保障雇员利益，即便到了退休年龄，什么时候拿钱，港大也由退休者自己决定。

　　除了留下这些多元化选择外，从2000年至今，香港强积金局也一直在对强积金制度进行微调。

　　“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可以促进各家基金竞争，从而降低管理费。”雷鼎鸣解释。

　　据香港强积金管理局给记者的邮件回复，他们预计雇员自选安排正式实施后，转移的情况可能大幅上升，因此早在方案实施之前就已经建立了电子转移系统。下一步，为了继续促进各家基金的竞争，强积金局将推动“强积金全自由行”，即允许雇员每年一次把自己和雇主的累算权益——现有账户中所有的资产——从雇主所选的“打理者”转移给自己选择的“打理者”。

　　为了最终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强积金局正在探讨设立“中央资料库”的可行性。

　　（林一鸣荐自《精品阅读》）

　　文/陈新焱、周冯灿、冯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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